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下一站应转向非洲
早在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在非盟总部就中非关系演讲时提到：“中方将积极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加强同非洲的产业合作，促进纺织服务、轻工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挺进非洲，会成为下一个中国投资热点吗？
卢旺达总统会见林毅夫
6月4日至8日，由中非民间商会和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会上发表演讲。
林毅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很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会难以生存，需要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地区。中国中西部和东南亚剩余劳动力较少，工资水平和中国东部很接近，承接能力有限。当今世界唯有非洲能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转移，并在10-15年内保持工资不上涨。非洲有10亿人口，80%的劳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许多国家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1/10。将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非洲，是个双赢之举。未来的挑战一方面是人才储备不足；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竞相走向非洲，时机稍纵即逝。
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6月4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
以下为演讲全文：
以前也有不少中国企业走向非洲，具体可分为三种：一是去拿自然资源，因为中国缺少资源而非洲资源非常丰富；二是去做工程建设，因为非洲的基础设施非常短缺而中国的工程建设力量非常强大；三是去开拓市场，毕竟非洲有10亿人口。
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最重要领域可能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东南亚国家、中南美洲国家等相比，非洲是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最好一站，而且可能也是最后一站。
为什么有这个看法？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着手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不到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
从1979年开始，中国平均每年增长9.8%，连续三十五年。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远超当时人们的预期。如今，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是非洲国家的五倍左右，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整个对外贸易（出口+进口）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的一项最新测算显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就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国。按照世界上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共有6.8亿人摆脱贫困。如果扣掉中国的贡献，全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在增加。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人的福利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力的带动了世界发展。1998年东亚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一蹶不振，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够复苏。由于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中国经济维持了强劲的增长，东亚经济在危机发生两年以后就很快恢复。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又是一个例子。随着刺激政策的出台，中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触底回升，拉动其他国家出现复苏。
2012年十八大提出，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了实现前一目标，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只要增长6.8%就够了，比以前的9.8%低三个百分点。考虑到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只需要经济增速平均每年达到7.3%。
二、外因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最近大家听到很多“中国崩溃论”的说法。最主要的原因是，自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17个季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是由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诚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存在体制的落后性；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肯定也有体制的扭曲性。对此，大家并不否认。
但是，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外因造成的。在过去表现非常好的金砖四国中，印度、巴西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根据最新的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印度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10.3%，2011年6.6%，2012年4.7%，2013年4.4%；巴西2010年7.5%，2011年2.7%，2012年1.0%，2013年2.3%。相比之下，中国2010年10.4%，2011年9.3%，2012年7.8%，2013年7.7%，情况要好得多。亚洲一些高收入的经济体也经历了比中国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速下滑，韩国2010年6.3%，2011年3.7%，2012年2.0%，2013年2.8%。以上的数字表明，我们无法用内因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因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之后出现类似或幅度更大的下滑。
为了分析哪些因素导致多个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需要借助“三架马车”的分析框架：出口、投资、消费。出口方面，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欧元区，但自从2008年国际融经济危机以后，欧元区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2012年和2013年均处于负增长。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美国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0%和1.8%，也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已经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因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非常疲软，“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跑得慢了，上述的印度、巴西、韩国等国家也正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投资方面，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资。到了四、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些项目或是已经完工，或是即将建成。此时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必然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也跑得慢了。消费方面，中国国内消费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其他国家消费增长更慢。综上，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实际上是由国际外因造成的。
发达国家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复苏，必须采取有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但可能会导致短期失业率上升。基于这种考虑，结构性改革很难真正推行，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像日本一样出现持续十几、二十几年的经济萎靡。
三、扩大内需有助实现发展目标
在上述国际经济形势之下，中国经济显然不能再靠出口来拉动，而应该转向内需，也就是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到底应该更多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这在国内有不少的争议。
我们认为，拉动经济还是要靠投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建立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收入水平提高的先决条件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怎么样才能让劳改生产力水平提高？一方面要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或生产的附加价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市场的交易能够顺利进行，减少交易成本。不管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基础设施的完善，都必须是靠投资来完成。只有靠投资拉动经济，才会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如果仅仅是扩大消费而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那只能靠储蓄维持一段时间，等储蓄用完就只能靠借债，等到出现过度负债、需要还债的时候就是危机来临的时候。
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前提是有效的投资。所谓有效的投资，指的是这种投资应该要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有比较高的社会回报。这样的投资才能够真正拉动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经过三十几年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我们是不是还有好的投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首先有充足的产业升级空间。发达国家经济的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全世界最前沿，继续投资什么很难知道。中国可以在世界产业链、技术链之内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对容易，从而投资回报率相当高。其次，中国基础设施的欠账还非常多。过去我们投资的基础设施很多是城市之间的，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轨道交通、地上铁路，各种管网等都极端欠缺。再次，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的改善也要靠投资。最后，城市化率还不够高。现在城市化率只有53%，距离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好的投资机会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中国不仅投资空间大，可以投资的资源也非常多。首先，政府负债水平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其次，民间储蓄占GDP的比重大约在50%，是全世界最高水平。最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3.9万亿的外汇储备，足以用于进口投资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其他发展中国家跟中国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往往政府负债高，民间储蓄低，再加上外汇储备不足，因此即使有好的投资机会，也不能够真正进行投资。这方面是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之处。把这些有利条件用起来的话，中国经济应该可以长期维持较快的增长。
地方政府债务不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直接负债10.9万亿，担保债务7.9万亿，总共17.9万亿。其中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并不一定需要地方政府还。根据过去经验来看，大概15%需要地方政府来还。这样算起来，7.9万亿当中地方政府要还的是1.2万亿，加上自己真的必须还的10.9万亿，加起来是12.1万亿，所占GDP的比重是21%左右，这个比重并不高。此外，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跟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债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其他国家债务一般是外债、用于消费，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一般是内债、用于投资。消费之后，钱就没有了，而投资对应着资产，而且大部分资产是好资产。
地方融资平台的主要问题是短债长投。像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如果向世界银行借钱，期限可以长达30年、40年，而现在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期限只有一年、三年。原来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后来银行不借了，就变成向影子银行借钱，同样是短期的债务。向影子银行借钱的风险更大，因为影子银行的利息比银行贷款利息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通过长期债务融资来做长期投资。现在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债，这些法律规定必须改变。在法律还没改变之前，解决办法是与其让地方政府向影子银行借钱，还不如让他们向银行借钱，这样不仅利息负担比较轻，而且比较透明。另外可以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一些债。今天“两会”公布，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4000亿人民币的债，这个规模还可以提高。
综上，今年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7.5%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维持7%-8%的经济增速是可行的。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种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1977年的韩国。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此之后都维持了二十年8-9%之间的增长，中国也有希望做到这一点。加上人民币升值，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达到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对中国企业进非洲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走向非洲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走向非洲
前文讲过，中国企业进非洲有三种模式：拿资源、做工程、开发市场。这三种模式有不同的前景。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资源需求非常大，在非洲投资资源产业的市场前景可以看好。非洲大部分资源都已经被欧美控制，这是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中国作为后来者要进入的话基本上只能靠经济手段，矿山的价格当然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过去一、二十年是非洲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相当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造成价格上涨，给非洲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但是，出卖资源的钱进入到政府，在政府透明度不高、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受益于出卖资源的老百姓有限，拿资源这种模式会面临很多批评。
其次，非洲的基础设施很差，工程需求非常大。中国有句话是要致富、先修路，这对非洲也一样成立。做基础设施工程的企业在非洲非常稀缺，再加上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前景也很光明。
最后，非洲虽然人口多，但收入低，市场机会没有想象得那么大。非洲的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1.6%。消费能力的群体集中在城市，人数有限，城市以外的老百姓一般很穷，距离市场非常远，产品根本不能卖到那里去。
除了上述三种模式，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这种模式值得大力推进。中国国内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目前普遍是在400美元-500美元，而且可能还招不到工人。到2020年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时，工人的工资水平至少在1000-1500美元之间，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就会难以生存。为应对这种挑战，他们可以选择以下三种策略：走向“微笑曲线”两端，抓研发，做品牌；转向生产附加价值比较高的资本更密集的中间产品、机器设备或其他行业的产品；转向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发展。其中第三个选择是关键。如果没有加工做依托，就没有办法做好品牌和研发，也难于转向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中间产品、机器设备。
一提到转向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发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中部和西部。实际上这空间有限，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量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东部去了，中西部剩余劳动力非常少；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各地工资差异大幅减少。现在中部、西部和东部的工资差距只有30%左右。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工资上涨，中西部工资也在上涨。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往中西部转移的空间非常小。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海外，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从工业革命开始，纺织业、制鞋业等最早都出现在英国，随着英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些产业转移到美国、欧洲等地，二战以后转移到日本，六十年代时转移到亚洲小龙，八十年代时转移到中国。现在中国已经达到日本六十年代东亚四小龙八十年代的发展水平，我们现在也必然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环节转移到海外去。加工环节留在国内无疑会死在国内。
转移海外的目的地有多个选择，例如距离我们较近的东南亚。当地有很多华侨，语言容易相通。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东南亚人口少，越南总人口才是9000万，柬埔寨是1500万，老挝是600万。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这些东南亚国家稍加转移，就会导致他们的工资迅速上涨，速度比中国还快。比如2009年越南的工资大概是中国的1/4，现在已经达到一半，甚至2/3。可见，东南亚不具备完全承接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能力。再加上南海问题，以及美国在后面煽风点火，排华的情绪、民族矛盾的激化会不时出现。
非洲是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最佳选择，也可能是全世界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最后一站。非洲有10亿人口，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情形一样，80%劳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许多国家目前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1/10。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加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没有上涨，为我们赢得了很好的发展空间。当今世界唯有非洲能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并在10-15年内保持工资不上涨。如果非洲的工资水平都上涨了，全世界也找不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总是有需求的，必然会继续在非洲生产，不会再往其他地方转移。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走向非洲
非洲目前的基础设施条件、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政府效率确实还不够好，跟中国目前差很远，但比中国八十年代初要好。1984年我第一次从广东到深圳，三百公里开车走了十几个小时，单摆渡就要三次，因为当时没有桥。
如果非洲国家能够学习中国的经验，他们也能够发展起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秘密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书记、省长、市长亲自招商引资，为这些招来的企业排忧解难。基础设施差，可以设一个工业园；政府效率差，可以在工业园里实行一站式服务。招商引资的时候，书记、省长、市长会留下电话号码，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打电话。海关也是同样的情形，可以给这些企业绿色通道、允许他们优先通关。中国的做法就是在基础设施、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够好的情况下，对优先发展的产业，给予特殊待遇。按照世界银行的企业经营环境指标，中国即使到今天在全世界排名还是九十多位，但是优先发展产业的环境是好的，发展起来以后资源变多，再进行改善。
将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非洲，是个双赢的举措。对于非洲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出口，摆脱贫困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能找到一条出路，死在国内，与之相关的一亿人就业就会是个大问题。加工环节转移出去之后，总部可以留在国内，都是白领工人，工资水平高，而且关键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要从国内运去，给国内产业升级创造了空间。再加上其他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每年7.3%的增长就能够维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下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外，在未来几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政治格局也会有所变化，矛盾和冲突可能出现，非洲有54个国家，在联合国里有54票。如果中国不仅给他们发展的机会，而且给他们发展的思路，使他们发展起来，他们当然会支持我们，有利于我们的外交环境。
五、华坚案例：成就与挑战
2010年3月份，我到埃塞俄比亚首都见到他们时的总理，向他们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他们过去招商引资没有选对产业，不是越高精尖的产业越好，而是需要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他们的总理一听就明白了，2011年8月份到深圳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时候，就由领事馆找制鞋业招商。华坚公司的张总10月份到他们首都访问，当场决定投资，招了80多个工人送回国内培训。2012年1月份华坚在埃塞俄比亚的公司就投产，年底达到1800人，去年年底增加到3500人，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
这个故事改变了全世界对非洲的看法。在华坚之前，全世界没有人认为非洲可以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基地，把产品能卖到欧美市场去。华坚的故事不仅证明这是可行的，而且是盈利的，盈利空间非常大。比如在国内华坚工人工资占售价的比重是22%，在埃塞俄比亚只有1/10。埃塞俄比亚工人的生产力水平经过一年达到中国的70%，工资成本从22%降到3%，有19个百分点的利润。当然，埃塞俄比亚的物流成本较高，国内只占售价的2%，在埃塞增加到8%，增加了6%，但仍有13%的利润增加空间。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物流成本就会下去，利润就会上来。
国内招工很困难，在埃塞俄比亚招工则很容易。如果华坚在埃塞俄比亚要招100个工人，只要贴张小纸条，第二天就有两三千人来，有点像8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情形，当时农村出来的年轻劳动力要进入工厂很不容易，很多人要走后门才能进工厂。
现在需要国内派管理人才去非洲，以后可以在当地培养管理人员。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招了80多个工人到国内培训3个月，其中6个人在培训结束后继续留在国内，一年以后他们中文讲得很好，回去就变成管理人员，工资2000多元人民币。这在中国国内就是一般工人的工资，但在当地是高工资。多培养一些这样的人，成本就下降，利润还可以不断上涨。
以前买家不敢去非洲下单的原因一是不能保证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不能保证时间。我们知道，皮鞋、时装等在圣诞节前后的价格是天壤之别。如果不能按时交货的话，买家损失非常大。华坚的例子证明，在非洲这个地方，只要有好的企业，懂得管理，生产出来的质量是可靠的，而且交货是可预期的，再加上零关税的优惠，买家的订单会大量往非洲走，企业会扩张得非常快。
未来的挑战一方面是人才储备不足，国内对非洲的印象是陌生而且担心的，因此，不太敢去；但是其他国家也不断进驻非洲做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他们和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争夺同一国际市场，所以国内的企业一定要尽快抓住这个机遇。比如华坚成功了以后，埃塞俄比亚府去年建设了一个新的工业园，所盖的22间标准厂房，三个月不到土耳其、韩国、孟加拉等国的企业抢租一空，但中资企业只有一家。可见，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如果不走出去就会死在国内，走慢了也会死在国内。
希望这次研修班能够开个头，让更多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老板们抓住投资非洲的机遇。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企业，有利于我们的国家，也有利于人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