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布鲁克斯：西方民主制该如何回应挑战

苏联解体后，民主迎来了自满的时代。在失去了能与其分庭抗礼的对手后，全世界的民主政府都开始腐坏。在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已暴露出分化、停滞、失效等重重危机；仍相信政府能做正确决策的美国人，只有可怜的26%。在欧洲，民选官员与选民的隔阂越来越深：他们既未妥善处理欧元危机，又使大规模失业问题雪上加霜。

美国暴露出分化、停止、失效等重重民主危机

以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标准来看，在过去八年中，世界各处一度高涨的自由大潮逐渐退却。南非等新兴民主国家开始腐化；被贝塔斯曼基金会划归“缺陷民主”（有选举舞弊等乱象）的国家数量已上升至52个。约翰•米可斯维特（《经济学人》总编）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经济学人》编辑）在合著的《第四次革命》中写道：“到目前为止，21世纪是西方模式腐烂的世纪。”

过去几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将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一般而言，民主国家难以进行长远规划。选民只想让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自己却不肯为此埋单。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获得立法否决权，民主体制内部的制衡机制有滑向瘫痪的危险。

西方世界处处弥漫着对政府厌恶不满的情绪。政府自我调节的速度，远低于社会、经济变化的速度。以英国为例，从1999年到2013年，私营服务行业的生产力提高了14%；而从1999年到2010年，政府部门的效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

这些趋势已引起广泛关注，吸引许多政策期刊加入到这场关于“民主是否处于长期衰落中”的大争论中来。

走下坡路的民主体制迎来了一个走上坡路的魅力型对手：监护型国家。米可斯维特和伍尔德里奇在书中很精准地勾勒出亚洲专制政府的轮廓，这些主导现代化进程的政府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先进；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较西方模式更保守。

在新加坡和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将最优秀的学生收编进公务员队伍。这些技术官僚精英们在经济生活规划中扮演了更重大的角色。社会保障网收缩得更小，救济标准更严格。新加坡老人们的养老金九成来自早年的积蓄。政府鼓励实干，人们需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相比西方民主国家，这些监护型国家有他们的劣势：腐败。这些国家自上而下的体制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腐败比中央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们也有相对优势：它们擅于长远规划，限制民主反馈，也不会受到邻避运动的干扰，所以效率能够得到保证。

更重要的是，它们比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更善于创新。你要办公立学校，应该采用韩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如果你要建立养老金体系，是参考新加坡还是参考美国？米可斯维特和伍尔德里奇写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显而易见，它们暴露出西方的短处。”

那么，西方民主制应该如何回应挑战呢？西方最缺的不是新愿景，单靠国家转换角色也不能为民主重新注入活力。

民主要应对挑战，就要用李光耀的方式达成杰斐逊的目标——地方上要更民主，国家层面上就得更不民主。站在整个合众国的高度，美国的政治民主已发展得高度神经质。政治家无时无刻不在应付选战，很难考虑到比下一次选举更远的事。立法者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可能触犯到这个那个游说团体、活动势力、金主的利益。个别团体在初选中有着不成比例的权力，完全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便捷的途径是靠辛普森·鲍尔斯那样的精英委员会，来推动民粹主义改革。

变革必将是一个精英主义过程。将社会上一小部分优秀者集合起来，两党共同改革——移民政策、社会福利、社会流动性等，在体制内部取得一致后强行推行下去。但本质终究是精英主义的。民主相比专制的优势在于，信息和社会变革自下而上的流动遭遇的阻力较小。对地方了解更多的人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监护型国家的优势在于顶层的行动速度，民主的优势则在于基层反应速度。很明显，精英委员会应该扩大这个优势：对地方慈善机构多加控制；政府特许学校里要增进教育多样性；公共医疗服务要引入市场机制，让消费者获得赋权。

民主一直都是乱糟糟的，因为比其他体制更灵活，民主才得从乱中走向兴盛。1787年时，民主勇士们善于求新、勇于求变，今天他们还能做到吗？

（本文原载《纽约时报》网站2014年5月19日，原标题：The Big Debate；观察者网杨晗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