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解剖学系列”之十一：发达与不发达的分界线

【大权力被侵吞，平民百姓是无所感觉的，那是史料上的一笔，普通人时时处处切身体验的恰恰是微权力，一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很大一部分来自微权力被私利侵蚀的程度。看一个国家发达与否，只看国库里有没有银子，那是还不明白“发达”的真实含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一条界线，就是对权力的控制能否直达细枝末节。】

五月我去了一次天坛公园，这次去与很多年前的感觉大不相同。为了让北京市民购买的公园年票降至绿地过路证的水平，各种围栏、围墙、检票口把京城曾经最平坦、最让人一览无余的园子分隔得零零碎碎。

我记忆中的天坛不复存在。拿着并非免费的公园年票，不要说进祈年殿，就是接近的权利都没有，远远地就被拦在外面，只能遥望穹顶。问一位穿着制服、把守其中一处另收费景点的公园工作人员：年票能看什么？他回答得干脆：基本什么也不能看。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去地坛公园，园子不大，却也圈了另收费的园中园，令市民买的年票只能在树与花草间走一走，古迹是不给看的。如果说天坛还有名声在外、游客太多的借口，地坛又是为了什么呢？保护文物？以谁的名义？

记忆中的天坛不复存在

出于保护文物将古迹圈起来收费并不为过，门票、年票的目的不就在此吗？但买了门票、年票，进去等于只是绿地过路费，看古迹还要另收钱，那就是滥用权力。城市绿地本来就应该免费向市民开放，像天坛、地坛这类把园内古迹一个个再围起来另收门票的公园，花园根本就没有理由再收费。法国凡尔赛宫、卢森堡宫等各类名胜，凡国家管理的都只有室内收门票，花园是供市民免费游览的。

两百多元钱的公园年票对平民百姓来说并不是免费的，普通市民购买的目的也不都为就近锻练身体，而是想看看那些先人留下的遗迹。既然住在这座城市，又交纳了优惠年票的费用，为什么连站在天坛祈年殿前（并不要求进入殿内）或摸一下地坛祭坛石栏杆的权利都没有？更何况在这拜金、消费、洋风肆虐的年代，若不是热爱这些文化古迹、只为了能更经常地走近它们、欣赏它们，有多少人愿意每年花钱购公园年票？还有什么比这些历经岁月、饱含历史、浸着先人汗水和眼泪的遗迹更好的爱国教育素材？

有一天我进景山公园，看见关公庙封着不让参观，心里便想当局为什么这么傻，在这享乐至上、数典忘祖、人心背离的时代，唯这些古迹逃过岁月和灾难，躲过时髦和遗忘，不为背弃者所移变，默默承载着我们文明的灵魂。还有什么比这些幽灵般守护着我们文明的古迹更现成、更直接的文化教育素材？它们咬着牙一路坚守到现在，难道就为了有人以保护它们的名义封起来不让人看或圈起来谋利？

中国社会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让小人物的私欲侵蚀权力那些微小的、看去只是细节的角落。国人时常生在福中不知福，觉得哪儿都比自己国家好，就在于无处不在的微权力被转移、被滥用。以京城公园园中园的圈划和收费来说，国家法律法规显然没有细到直触这些微小权力，国家行政管理能力发达的国家与不发达的国家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彻底杜绝替国家管理园子的人有一丝权力以园吃园，而后者则难以阻止或时常放任这些代为管理的人据园为己用。为己用不光表现在以园吃园（一旦打开以园吃园的口子，蛀虫就会越来越多），还表现在占公为私、为所欲为。

我在南京参观中山植物园，下午四点，盆景园的管理者（一个看园的乡下女人）就要锁门回家。见我质疑她此时关园的权利，才勉强让我进园转一圈，自己则拎着钥匙在园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我进到里面，发现园子破败得很，角角落落都疏于打理，一望而知园子已被一群只把它当一口饭来吃的蛀虫占据，而让正常人很容易就变为蛀虫的原因是微小权力的散落。站在园门前不耐烦地等着尽早关门回家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很可能只是个打杂的临时工，派给她看园锁门的工作，她便占公为私，不光把园内小屋据为己有（里面乱七八糟堆放着私人物品），还尽可能方便自己早早地关门拒客。这样一个小人物为什么突然权力如此之大，可以阻止很多远道而来的人参观著名的中山植物园的一个景点？究其根源，就是权力的细枝末梢落点太低，任其下落的理由是以为这些微小权力无碍于世。其实微权力落于谁手，在广泛的范围内决定了一国之面貌，高超的管理水平其要点就是将职能行使者与微权力隔绝，因为微权力落点越低，国之面貌越差，致使一国国民时时处处感觉不幸福的致命因素，就是他无处不遇的微权力被私利盘据。

我临离开上海时，想把公交卡退掉取回余额和押金。购卡那天曾问过地铁站售卡人离沪时能不能退卡，答很方便到处都可以退。再细问，对方满嘴肯定此票口就能退。将此话当真的我，走前便到所购窗口退卡，被冷冷地告知这个地铁站口没有退卡处，必须到特定站口退。遇到这样的暗中设绊，估计那些凡事马马虎虎的人、那些自以为不在乎小钱的人、那些不认“理”只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或者那些行程匆匆没有时间的人，都会放弃索回余额和押金的权利。滴水成川，想必无以数计的放弃，汇成一笔不小的金额，对公交公司来说无异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劳而获。可我偏偏是个认理的人，是个为了理不在乎实际得失的人，我倒要看看退卡有多难。我奔向所指地铁站口，距离不近，找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在这个入口，在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入口。这是个大的地铁交汇处，有很多进出口，不过没关系，不就是考验我的耐心和耐力吗？由于两个入口不通，我便绕回地面再找过去，总算进入了指定地铁入口，直奔售票处，以为这回“障碍赛”结束。不，还不是终点，售票员摇头：不在这里办，在那头那个售票点。哪头？是远远的那个？点头。于是撤出这个队，再走十几米，加入新的队。轮到我，递卡过去，里面工作人员将卡在一个仪器上划了一下，又告知：你卡上剩余的钱超出押金的一个规定百分比（具体数字我忘了），所以你一定要退，卡上余额的百分之五要被扣掉，问还想退吗？

这么设置的目的一目了然，不让办卡者方便地退卡取走余额和押金。试想想，有多少人能跑完这人为制造的“障碍赛”？再想想，国家会设置这样的“障碍赛跑”吗？当然不会，国家为公交投入不菲，就是为了民众出行方便、少花钱。那么是谁暗暗地设下这些槛？是一群看去没有权的普通人，是他们盘踞了权力那被疏忽的细枝末梢。

大权力被侵吞平民百姓是无所感觉的，那是史料上的一笔，普通人时时处处切身体验的恰恰是微权力，一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很大一部分来自微权力被私利侵蚀的程度。因为微权力是国家法律法规难以渗透的角落，看一个国家发达与否，只看国库里有没有银子，那是还不明白“发达”的真实含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一条界线，就是对权力的控制能否直达细枝末节。测试一国政府治理国家的水平，真正能测出高低的，不在大政方针的制定，而在对微权力的控制严密到什么程度，这颗星球上的那些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对微权力掌控到不让小人物有一丝空子可钻的国家，这是它们与剩下的世界的鸿沟。读到这里，你大概就能悟到为什么西方要把“自由”成天挂在嘴上，因为在那里微权力的犄角旮旯都被隔绝封锁，越往下自由的通道越少。

记得北京刚有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时，涉及店员的一则管理条例引发公众议论。那时国人吃一回快餐鸡还不是易事，店里却明确而严格地规定，当天未售完的鸡一律倒掉，店员不得私分带回家（卖剩的食物由店员支配在中国是多么正常的事，老板甚至以此笼络手下）。当时就有人说宁肯扔掉不让店员分享太不人道，恐怕至今还有人不理解老板为何如此无情。我后来到了法国才发现，那里的饭店、超市也一样行事，剩下没卖完或快到期的食品，店员一件不能拿走，全部必须扔进垃圾堆。这么做与其说是避免店员缺斤少两或把剩物卖给顾客，不如说是为了杜绝任何以店吃店的可能性，因为一旦允许以店吃店（以园吃园），哪怕仅仅是开一个小口子，将员工变蛀虫的温床就搭建起来了。

以我走过的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为例，凡正式雇了一群员工的博物馆，服务反而差，鲁迅纪念馆和老舍纪念馆就是正反两面镜子。前者形同一个国家小机关，有一个大院和办公楼，养了从大门警卫到正式职工再到打扫卫生的临时工等一大堆人，但为图省事（当然是以保护文物的名义）将鲁迅故居的门窗紧闭，只让参观者隔着玻璃窗往里瞅一瞅，而里面灰尘累累（北京茅盾故居的情形也类似）。在尽可能不予参观者以方便的同时，看守者们却据公为私，占故居一隅自住，烧茶倒水、打牌聊天，俨然故居主人；而后者则只有一个看门人和几个志愿者，老舍故居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参观，整个小院整洁有秩。

由此看，那些在馆内有长期饭票的员工，本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职能转换成微权力，为自己谋利或让自己省心省力。不管有多么高调的道德口号，人的第一本能就是怎么做到以馆吃馆（以园吃园、以店吃店），为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倒是没有正式雇员、只有一些志愿者在工作的小博物馆，服务得可心，那里没有见到参观者便挂着的脸（他心理上已然假公作私，最好你们少来），没有为自己谋利而明设暗置的各种槛，没有只想关门下班尽早赶人的急促。志愿者没有以馆吃馆的需要，也就没有将职能转换成微权力的本能。我在北京郭守敬博物馆遇到的中学生志愿者、在南京朝天宫博物馆碰到的大学生志愿者，都给我留下好印象。其实这非关个人品质，同样的人一到前者的染缸里，百分百要被染黑，其中真正的界线，就是志愿者为一群没有以馆吃馆目的的人。当没有这个目的或这个目的被断然阻绝时，职能就最大限度地得以完成，不会被转移成微权力而逆向行事。

京城公共园林内以园吃园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各行各业的通病，一旦允许个人所得与公共职能直接挂钩，几乎每个人都会把职能演变成微权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权力，却因为被个体私利盘踞，而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处处是槛、步步为营，缺少通畅的良性循环。这是微权力随处散落、落地生根的结果，散落的范围越大越被私利截获，整个国家形成宽容、放纵蛀虫们的恶性循环，且难以逆转，因为微权力落点越低，越会导致社会逆向淘汰、良不抵莠。

如果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杜绝腐败，那么一个发达了的社会可以杜绝的是对微权力的集体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