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杀死现实主义电影的是市场，不是审查
昨天（5月11日），即将于16日公映的电影《归来》在成都举行了媒体看片会，这也是张艺谋经历“二张分手”、“签约乐视”、“超生事件”等风波后的第一部电影，备受瞩目。张艺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谈到中国电影缺乏现实主义题材时他表示，不客气地说，还真跟审查没什么关系，这是市场的选择。
张艺谋说自己之前“被票房绑架”了，当社会盲目地以票房论英雄的时候，对导演的影响很大。但是他说，所有类型的每一个导演，拍的时候，其实都是想“有所表达”，没有人上来就说我要拍一个庸俗剧，低俗是我的目标。
张艺谋还说，现在这个时代对年轻导演机会很多，年轻导演们更需要的是好好努力。“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下还出不来，怪自己。就是习大大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这是我们陕西的一句老话。”
不过张艺谋一定没有料到，还真的有人以低俗为荣。目前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遭到内地大批网友抵制的香港演员杜汶泽在去年底就高呼：“低俗是我的光荣！”去年杜汶泽远赴日本拍摄三级片《3D豪情》，在片中饰演AV男优，被许多观众问及为何今年常拍摄低俗电影，杜汶泽竟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他说有许多业者（电影从业者——观察者网注）力图打进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为了让电影通过审核宁可舍弃原则，但他认为既然轻微的通俗也无法获得准许，还不如低俗到底，高呼：“低俗是我的光荣！”并且晒出自己上半身裸露的照片。
杜汶泽上传半裸照叫板内地电影审批：低俗是我的光荣
以下是《南方周末》采访张艺谋的节选：
“没有人会说， 低俗是我的目标”
南方周末：你的新片叫《归来》，有没有“张艺谋归来”的意思？
张艺谋：我起的名，想了好多，比如说叫《另一个人》，一个诗人的一句话……确实也有我的寄托在里头。我没有大的奢望，也没什么大的野心，我只是希望加盟乐视以后，从此能在一个安静和纯粹的创作环境中，也就心满意足了。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种创作环境的呢？
张艺谋：电影市场飞速发展之后。我当然也身在其中，包括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走了歪路，带了一个坏头等等。我作为一个导演，只是很单纯地在想，在这样一个市场大潮下，无论什么样的电影，是不是可以让它有一些情怀，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文化气息。
我觉得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的要求。所有类型的每一个导演，拍的时候，其实都是想“有所表达”，没有人上来就说我要拍一个庸俗剧，低俗是我的目标。
我看《地心引力》，我很惊讶——看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家后头能得奖——它突然让我感觉到人的孤独。一个人的电影很难拍，它能吸引你，让你觉得有某种哲学意味：人类生命在太空中从头到尾都是孤独的。
看的时候我想了很多，这是大片、商业片，但我怎么觉得是很艺术片的方向？我觉得导演一定是有意为之的，他不纯粹为了娱乐。一个人讲故事，讲得丝丝入扣，情节要抓人，要有悬念，这在商业上已经很难了，但商业成功之后，它又给我非商业的感受。
人人都想拍这样的电影，想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看机会，要看能力。我起《归来》这个名字，也希望传递这样的心态，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我能不能多一点内涵。
南方周末：一部片子既有情怀，又有内涵，又有价值观……还要有票房，很理想化，但怎么实现呢？
张艺谋：像这样的电影我看全世界每年恐怕不超过3部。全世界经常就是空白年，一部都没有，那是金字塔尖。像《归来》这样的电影，如果能卖得好是了不起的事情。
南方周末：换句话说，拍有情怀的电影，要做好不卖座的打算？
张艺谋：这是按常规预估。我觉得要打破这个魔咒，一是有新的方式来推广，第二，实际上也意味着电影观众的多元化和素质的提高。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观众看扁了，是不是他们只看一种类型的电影？也许我们可以试一下。
张艺谋说是市场杀死了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而不是审查
“市场杀死了现实主义题材”
南方周末：中国现在越来越少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了，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艺谋：市场影响吧。票房的影响是影响到每一个导演。
我在吴天明导演的追悼会上说，我们被票房绑架了，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心理在今天，跟第五代最初，第四代最初，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心理上每一个人都会考量票房，尤其当我们的社会，有时候会盲目地以票房论英雄的时候，对导演的影响很大。
现实主义情怀，对我来说也是在拍摄中要坚持的东西。现实主义这种类型和现实主义情怀，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融会在各种类型中的，现实主义跟市场流行的东西是两回事，需要你要有定力。
《归来》已经拍完了，喜欢和不喜欢是大家的事情，卖钱不卖钱是乐视的事情。带给我的是创作后的思考，以后拍电影的心态。我不会只选一种类型，下一部也可能我要开始另一种强视觉化的东西。但是《归来》给我的感受，人的情感，人的沉淀，人走过的痕迹等等这些东西，应该在每个类型的故事中要高度关注，把它讲好。
在不同的类型给它的空间不一样，爆米花类型给它的空间就20%，但也还是要把这20%讲好。
南方周末：但是现实主义的缺乏，真的仅仅是市场的选择吗？
张艺谋：有点不客气地说，目前是。市场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没有大卖到10亿的，日后也不会有很多。
卖钱的榜样都不是这一类的，电影没办法重复拍两个三个不一样的类型去检验。有很多产品可以同时做几种款式，电影是一去不回头的，只能选择一种。所以常常会变成恶性循环，一卖钱大家都来，就都是这种类型。香港电影基本就是这样子死了，一个类型做到烂，一个类型做到精疲力尽再换一个，最后就全烂了。
很卖钱电影的类型，可能会让市场不自觉地向那个方向走，内地还不会像香港马上立竿见影，因为内地大。但我说的被绑架心理就是这样，按照一种成功的类型去惯性滚动。
南方周末：所以跟审查没有主要关系？
张艺谋：还真跟它没关系。审查是一直存在的，什么类型审查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固定机制。坦率说，今天的审查已经比30年以前好了很多，有一定空间了。当然我们每年都要呼吁，是不是可以更宽松、更好，这是要随着社会和国家发展慢慢改变的。
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卖到12亿，一部低成本卖了12亿，你不用操心，明年一定会有50个。50个里面49个都是垃圾，有一个是很棒的，又卖了15亿，你放心，后面就是100个。东西多了才会堆出一个塔尖来。
这种被市场绑架的心理是没办法避免的，尤其对年轻导演来说，他们受到的商业压力要比我们大，制片人对他们提的要求是非常直接的，你必须给我卖够多少钱。一开始他就修正了他的方向，向收回成本，或者向卖钱前进，这是他的敲门砖，对吧？
投资也罢，资本也罢，所有方面也罢，都是要赚钱的，所以在选择上就非常功利主义，非常现实。
我很期待《归来》有好的票房，不是说对我个人的影响，因为这个电影一定不会亏本。我期待这种现实主义的电影真的卖一个好票房，它的意义是在资本市场上，这是很要紧的。
南方周末：但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归来》有市场考虑，才会放大人性的温情，缩减或者抽掉现实的残酷？
张艺谋：恰恰不是。这种类型决定了它的市场有多大，它绝对不会因为这点修正就增加了5000万票房。这是我自己专门做的，我觉得高级可能就高级在这里，这是我思考的结果。
如果有一天我们回顾历史，说今天拍的《归来》，是2014年的作品，是新类型。所谓新类型，就是我们不要再忆苦思甜，我们不要再控诉，再苦大仇深，让它用内敛的方式，暗流涌动的方式，甚至内伤的方式，去沉淀那个苦难。这是我有意的选择，跟票房无关，跟取宠观众完全无关。
《归来》剧照
“对年轻导演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南方周末：张艺谋好像从没提携或者帮助过哪个新导演，这是一种误解吗？
张艺谋：我们说吴天明，头儿对我们的帮助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十几个电影厂的厂长决定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手中拥有这样的权力，所以他的提携和帮助是非常直接和给力的。今天，我认为年轻导演不需要直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我们不会看到第二个吴天明出现。
但这绝不是说上一代就漠不关心。我们看到有多少老一代艺术家仍旧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哪怕他只是轻轻的一句话。
我觉得主要还是时代变了。我觉得年轻导演今天在中国，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的投资。所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块蛋糕，我自己都知道很多投资人拿着钱就在那儿发现新导演，2000万，3000万，也许5个亿，想再重复一次《泰囧》、《致青春》这样的奇迹。
机会比国外大很多，国外坑都满了，咱们现在是等鸡下蛋，鸡屁股底下掏蛋。所有跟过我的副导演，现在全部是导演。
现在开始的10年，是中国年轻导演最好的10年，有才华一定不会埋没。那些人要挣钱，他就会把你挖出来。
南方周末：你看得到钱在哪里，可钱未必找得到这些年轻人。
张艺谋：我现在要改编一个剧本，大编剧都被抢完了，有时候就会找一些所谓的枪手来帮我做文笔的工作。中戏、北电文学系刚毕业的，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我去找人家，人家后5年都签了，就签给公司了，买断了写电视剧。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下子付了现金买断了，结果我连所谓枪手都找不到。
你常常感叹现在真的是拔苗助长一样，苗刚一出来，立即人才就缺。冯小刚那句话：人才。谁都看得到人才是生产力，《泰囧》也罢，《致青春》也罢，这几部新的导演作品，在市场上创造奇迹，首先就是靠这些人才，靠这些年轻导演的才华，对吧？
外国同行羡慕死了，他们导演系毕业能沾一点电影的边，闻一点电影的气，听两句电影的词都感兴趣，都简直烧了高香，大部分连门都沾不上。
我觉得今天对年轻导演来说机会大大的，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下还出不来，怪自己。就是习大大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这是我们陕西的一句老话。年轻导演机会很多，更多的是要好好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意思是，也不用你帮，对吗？
张艺谋：不是不用，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中国电影的未来要靠年轻导演，我对年轻导演的作品是由衷的肯定。我只是觉得，不必再有像吴天明那种用权力，用真正的东西来扶持你。现在不是说扶上马走一程，现在是马满地跑，你能不能上去，能不能自己做一个骑手的问题了。很多人要拉你上去骑，你只要能骑得好，我觉得对年轻导演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采访者：袁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