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西方精英如何与中国对话？

今年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率庞大代表团出访，还与法方签订上百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几个月后，即6月13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访问法国，并就习主席访法与饶勒斯基金会举行“中国说了什么？法国听到了什么？”为主题的研讨会。

以我个人的观察，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国力日益上升的中国，如此重视一个正处于下滑状态、经济总量连中国三分之一都不到的法国，其含义是相当丰富的。除了显示对法国的重视、尊重和认可以及展示中国对老朋友、老情谊珍惜的外交传统、凸现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借法国之行传递如下信息：

3月26日，巴黎，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

第一，中国不是世界更不会是法国的威胁，也不会损害法国的利益。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五十周年大会上所做的宣示：中国这只狮子已醒，但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第二，借纪念两国建交，提醒法方，中法关系的基础是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外交。这就是经典的戴高乐主义内涵。正如戴高乐将军在决定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时，说过这样的话：这不是为了阿尔及利亚而是为了法国。事实上，中法建交以后，双方从来没有因为经贸问题发生导致双边关系倒退的冲突，相反，一旦法方违背戴高乐主义，触犯双方建交时的基础原则，双边关系必然顿生狂澜。

第三，从现实角度看，要安抚法国，稳定中法关系。现在美国全力转向亚太，中国在东海和日本、南海和越南以及菲律宾的矛盾日益突出。此时的中国显然不想再和欧洲各强国发生冲突。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美国虽然是法国的盟国，但同样也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够伤害法国、敢于对法国动手的国家。比如，美国最近对BNP银行罚款一百亿美元、威胁取消在美国的经营权就是一例。

第四，从未来看，不到十年，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很快成为真正的、全面的世界第一强国。中国要探索成为全球第一大国时如何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发挥自己的责任和作用，而一向喜欢挑战大国的法国，则要考虑如何与未来新的世界第一大国相处和继续维持住这种特殊关系。

当然，还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中、法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双方的合作是战略性的，而不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当年建交是为了打破美国和苏联对世界的掌控，2003年和俄罗斯、德国一起建立反战同盟，是避免一个单极化世界的出现。

然而，从此次研讨会来看，一些法方人士似乎并没有领悟中方发出的这些信息。

按说，法方出席研讨会的人士是能够代表中法关系和中欧关系研究水平的。除了饶勒斯基金会主要人物外，也有法国议员、欧盟议员、执政党国际关系的负责人、中欧关系的专家、法国外交部的智库、巴黎市政府的亚太事务负责人等。但全场下来，他们聚焦的竟然是如下议题：

一是中法之间存在的贸易纠纷。比如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进入限制、国际规则遵守诸如此类在任何国家之间都可能存在的极其普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都在法国自身存在着。比如法国最近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颁布新规定，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否拥有欧盟身份，在对能源、交通、水务、健康、电信等核心领域的法国企业进行并购时，必须经过法国经济部的批准。后者将对外国公司的并购要约进行详细审查，涉及内容包括方案本身的可持续性、潜在的各种影响以及是否有损国家利益等。

如果从这个角度和中国进行对话，显然是法国的自我矮化。从中也可明白何以西方冷战后战略上总是打错牌。

虽然具体贸易问题格局很小，但毕竟还事涉法方利益，也和中国有关，但接下来法方提出的乌克兰问题则令人难解乃至不平了。

应该说，乌克兰问题是欧盟和俄罗斯的矛盾，与中国无关。就如同中日矛盾和法国、欧盟无关一样。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盟，都不能要求对方在自己的问题上选边。然而，与会的这些法方代表们，不仅要求中国参与斡旋，还发出这样的质疑之声：中国一方面和欧盟友好，一方面又和俄罗斯友好，中国是如何考虑这种矛盾的？

令人倍感不平的是，就在几天前纪念诺曼底登陆七十周年之际，法国做为东道主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政策，邀请普京访问，而且总统奥朗德在发言时还感谢了和诺曼底登陆毫无干系的苏联，“感谢红军在二战时的巨大贡献”。甚至法国也拒绝中止与俄罗斯签订的军舰采购协议——其中一艘的名字就是以被俄罗斯收回的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命名的！不仅如此，同样是西方一员的日本，仍然积极和俄罗斯接触，其对普京总统的邀请依然没有取消。

法国作为欧盟的重要一员，连这样的利益都不愿意牺牲，有什么资格要求一个与冲突无关的第三方中国？法国对同为西方成员的日本不置一词，何以对既非欧盟也非西方一分子的中国质疑？

所以在辩论环节我不客气的说道：“欧盟和俄罗斯的矛盾与中国无关，至于双方都需要中国的帮助，都对中国示好，中国自然没有必要去拒绝任何一方的好意”。

其实道理和逻辑西方并非不明白，只是它们既想压服俄罗斯——而且还要借中国的手，另一方面极力避免中国从他们之间的冲突中获利。其霸道与蛮横可见一斑。

后来在谈到气候变化的时候，我再次借题反击：“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除了资金和技术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气候变化与大国战略利益的冲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签订天然气协议，可以减少中国的碳排放，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俄罗斯和欧盟讨价还价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如何选择？是选择气候保护还是与俄罗斯对抗？”法方闻之颇为尴尬，无言以对。

话说回来，中国还是非常关注乌克兰危机的，特别是这场危机是否会长期持续。会后我问过多位法方的人士：“为什么欧盟不能和俄罗斯妥协？只要双方妥协了，乌克兰危机也就自然解决，否则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的回答一概是：不能妥协，不能接受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再说，法国也说了不算，要欧盟所有国家都同意。即使欧盟都同意了，还要看美国立场。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也就放心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会继续延长。

法国经济持续低迷，民众抗议不断

最后一个法方关注的问题居然又是价值观。一个是质疑《人民日报》6月9日批评西方民主的文章《警惕西方民主陷阱》。二是自鸣得意地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西方这种民主道路。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从泰国和乌克兰谈起，其观点“不顾基本国情和文化差异，照搬西式民主大多水土不服，有时甚至是一种破坏力量”，十分的实事求是和客观。总结的教训也不过是“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并没有否定民主。如果要说对西方有什么批判的话，只有这样一句：“在美国和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其实就没有客观标准。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接受其摆布的，那就是民主；反之，则是不民主。从西亚到北非，在很多情况下，所谓民主价值观，已经成为某些国家霸权和新干涉主义的一个大棒。”

这个批评不过是说出一个事实而已，没有任何夸张和歪曲。难道西方就是这样对待客观不同意见的？

至于他们的自鸣得意，我倒还真是无法理解。一场经济危机已经令他们这一套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还有近在眼前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严冬、泰国政变以及乌克兰国家被肢解的惨痛教训，何以法国诸公就依然有如此盲目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也就在这场研究会举行之际，美国用武力在伊拉克建立的民主正岌岌可危——极端伊斯兰派一路势如破竹向首都巴格达挺进。而就在几天前，阿富汗这位当了十三年民选总统的卡尔扎伊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

显然，被强迫民主、历经民主苦难终于觉醒的卡尔扎伊的感慨，是西方这些落后于时代的先生们所听不进去的。

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只能讲讲国家利益，于是我在发言中特意提醒他们，中法建交是超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是国家利益置上的现实主义原则。今天部分法国媒体和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早已经忘记甚至背离了戴高乐将军的战略原则。

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回应我这个发言，尽管从他们不悦的脸色上可以看出还是指向了他们的痛处。

其实，出于两国关系的大局，我还想说的一句话是：希望法国各界都能够重返戴高乐将军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路线，同时依托建交历史红利，抓住当前的机遇，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利用双边关系的特殊性，以历史红利抢先分享中国崛起的未来红利。

只是面对这样一群精英，我还是选择放弃了。如果说一场经济危机和这么多正在上演的民主悲剧还不能唤醒他们，你说，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觉醒的？

类似的研讨会近几年也参加过不少，最大的收获自然是切身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真实态度——这绝不是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类的华丽辞藻所能掩盖的。尤其是他们的傲慢、自负与蛮横印象极为深刻——法国已经大不如前，其精英的认识尚且如此，可以理解美国为何一方面全球内外非法监听，一方面还敢自以为是地指责他国。这既有历史的惯性，也有今天中国崛起没有彻底完成的因素。不过就让他们停留在历史的惯性中自我陶醉吧，或许这已是趋于没落的西方唯一的安慰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