文扬：经济化的“文化崛起”——广东行随笔之一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即通常所说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很努力地“搭台”，企业也很专注地“唱戏”，两者形成了所谓“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这样一种积极进取的合作。经三十多年充分且强力的实践，这种模式已成为典型的“中国特色”之一。

在经济高度发达且正在转型升级的广东地区，这一模式又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用经济重塑文化、再造文化，以经济的力量带动文化的崛起。

有个很鲜活的事例。在深圳郊外的梧桐山，当地政府搭台打造了一个“非遗”项目艺术小镇，将一个普通村落经重新修缮，由企业开发，变身成中国各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一个集散地。

梧桐山脚下的“文化遗产集散地”

什么意思？就是源自其他地方的“非遗”项目，通过“异地传承”、“本地传人”等形式，变身成了深圳本地自己的文化品种，如山东潍坊的风筝、临清的肘捶武术、扬州的珐琅彩掐丝、湖南的湘绣等，再搭配上岭南当地的一些遗产，如著名的香云纱，客家娘酒等，统统你我不分高低不论地在这里落了户。

为什么要落户这里？因为这里是深圳，有区位优势，既有现成的投资人，又面向更大的市场，原本只属于传统文化的特色品种，在这里顺利进入了经济，成为了商品。

经济时代，人人都要市场，都希望出售商品，无论原本离经济多遥远，多么文化，多么精神，多么宗教，都守不住。为了经济，就连青海热贡的唐卡，也屈身来到这个湿热的南国小镇，甘心与泥人和杂耍为伴。

这就是经济的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从来不是经济文化。古人讲孔孟老庄和佛祖，从不讲盗跖；讲文武之道，从不讲商道财道；讲内圣外王，从不讲自私自利。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中华文化的精神取向从根本上与商业文化对立了起来。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是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东西，一定没有商业的味道。反之亦然，只要带一丁点商业气息，就不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

所以，在近三十年里崛起的各个经济中心，尤其是深圳这种平地起高楼的经济新区，无一不被认为是“文化沙漠”。因为这些地区多年来拼命发展经济犹恐不快，实在是没有时间精力提携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在本质上很拒绝经济甚至敌视经济的特殊文化。

然而，“文化沙漠”的帽子谁也不愿意戴，当经济发展大局已定，经济有了足够的自信和从容，也有了足够的魔力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能力再造整个社会，它就要回过头来关照一下文化这个长期被冷落、因为绝不肯主动巴结经济而身处边缘、又因为绝不肯自贬身价而愤世嫉俗的老宝贝了。

经济很乐意附身关照文化，在它眼里，万物皆生意，文化做好了也是大产业，它就不相信当今时代天底下还有谁会和钱过不去！于是，经济并不计较文化的冷傲的自负，它主动伸出橄榄枝，它满脸堆笑一身殷勤礼贤下士三顾茅庐，坐拥雄厚的资本，它要以它的意志重塑文化，再造文化，让曾经拒绝经济甚至敌视经济的文化成为服务经济、助力经济乃至融入经济的新型文化。

古代旧文化讲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为什么不提财字呢？现代新文化其实就是再加上一个财道，以财道重整文化，挟财道以令文化。从现代的观点看，古代中国人若早在秦汉或唐宋时代就懂得文武财三道并举，岂不早就纵横天下无往而不胜了？

新词当然不这么说，深圳的流行语叫做“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言外之意，没有经济，没有财富，旧文化就是死物，无论是汉服之文，还是南拳之武。

在广东珠三角地区，地方政府挟经济以重塑文化的壮举处处可见。

地处大鹏区的东山寺，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历经抗战和文革，原址早成废墟，几乎砖瓦不存。1992年该寺开始重建，历经二十余年的修缮和扩建，一座全新的东山寺已巍峨屹立。大雄宝殿是新的，观音堂是新的，四大天王也都是新的，但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当今的佛教文化，已经完成了其市场化转身，将自己融入到经济当中了。

修建中全新的东山寺 

而佛山的新城，则是经济化“文化崛起”的另一个版本。当地政府在“先造环境再造城”的新式观念引导之下，不仅提前打造了一个优美的园林环境，而且超前建成了一组庞大的文化设施，包括了书城、影城、文创中心、科技馆、档案馆和艺术村。当然，这是政府先于市场、先于文化提前搭好的“文化平台”，诚邀文化人和文化企业来这里实现经济化的“文化崛起”。虽说这听起来很不合乎传统，甚至有悖文化之本来，但文化似乎没有选择，面对这一群近百万平方米崭新的建筑设施，甚至还有事先就划分好了的“大众电影区”和“艺术电影馆”，文化如何抗拒？何以抗拒？

这似乎已不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选择问题。当今中国，经济早已成为当仁不让的主导力量，主动权在握，生死权在握，文化要想存活，就只能服从经济的意志。

正如近代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一次，广东又要引领全中国了，新的潮流就叫经济化的“文化崛起”，或者说，经济对文化的再造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