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日本极右势力正在透支中国吗

7月1日，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

确切说，仅就安倍内阁的这一次“政府解释”，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事件本身，都不算特别重大的举措。长期以来，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就一直处在宪法解释的边缘，围绕所谓“拥有但不能行使”的立场，曾有过多次不同的“政府解释”。虽然在50年代鸠山一郎内阁时期、60年代的佐藤荣作和70年代的田中角荣时期，其“政府解释”都重申因宪法限制而不允许行使，但多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平衡的需要，并非国际压力使然。同时，关于集体自卫权并不受修宪限制的舆论也渐趋转盛，在90年代末期当时的小泽内阁就曾表示“即使不修宪日本也拥有集体自卫权”。

7月1日，安倍晋三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离开会场。

所以，从历史沿革上看，安倍的这一步并未跨出太远，不过就是明确了宪法并不限制集体自卫权行使这一呼之欲出的解释，而新版的“行使三条件”，也不过是1954年出台的自卫权行使三条件的再版。

归根结底，安倍今天这一步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对日本“和平宪法”的加速摆脱和背弃。

众所周知，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上，修宪运动，或者就叫摆脱和平宪法的运动，其历史几乎与和平宪法的历史一样长。从初期的“宪法强加论”、“宪法无效论”，到后来的“社会变迁论”、“战后政治总决算”等论调，都曾为这个运动提供理论基础。

2000年日本在国会参众两院分别设置了“宪法调查会”，自此以后，修宪运动已成主流，护宪运动不再成气候。

然而，修宪虽然拥有各种不同的名义，披挂着各种颜色的外衣，却始终有一个最核心的阴魂，就是日本极右势力几十年坚持不懈所致力于的一个大目标：摆脱掉标志着日本失败的“和平宪法”、变相恢复标志着日本胜利的明治宪法。

对于日本极右势力来说，安倍这一次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当于“和平宪法”的进一步名存实亡，这也就标志着他们的事业又推进了一步，距离大目标又近了一步。二战结束后加在日本身上的各种束缚，已经一一挣脱，大日本帝国的昔日荣光，正重新焕发。

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志在重振大日本帝国雄风的极右势力，正在借助日本现实政治中的各种短期进程，一步步地接近其长远的大目标。百年后再回首，和平主义死亡，军国主义回归！

应该认识到，在当今日本社会，日本极右势力并不是主流，他们的终极目标并不能公开，他们的事业是一个隐秘日程（Hidden Agenda），因此，在推进其事业时，他们每一步都要顺势而为、借势而为，通过制造虚假的目标，迷惑和劫持民众和政府，利用现实政治中的进程采取曲线、变通的方式逐步地接近其最终目标。

以这一次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例。可以肯定，他们不会真的在乎帮助盟国出兵这件事，甚至还会对美国背后操纵和利用日本心生反感，所以，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个政治进程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所在。但是他们还是会大力推动这一进程，促成解禁的实现，就是因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短期目标，与他们的终极目标大方向一致。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极右势力迎来了社会大环境的总体改善，日本民众中的和平主义信念远不如过去坚定了，对于修宪已经没有了以往那种强烈的抵触心理。2001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之后，公开主张“将来应该修改宪法第9条”，并于任内促成了“特措法”和“有事三法案”等法案的通过。自此以后，日本的现实政治进程，越来越与极右势力的大目标合流。2005年，自民党提出修改宪法序言部分的主张，以国际贡献主义，继承日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尊重基本人权这个新的三原则，代替“和平宪法”中的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和尊重基本人权三原则，宪法的“去和平化”已成大势所趋。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和大趋势之下，又一个新的形势出现了：中国高速崛起，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巨大的变局被日本极右势力当作了天赐良机。如果说推动日本朝野向右转在过去还只是日本的“内力”单独发力，那么，近十几年来，借助中国崛起的现实和随之兴起的“中国威胁论”，已经是“内力”和“外力”共同发生作用了。可以说，日本极右势力深谙“借敌”之道，中国方面无论做了什么，都会被他们借过来当作“配合力量”，服务于他们的目的。

这就是日本近年来右倾化频频加速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人们看到，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加速扩军、大型舰艇下水、美日安保条约的强化，还是钓鱼岛“国有化”、解禁集体自卫权乃至修宪，这些内在地暗合日本极右势力长远目标的现实政治进程，无一不在应对中国威胁的名义下，得到了加速推进。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应该承认，日本极右势力在利用中国这一“敌人”方面，正在取得成功，借助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原本并无多大希望的目标，一个个轻松达到。

现在看来，不能指望日本极右势力放弃他们的长期战略，也不能指望日本社会停止向右转。中国也有自己的长远目标，不会因为日本的过度反应而放缓前进的步伐。

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说，认清日本极右势力对日本政治的成功操纵，以及在“借敌”方面对中国的透支利用，有利于准确判断形势，可以通过因势利导，在中日之间的“东—东冷战”中争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