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馨安：当“体验型政治”让政府受累能讨好

5月10日，浙江余杭因村民抗议政府修建垃圾焚烧厂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这类因环保议题引发群体事件在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很多研究者和评论员都对此做过探讨，其中不少都用“邻避现象”描述和解释类似事件。5月11日，观察者网发表寒竹先生文章《“邻避运动”的起源与化解之道》，5月12日《环球时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探讨政府对“邻避现象”的应对之道。“邻避现象”固然可以从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但由于此类运动反对的对象是政府，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邻避”无法给出相关事件政治学意义上的深层次原因，也跳不出“民主”和“法治”的话语。

“受累不讨好”

近年来，在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政府治理却越来越难。一些能让大家受益又对国家长远建设有益的项目遭到民众的大规模阻拦和抗议，此起彼伏的反PX事件便是典型代表。今年4月发生在广东的民众反对建设殡仪馆事件和5月发生在浙江余杭的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事件则是最新案例。

无论是殡仪馆，还是垃圾焚烧厂，抑或是重要化工原料PX，都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这里无需赘述。相比建设公园、学校、医院、道路、地铁等项目，殡仪馆、垃圾焚烧厂、化工厂、核电厂等项目属于社会的“脏活儿和累活儿”。由于是“脏活儿累活儿”，大家都不愿意干，也没有人愿意与它做邻居，于是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各方态度。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事情的结果却没有那么好，当地民众反对项目建设，以暴力对抗；网上此起彼伏声讨当地政府。政府实在是“受累不讨好”。

为什么政府受累不讨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政府“受累不讨好”的深层次原因是忽视公众体验，用老办法应对新的“体验型政治”。

5月10日，杭州九峰抗议现场，几名不法分子围殴到场执法的警察

当“体验”成为评判政府的重要标准

产业升级导致社会意识的变化，进而导致人们评判政府的原则发生了改变，形成以体验为中心的“体验型政治”。当一个政府用旧办法面对新社会的时候，遭到民众反对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纵观人类历史，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变化，社会分工变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社会意识，最终改变政治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生产领域的重要原则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社会意识的内核，是每个时代的核心原则。它将随着社会意识渗透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改变社会的面貌，决定政治运行的原则与话题，塑造新的政治形态。反过来说，适应时代核心原则的政治形态将能够保证政治的稳定，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形态。

正因如此，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形态：农牧业时代是以学院和宗教为纽带的宫廷政治和宗教政治；制造业时代是以技术（理性）、纪律（法制）、集中（集权）和追求利润（利益）为核心原则，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是行政理性化、国家法制化、中央集权化和政治党派化的过程。任何工业国能够满足以上四项原则，其政治和制度也基本是稳定的。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时代，体验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原则，企业因用户体验差而被淘汰，政府也从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对人民的服务态度和服务体验也自然成为塑造政治议题，引发政治事件，以及评判政府的重要因素。

回到现实中来，余杭事件（包括其他类似事件）实质上是使用制造业时代方法的政府面对服务业时代的人民。如果以理性、法律和利益的眼光来看，在杭州这样的城市周边修建垃圾焚烧厂，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经过拥有相关知识的专家调研和论证，同时也基本符合现行的基本制度和法律。正是这样一个合法、合乎科学、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项目，遭到了当地民众和部分网民的激烈反对，因为“垃圾+焚烧”的组合给当地人的体验很糟糕，从而引发“邻避运动”。也许从科学、法律、利益和理性行政的角度来看，这群人是在无理取闹，因为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项目会造成什么物质的污染、哪些环节可能出现问题、或者项目违反了哪条王法。尽管如此，对于已经脱离贫困，追求生活品质的人来说，自己的体验或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反体制运动”是全球现象

无论是各地反PX还是近日余杭人反垃圾焚烧厂，我们会发现，当政府按照原有的工作流程进行项目操作的时候，民众越来越不接受，反对声势越来越大。在类似抗议事件中，抗议者总以政府未进行环评、未与居民协商等为由加以反对，并发生一系列暴力对抗行为。有时即便有环评和协商程序，但因为长久以来的固化思维，民众也很难表示理解。这样的反对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建设项目的反对，更是对政府工作流程和工作原则的反对。政府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原则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反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反体制运动”，是民众用体验造旧制度的反。

到这里，肯定有人说民众反对政府，是因为项目操作不民主、不透明，总之一句话，因为你不“民主法治”。这样的说法很有杀伤力，但幸好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现象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放眼世界，民主制在世界各地也遇到了挑战。现代民主制的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因此，民主制要良好运行下去的关键就在“少数”认可投票结果，即使结果对自己不利。在今天，民主社会的“少数”也开始不服从，并以其体验和感受为名：台湾学生声称“自己没看过服贸协议，但感觉不好就要反对”，公然占领立法会，破坏民主议事程序；泰国反对派竟然喊出了不要民主的口号；就连西方成熟民主国家也发生了大规模“占领运动”。这些运动标志着“少数”对现行民主制根本原则的反抗，是彻底的“反体制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各类“反对事件”是当今发生在全球的“反体制运动”的重要一环。中国遇到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性的。如果把视野仅局限于中国，就会开出加强“民主”与“法治”的药方。这种药方不但不能治病，还可能致命，因为相比西方人，中国普通村民对“少数服从多数”的认可度更低，认为那是“人多欺负人少”，会引发更激烈的反抗。而当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情况时，我们才能明白必须以新的视角、创新的概念和新的思路观察、解释和解决问题。

良好的公众体验让政府“受累能讨到好”

在以“体验”为核心的服务业时代，政府要让自己的累不白受，能讨到好，就必须给公众良好的体验。

营造良好公众体验的第一个层次是改善民众的直接体验。面对大型公共工程，政府应当对原有的工作流程进行调整，平等地与当地民众对话，派遣相关工作人员到基层讲道理，做工作，并邀请老百姓全程参与。这样做可以向当地民众展示政府的诚意，就像当年八路军住老百姓家时做到“缸满院净”一样。只有改善了当地民众对项目和政府的感受，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公众体验。

营造良好公众体验的第二个层次是政府以开放心态积极回应外界疑虑，特别是网络舆论，改善间接体验。苹果用户的用户体验好，不仅是用的人觉得好，更重要的是让不用的人也觉得好。因此，政府不仅要改善当地民众的感受，也要照顾全国人民的感受，在网络时代，所有新闻都有可能成为全国性新闻乃至全球新闻；你自己做得好不是真正的好，别人说你做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改善旁观者的感受，当事者的感受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积极回应旁观者的质疑，回应的越详细越有说服力，放弃“传统官僚文化，如暗箱操作、信息封锁、好为人师、自以为是、权力傲慢、仗势欺人、颐指气使、装腔作势、官话八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