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海：从反华暴动看越南日企

“暴走族”一般狂躁的越南暴徒

到今天为止，持续蔓延的越南反华暴力活动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中越围绕南海石油钻井平台的对峙也依然在持续。在此次抗议活动中，同样在越南拥有大量投资和一定经济利益的日本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波及。

根据日本企业投资设厂最为密集的越南南方城市胡志明市所在的“胡志明市日本工商协会”统计，该协会所属的703家日本独资和合资企业当中，有大约10余家受到越南暴徒的攻击。据位于越南平阳省内受害日本企业的日方工作人员称，他们的工厂遭到200名越南暴徒的袭击，这些暴徒骑着摩托车涌入厂区，肆意破坏厂房的门窗和空调外挂机，造成惨重损失。而60多家日本知名企业进驻的、越南最早的外资企业园区平阳省越南-新加坡园区中的日本企业也遭到了暴徒的冲击。日本最大的电池生产企业GS-YUASA生产轻便摩托车用蓄电池的工厂因此停产至今。GS-YUASA在越南的广告部门负责人表示，“迄今为止这里一直都是和平的，这一次的事态实在令人震惊”。而在同一园区的生产印刷油墨的大型日企DIC也在5月14和15日停工了两天。

为了避免进一步损失，暴乱地区的日本企业一边打出了日本国旗，一边派出越南籍员工告诉游行的人群：“此处是日本企业，没有理由破坏”。根据《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的有关报道，虽然暴徒们的破坏目标集中在中国企业上，但面对着被某位目击暴力活动的日企日籍职员形容为宛如“暴走族”一般狂躁的越南暴徒，在越南从事工商活动的日本人普遍感到十分恐惧。

这场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严重暴力活动，使日本企业界对其在越南国内继续投资的前景产生了疑问。一瞬间，越南从日企规避风险的“福地”变成了充满风险的“险境”。

越南打砸现场

美国解除对越制裁后，日企开始大规模进入

实际上，日本企业在越南的活动现今已走到第24个年头了。在1990年之前，越南采取的是前苏联式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越南经济是以前苏联为中心的“经互会”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是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6月28日正式宣布解散——观察者网注）的一部分，其工业完全实行国有化，而农业则被彻底地集体农庄化。在1986年以前，由于前苏联的大批援助，越南的计划经济体制尚能进行有效运转。可是，自从1986年戈尔巴乔夫政府大幅削减对越援助后，僵化而低效的计划经济缺陷很快便暴露了出来。另一方面，与中国的边境战争造成的巨大消耗使越南的经济状况恶化。在1986年，尽管越南政府竭力控制物价，力图确保计划经济体制的稳定，可是事实上的通货膨胀已濒临无法遏制的地步。民间的黑市贸易也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地发展了起来。

为了克服这亟待解决的难题，越南共产党在1986年12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实施“革新开放”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要将越南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越南国会随后在1987年通过了《外国投资法》，但外资和外国企业的大规模涌入还要等到1991年7月越共“七大”再次确定“革新开放路线”之后。1992年，随着越南国会完成修宪，正式确立了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资本和企业才开始认真开拓越南这个新兴市场。

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对越南的投资范围十分有限，截止1992年，其对越南的直接投资项目仅有29个，算得上大型企业的只有玩具生产商“寿屋”（kotobukiya）开设的一家玩具厂。除此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与纺织业相关的中小企业。尽管对越南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期待，但日本企业界当时并没有对这个国家产生过多的投资热情。这固然是由于当时的越南经济技术水平还非常落后，越南市场微薄的购买力也没有大规模投入的价值。但最为关键的是，此时美国仍然维持着越战以来对越南的经济制裁。因此，当美国政府在1994年解除对越制裁后，日企和日资立即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越南市场。日本企业界给赴越南投资提出的口号是“抓住这个8000万人口的东南亚最后的大市场”。

在1994年到1997年以及2001年到2008年间，日本前后出现过两波投资越南的高潮。经过十余年的大规模投资，日本的投资范围遍布建筑、建材、汽车、电力、农业、物流以及零售和物流等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各个方面。在第一个投资高峰期间，日企的投资重点主要是在购买力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越南南方。但从2001年起，出于控制劳动力成本以及加强与珠三角地区联系的考虑，日产和本田等大企业开始把投资的重点转向基础相对落后的越南北部。

投资越南为分散中国风险

无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21世纪，日本企业向越南投资发展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越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助于重振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开始将国内和台湾的部分工厂迁往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的越南。通过这种方法，日本成功地使部分因为国内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而难以维持的制造业企业重获新生。

而近年以来，“分散投资中国风险”则成为日企进入越南的一个首要理由。众所周知，2010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已经严重损害了双方长久发展的经济关系。加上中国日益增长的用工成本，以及劳动者权益意识的上升，使得20余年以来，一直将中国作为最佳投资地点的日本企业，开始考虑给自己寻找退路。于是，劳动力成本不到中国一半左右的越南当然是一个合适的目的地。不仅中小企业，连富士通、本田和三菱电气等大公司这两年也加快了对越南的投资力度。

但必须指出的是，从中国分散风险并不意味着从中国撤出。事实上，日本企业在越南开展的业务基本上仍然围绕着中国的市场需求。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劳动力成本比越南更低的国家，但越南紧邻中国的优势则是那些国家所不具备的。换句话说，在越南新设置的生产基地，事实上是以中国这个大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回路中的一环。根据统计，日本企业在越南发展的生产能力中为越南市场所消费的不过占其生产总值的4%。所以，尽管安倍在上台之后不断地增加给与越南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但其中的近一半都被用来改善越南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条件。可见，日本与越南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于越南自身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日本佳能在越南的制造厂

日籍员工待遇远远高于越籍员工

此外，《产经新闻》等日本媒体在反华暴动刚开始的时候，一再宣言中国企业苛刻对待越南员工导致了这次排华暴动的发生，并振振有词地夸耀日本企业在对本地员工待遇和发展上的关照。可事实真是这样么?

在越南的日企当中，越籍普通员工与日籍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巨大。以生产汽车通讯设备的日本原田工业株式会社在越南的装配厂为例，那里的一个从越南国家理工大学毕业的熟练工程师的月薪只有区区1万5000日元（合900元人民币），只有同一岗位的日本技师的1/20。而普通工人的工资更是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而已。此外，日籍员工所能享受的带薪休假和各种其他福利也是越籍员工无福享受的。随着近年来，越南劳动者的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怀着强烈不公平感的越南工人自然要把自己的“愤怒”宣泄给他们的日本老板了。

不仅如此，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完全照搬日本国内的那一套，丝毫没有顾忌到越南人的文化习俗。比如说，越南传统上和中国一样对农历的春节（Tet）极为重视。因此，每到这个时节，所有的越南人都急切盼望拿到年终奖去好好过一个新年。可是，越南的日企顽固地坚持要按照日本国内每年4月进行年终结算的惯例，所以日企的年终奖金往往要拖到4月甚至5月份才会发放。可想而知，这么做的结果当然会招致越南员工的不瞒。

另外，很多日本的管理人员仍然沿用着80年代以来的“日本式”的惯例经验，完全不在意与越南员工之间的沟通。从2008年以来，因为日方管理层的疏于沟通和不良态度，已经多次发生了因此而引起的罢工活动。

说起来，迄今为止，大多数在越南生活的日本人虽然从越南低廉的物价和劳动力中获益甚多，但他们从骨子里面就是不肯放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那种轻视态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家的唯利是图和傲慢让他们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都充分领教了本地民族主义怒火的厉害，并且收到了一个“经济动物”的骂名。那么，如果不改弦更张，他们在越南的前景恐怕也难以逃脱这样可能，笔者以为，这一次的暴动已经为所有的在越日企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