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有了皮克提，我们仍需要马克思

托马斯·皮克提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最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认为“继承”形式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可怕的”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扩大，主张以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作为遏制此趋势的唯一途径。通过翔实的文献和无可辩驳的细节事实，他描述了过去两个世纪中，财富与收入两者间的差距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演变的，其中特别侧重强调了财富的作用。他摧毁了人们关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普遍观念：后者是传播财富和保卫个人自由的坚强壁垒。皮克提向我们展示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没有受到任何重大再分配干预措施的影响时，是如何产生反民主寡头的。此举在《华尔街日报》所引发的震荡，简直是在自由主义者心头火上浇油。

这本书往往被视作卡尔·马克思那本19世纪同名著作在21世纪的替代物。皮克提实际上否认这是他的意图，也只是因为其根本不是一本关于资本的著作。它并没有告诉我们08年金融崩盘的原因，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花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摆脱长期失业和丧失房产抵押赎回权的双重负担。它不会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相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为何如此迟缓；也无助于理解欧洲为何受经济停滞和紧缩政策之困。皮克提在统计学上展示了（我们应当对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表示感激），资本往往在其整个历史中不断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趋势。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早已不是新闻。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里就已得出了同样的理论性结论。皮克提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并不奇怪：右翼媒体将他称作掩藏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样的指责，皮克提称自己并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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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提列举了很多数据来支持他的论点。他关于收入和财富之间差异的解释是有益且具有说服力的。同时，他还热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将遗产税、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等措施作为可行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行）应对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的解毒剂。

但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的不平等趋势为什么会出现？从他的数据中（同时也掺进了一些跟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相关的优雅的文学典故），皮克提获得了据以解释此情况的数学法则：财富日益积累并构成那著名的1％（这个词得以流行，还得感谢“占领”运动），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的回报率（r）始终超过收入的增长率（g）。皮克提说，这是且总是资本的“核心矛盾”。

但这种统计规律几乎不构成充分的解释，更别说成为一个法则了。那么是什么力量产生并维持了这样一个矛盾呢？皮克提并没有说。法则归根到底就是法则。如果让马克思来说，他显然会将这种数学法则的存在，归因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失衡。这种解释依然具有生命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力占国民收入比例接连下降，原因是资本动员技术、失业、外包和反劳方政策（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来压制所有反资方势力，导致劳方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衰退。艾伦·巴德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经济顾问，他在非正式场合承认，80年代的反通胀政策已被证明为“提高失业率好办法，同时失业率的提升也是减弱工人阶级力量的极为理想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这种谋划就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中重建劳动力后备军、便于资本家攫取高额利润的手段。1970年，普通工人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大约有30倍，现在则远远高出300倍，而在麦当劳达到了约1200倍。

但就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皮克提甚至在从未看过的情况下，满不在乎地无视了它），马克思指出资本倾向于压低工资，这会使商品销售市场在某一时刻出现萎缩。亨利·福特也早就承认了这种两难局面，并通过对雇佣工人实行日薪5美元的8小时工作日制度，按照他的说法，来刺激消费需求。许多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30年代出现大萧条的基础。这在二战后启发了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的不平等（虽说财富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多少），并带动了需求的强劲增长。但这种解决方案依赖于对劳方权力的相对强化，并借助累进税制提供的资金，支持“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皮克提的术语）的建设。“总的来看，”皮克提写道，“1932年~1980年这近半个世纪内，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为81％。”而这并没有抑制经济增长（作为皮克提驳斥右翼信条的另一项证据）。

到60年代末，许多资本家都清楚意识到需要对劳方权力过大做出应对措施。因此，他们把凯恩斯从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的万神殿中踢出去，切换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供应理论，发起改革运动稳定税收（如果不是减少的话），解构“社会国家”，约束劳动力的权力。1980年后最高税率降低了，美国对资本收益——超级富豪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更低水平的税，令位居最上层的1％的财富流动率异常低下。皮克提证明，这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利益在社会阶层中自上而下传递的“涓滴效应”（这是右翼所挚爱的另一个理念）就此失灵。这一切均不是由任何数学法则决定的，它都关涉政治问题。

事情转了一大圈，更迫切的问题出现了：需求在哪里？皮克提有系统地忽略了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信贷巨额扩张——包括对进入次贷市场的抵押贷款融资延期——给出了答案，但这是糊弄人的。由此产生的资产泡沫注定要破灭，2007~2008年雷曼兄弟与信贷系统的最终下场我们已经看到了。然而，2009年后利润率迅速回升，私人财富进一步集中，同时其他任何事、任何人却都表现糟糕。美国企业的利润率达到新高，可他们拒绝花费自身持有的大笔现金，理由是市场不甚可靠。

皮克提制定的数学法则，更多地掩盖而非揭示了阶级政治。如同沃伦·巴菲特所指出的：“这里无疑有阶级斗争，它是由我所属的阶级——富人——所制造的，我们也正在取得胜利。”衡量他们胜利的一项关键指标是，位居顶层的1%所据有的财富、获取的收入，与其他人相比优势不断扩大。

然而，在皮克提的论点中还存在一个核心难题，那就是对于资本的错误定义。资本是一个有继发展的过程，而非单纯的物。它包括了频繁进行的“钱生钱”的流通过程，而不仅仅是对劳动力的直接剥削。皮克提将资本定义为私人、企业和政府所持有的全部存量资产——可以进行市场交易而不必顾及是否正在被使用。这还包括土地、房产和知识产权，以及我的艺术和珠宝收藏品。如何确定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一个还未达成共识的技术难题。为计算出一个有意义的回报率r，我们必须有某种对初始资本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不幸的是，评估资本价值无法脱离生成资本所需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也无法独立于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这是皮克提思考的基础）就建基于这样一个同义反复。资本的回报率关键取决于增长速度，因为资本的价值是由其产生的方式，而非投入所决定的。它的价值深受投机条件的影响，还可能被著名的“非理性繁荣”严重扭曲。格林斯潘发现后者是股票和住房市场的特征。如果我们将住房和房地产业——更不用说对冲基金巨头的艺术收藏品的价值——从资本的定义中减掉（将它们包括进来的基本原理是相当薄弱的），那么皮克提有关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就将一败涂地，尽管他所描述的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状况仍将保持不变。

货币、土地、房地产和未被有效使用的厂房与设备都不是资本。如果正在使用的资本的回报率较高，那是因为部分资本退出流通领域，实际上“罢工”了。人们限制向新投资项目提供资本（我们现在正看到的现象），确保流通中资本的高回报率。人为制造稀缺性并不只是石油公司用以确保其高回报率的专利：它是一切资本在有利之机都会做出的行动。这就是支撑资本（不管如何定义、衡量）的回报率总是超过收入增长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资本要确保其再生产，而丝毫不顾引发的后果会令我们其余人多么不安。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皮克提的一大套数据中，很多内容都富有价值，但他对于不平等和寡头倾向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他为扭转不平等现状而提出的建议，即使不算乌托邦，也是很天真的。他当然也没有提供资本在21世纪的运作模型。为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或当代与他同等级的思想家。

原题：Afterthoughts on Piketty’s Capital，郭鹭/译，四月网马秀英、观察者网岑少宇/校，译文初校稿曾发表于四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