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叙利亚会成为下一个阿富汗？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称，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战斗人员涌入叙利亚参与内战，叙利亚内战情形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越来越相似。时至今日，阿富汗战争都是西方决策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欧联合中国、巴基斯坦及中东多国对以“圣战者”自居的阿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支持。苏联解体后，一些当年受援的伊斯兰武装团体又将枪口对准西方，构建起基于宗教传统并超越国界的组织网络。此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被卷入这场极不对等的反恐“战争”。

叙利亚内战已近三年。美国的专家和决策者们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当年阿富汗的覆辙，然而西方在外交上可挪移的空间是有限的。

美欧在叙利亚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叙反对派。其中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援助谁、孤立谁的问题，也就是在反对派内部辨别敌友；第二是把握援助力度和限度的问题，体现为援助武器装备的数量和杀伤力。

5月8日，“叙利亚反对派联盟（SOC）”领导人艾哈迈德带领叙利亚反对派委员访问白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面

在操作层面，西方的选项大体有三：

第一种选择是依从地缘政治考虑，全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为其提供充足的军备支持，甚至配合他们对叙政府发动军事打击。这样做的风险是：首先，军事援助会把政府支持者逼上绝路，加速周边各国的什叶派武装走向极端；其次，叙利亚反对派中的宗教极端势力一旦获得武器，将威胁美国及盟友的安全。

阿富汗战争便是前车之鉴。1979至1989年，美国中情局曾通过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向阿富汗反对派间接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这笔援款的直接受益者是反抗苏联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统治的伊斯兰武装团体。十年间，近10万武装分子在国外接受军事训练。这个被称为“气旋”的计划方案不仅是中情局历史上耗资最大、耗时最长的援外行动，也是里根主义（通过支持反政府组织推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更迭）的重要一环。除美国外，英国、中国、沙特、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也向阿反对派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阿拉伯富商通过非官方渠道对前往阿富汗的圣战战士慷慨解囊。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本•拉登等人创立的“服务办公室”，也就是基地组织的前身。该机构下设多个分支，在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筹募资金。尽管美国政府声称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并未与基地组织成员直接接触，但来自欧美的官方和民间资本流入宗教极端势力手中是不争的事实。阿富汗殷鉴不远，美国决策者深知叙反对派中的伊斯兰武装团体是比阿萨德政权更强劲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和议员呼吁政府采取第二种方案：吸取阿富汗的教训，拒绝向叙利亚反政府军提供实质支持，并暗中联合叙政府压制反对派中的宗教极端势力。然而，这种选择不仅与美国在海湾拉拢沙特、遏制伊朗的总战略相悖，还会为叙利亚人反抗阿萨德的斗争涂上一层反美的油彩，进而壮大反对派的士气和威望，使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树敌更多。

在埃及政变、穆兄会下台后，一些原本打算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伊斯兰团体意识到体制内道路走不通，唯有武装夺权才是正途。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反对派支持不力，将会被指责为“非穆斯林”独裁者（阿萨德政权）的“黑后台”，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在这一点上，西方决不愿重犯苏联在阿富汗的错误。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起全力支持倡导世俗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并在其取得政权后出兵阿富汗，镇压以宗教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反对派。此举使苏联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结怨，将武装分子从世界各地引向阿富汗战场。苏联解体被这些宗教团体视为真主的旨意和阿富汗圣战的战果。时至今日，俄罗斯依然背负着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历史包袱。

第三种方案是前两者的折中，即通过甄别反对派中的各股力量，有条件地向亲西方派别提供军事支持，并扶植它们在过渡进程中占领先机。当前，叙利亚反对派各自为战，对西方不利的极端团体日渐胜出，美国走第三条道路的意愿已很清晰。在军事援助方面，奥巴马政府已提供价值约两亿美元的非致命性武器给“温和”的反对派。温和的定义，就是武装团体中那些既反抗阿萨德统治，又致力于遏制极端伊斯兰势力蔓延的政治派别。

然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接受军事援助的渠道是多样的，金主也不止美国一家。即便美国在军援上一再谨慎，依然难以保证重型武器不扩散至极端分子手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场上，反对派武装团体通过多条路径获取重型武器。比如，通过行贿从驻阿苏军手中购买装备。苏联也曾以提供武器的方式收买阿富汗反对派中的某些团体，导致军备物资外流到敌对阵营。此外，多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间接向阿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支持，例如中情局的FIM-92 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就曾对打破苏联空中优势起了关键作用。由于担心武器落入伊朗之手，战争一结束，美国就通过高价买回防空导弹。但中情局官员在2010年透露，目前还有一半尚未收回。该导弹的去向至今引人关注。30多年过去了，武器扩散的问题又在叙利亚重演，西方和中东各国对此深感忧虑。

30年前的阿富汗战争为各国决策者思考当前的叙利亚问题带来许多启示。各主要大国都不希望重犯美苏当年的错误。但西方在叙利亚“革命”伊始就捅了娄子，致使当地局势走上不归路。上述三种方案无论选择哪个，都是后患重重。尽管有阿富汗的前车之鉴，西方想在叙利亚问题上避免重蹈覆辙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