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蒙蒂：民主的难题——改革成熟要时间，选民不愿等明天
【本文节选自马里奥•蒙蒂5月5日在巴黎就任法兰西人文院准院士时发表的演讲。英文原载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2014年5月13日，原标题：Democracy’s Conundrum: Reforms Take Time to Mature -- But Voters Want Results Now；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马里奥·蒙蒂
“欧洲处于危机之中”已成为老生常谈，我们应该更透彻地分析欧洲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我曾先后担任了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意大利总理，这两个职位让我有机会对欧洲的危机进行细致地研究。我在与希薇•古拉尔合著的《民主在欧洲：纵览与前瞻》（2012年出版）一书中，也对此进行了理论思考。
在这本书中，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欧洲的处境，得出结论：欧洲的危机不仅是欧盟的危机，更是欧洲民主的危机，这是一场关乎决策与决策者自身合法性的危机，它使得欧盟成员国乃至整个欧盟都处于崩溃的危险中。此外，在新技术和全球化的作用下，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变异，而我们的政体还未对此形成完整的认识，导致这场危机尤其剧烈、复杂。
要找到长远的解决办法，政府不但必须承认自身责任的互相依赖性、关联性，还必须抵制危及子孙后代利益的短视专制——后者恰恰是我们民主体制最大的弊病。
所有取得长期收益的改革都必须付出短期的政治代价。我们知道，在左右两派轮流执政的国家里，做出推行重大改革的决定有多么困难，因为反对党可以轻易地把受改革冲击最大的社会群体动员起来，抵制执政党推行的改革政策。以意大利为例，养老金改革和打击逃税势在必行，这是全国上下基本都清楚的。
但是，左翼势力不愿拿养老金开刀，右翼势力也绝不会真正打击逃税。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组成了“大联盟”政府，齐头并进地推动两大改革。最终我们拿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左右两派阻挠改革的势力才算消停下去。
其他社会凝聚力更强的国家，譬如德国，则可以在大环境恶化到临界点之前，及时采取改革措施。
从经验来看，在那些不大可能出现执政联盟的政体中，比如（美国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制，推行大范围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当民主党和共和党意见相左时，美国甚至连联邦预算都很难通过。
所有伟大的改革都需要时间才能成熟。首先必须对社会有全面的了解，才可能进行成功的改革。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反复的解释。要获得人民的首肯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可能使领导人支持率下跌，但这不应成为领导人退却的借口。《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当‘民益’与‘民意’出现差异的情况下，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便有责任抵制人民暂时的错觉，以给他们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的反省。”（第七十一篇）
1950年，罗伯特•舒曼发表欧洲一体化宣言，倡导德法和解时，既没有提出公投，也没有进行民意调查，他只是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而不计较这个决定将对他的支持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最终，人民对他是感恩戴德的。已故的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在1991年受颁松宁奖时曾说道：“我属于这样一类人，我们把自己的政治角色看作社会责任的体现，那是一种使命感，甚至是一种牺牲精神。”
对自己的职责所在，欧盟领导人时常持回避的态度。以欧元区为例，领导人们本应该把问题清楚地摊到桌面上来，但他们纷纷“以和为贵”，不去行使条约里允许的互相控制权。公约赋予的权力，他们未加以利用，所以难以跳出多数投票造成的僵局。
民粹主义vs.人民
今天，这种被称为“民粹主义”的东西，与捍卫人民的真实利益相差甚远，其本质是一种政治欺诈：利用最简单的、大众最容易听懂的话语，操纵人民的恐惧，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
著名的“紧缩政策”便是民粹主义很好的案例。欧盟常被批评将紧缩政策“强加于民”。的确，有的国家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推行紧缩政策，但它实际上是一剂有利于欧洲年轻一代的苦口良药。近年来，欧洲的年轻人往往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紧缩政策的源头来自以往国家政策的失误。没有欧洲，大调整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加可怕。
由于内在的异质性和最初的性质，很难解释清楚当今欧盟复杂的性质。相比鼓吹成员国各自保守短期利益，支持开放和自由贸易是一件难事。保护主义、封锁边境、停止移民，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符合常理的措施，其实都是有害的——只不过造成的伤害不在眼前罢了。
在金融危机造成欧洲经济全面下滑的紧要关头，当权者们本可以采取更果决的措施。我在担任欧洲理事会成员时，曾惊讶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技术性问题上——受金融危机的性质影响，这些问题基本与财政部有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却始终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利害关系。早在2012年，我就曾建议欧洲理事会召开讨论应对“民粹主义”现象的专题会议。
范龙佩主席对我的提议表示欢迎，但因为眼下有更为迫切的问题（欧盟预算、金融危机、乌克兰局势等）亟待首脑们讨论，所以有关民粹主义的议题被搁置下来。但今天，民粹主义无疑已对欧洲一体化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政治领袖要有大局观，不应受到纯技术性方法的迷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法国的政治家一直具备这种超越日常政务的眼光和能力。
法国：连接欧洲南北的桥梁
法国欢迎我加入她最负盛誉的研究院，给予我如此殊荣，下面请让我以对法国友好的期许结束讲话。
这些年一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究其原因，我认为与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停止扮演她在欧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有关。
法国地处欧洲大陆具有决定性的地理位置，连接欧陆南北。我们应当牢记欧共体本是法德和解的产物，或者说，它是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化敌为友的产物。欧洲这两大族群间在历史上多次产生分歧，爆发战争；直到它们成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族群间的差异才形成了正面合力的源泉。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们仍会坚持一些与德国当局相左的观点，也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南欧反德联盟——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努力，积极说服德国接受我们的意见。
其中利害攸关的重点是，法国应该回归到过去的角色，起到桥接欧洲南北的关键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法国还需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切实执行她签订批准的各项条例。
在危机最尖锐的阶段，欧洲在恢复南北友好关系上取得了进展。南欧诸国为寻求稳定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一方面，南方绝不可放弃来之不易的稳定；另一方面，北方也必须为欧洲整体的繁荣做出必要的贡献。以德国为例，其服务行业尚有进一步自由化的余地，还可以为欧洲共同市场做出更大的贡献。
除技术性措施外，我们必须对彼此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有相同的货币、相通的体制，但我们彼此间仍存在深刻的文化差异。这虽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我们必须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耐心地化解这些差异。
如果能回归从前的角色，为消解欧洲文化差异提供原动力，法国将发挥更大的正面作用。更具体地说，法国在欧洲事务中的责任和参与，赋予了法国道德感，她应该给欧洲的未来提出远期规划。欧盟条约中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定义还有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捍卫欧洲的生活发展模式。我们不应脱离欧洲的内在价值去定义它在全世界的角色。
瓦茨拉夫•哈韦尔早在1999年就曾提醒欧洲注意自身的演化。我们需要新的想法，一项无所不包的大工程，必须由法德两国牵头，与寻求进步的各国共同商讨。
格利尼克集团和埃菲尔集团等德法两国民间团体的接触与合作，为整个欧元区进行宏伟而务实的讨论铺设了最初的基础。
意大利也为欧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大规模的改革，意大利成为了南欧唯一摆脱过度赤字的国家。从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到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到乔治•纳波利塔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意大利从不曾置身事外。
与极端主义者们所鼓吹的恰好相反，不顾事实“大步前进”解决不了欧洲的问题；对欧洲一体化心灰意冷，回到各自为政的过去更加行不通。
要使欧洲脱离困境，我们必须共同深刻反省“欧洲工程”的目标和伦理原则。我们绝不是要通过这种道德分析反对不同层面（地区、国家、欧盟）的责任，而是要包含和培养所有责任，这样有关当局才能拿出符合共同利益的解决办法。
世界正在经历着迅速而深刻的异变。没有唯一的模式，也没有简单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这是我写欧洲民主这本书的原因。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解决方案中，我们有选择与组合的空间。一旦相关责任人把大方向确定下来，便可就欧洲工程本身展开具体讨论以达成共识。
这需要时间和耐心。我们要铭记这一点，用哈维尔的话来说，就是要戒急用忍，要知道我们的等待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我看来，这句话还应加上：如果欧洲缓慢地演变，如果我们对欧洲还有更大的期待，如果缓慢的进程让我们沮丧，那么必须牢记很重要的一点，为了欧洲工程的生命和进步，我们要不断地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