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欧洲要对得起乌克兰抗议者的梦想

【按：齐泽克5月8日在《伦敦书评》（2014年第9期）发表文章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在齐泽克看来，夹在俄罗斯与欧盟中，乌克兰将毫无出路。俄罗斯象征着一条斯大林而非列宁的死路，而欧盟本身则恰恰是乌克兰陷入绝境的原因。齐泽克同情乌克兰的抗议者，认为“唯一的出路不是乌克兰向欧洲看齐，而是欧洲要对得起广场上抗议者的梦想”。一如既往，在俄罗斯与欧盟中，齐泽克无论如何只能站在欧盟一边，站在政治正确的西方现代性传统内部一边。正如同希望“更激进的左派能够拯救自由派的优良传统”一样，齐泽克也期望陈腐的老欧洲革故鼎新，延续自身平等自由的理想。对于乌克兰而言，这条解放政治取代地缘政治的出路能走通吗？】

在电视上对基辅大规模抗议的报道中，我们一次次地看到列宁像被推倒的画面。这是表达愤怒的简便方法：列宁像是苏联压迫的象征，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则要延续这种压迫。但别忘了，1956年之后列宁像才遍布苏联，在此之前随处可见的是斯大林像。1956年，赫鲁晓夫借苏共第20次党代会对斯大林进行了“秘密”谴责，此后斯大林像被批量换成列宁像——列宁简直成了斯大林的替身。同样明显的变化还反映在1962年苏联《真理报》的报头上。在这之前报纸头版的左上角是并排的列宁和斯大林，此后就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列宁。某种意义上，这种奇怪的重复反倒让缺席的斯大林更有存在感。

看到乌克兰人用推倒列宁像来表明同苏联决裂，宣誓国家主权，这可真是对历史的讽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黄金时代不是沙俄时期，而是苏联成立后的前10年。当时疲于战争的苏维埃政权无暇贯彻对乌政策，而饥荒也在苏联各地蔓延。在这段时期，乌克兰的文化和语言复苏，还建立了医保、教育和社保制度。本土化需要遵守几个原则，列宁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

无产阶级不能在某国国内驱赶其他被压迫的民族（而这恰恰是他们争取自决权的意义所在）。无产阶级必须赋予殖民地和被“自己”国家压迫的各民族有政治退出权。如果不这么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过是个空洞的口号。压迫和被压迫国家工人阶级的互信和团结将无法实现。

2013年12月8日，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反政府示威者组织“百万人大游行”推倒列宁雕塑。

列宁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立场。十月革命后，罗莎•卢森堡（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社会主义哲学家及革命家——观察者网注）曾主张对小国的主权予以保留，除非进步力量在该国占统治地位。而列宁则赞成赋予其无条件退出权。

在同斯大林建设中央集权的苏联的最后对抗中，列宁再次主张赋予小国无条件的退出权（这样一来，格鲁吉亚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坚持构成苏联的国家实体拥有完全主权。难怪斯大林会在1922年9月27日写信给苏共政治局，公开谴责列宁的“国家自由主义”。斯大林的方针和主张都很明确：苏俄政府也应当是其他五个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政府。

俄共中央委员会应该是批准了斯大林的方针，但没有公开，而是通报给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在苏共内部机构如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加盟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传达。等到苏维埃大会召开时，会上将宣布这是全体加盟国的决定。

中央委员会上下级间的互动从此不复存在：高层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基层。痛上加辱的是，中央委员会要求，高层做出的决议，基层须请示尽快执行，以显示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最赤裸裸的一个例子是，1939年，3个波罗的海小国请求加入苏维埃，后者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斯大林又回到了十月革命前沙皇的政策：俄罗斯17世纪对西伯利亚以及19世纪对亚洲穆斯林的殖民统治不再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反面教材，而是带领传统社会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典型。普京的外交政策明显沿袭了沙俄-斯大林的路线。用普京的话说，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给俄罗斯利益带来了一连串的损害：“这些布尔什维克们，出于多种原因，将南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乌克兰。他们无视当地的民族结构。今天，这些地方成了乌克兰的东南领土。愿上帝审判他们。”

难怪斯大林的肖像又出现在俄罗斯的阅兵和公众庆典活动中，而列宁则消失了。俄罗斯电视台2008年做的一次民调显示，斯大林在“最伟大的俄罗斯人”评选中名列第三，获得了50万张投票，列宁则远远落在第六位。在支持者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还纠正了列宁的“反爱国主义”邪路，成为伟大俄罗斯的奠基人。普京最近使用“新俄罗斯（Novorossiya）”一词形容乌克兰东南7个州，这个词上一次使用还是在1917年。

但列宁主义的暗流虽然受到压迫，却始终在共产党内部默默反抗着斯大林。克里斯托弗•希钦斯2011年写道，早在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之前，“左翼的反对党人就在质疑古拉格的合法性”，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塞尔吉（Victor Serge）、詹姆斯（C.L.R. James）等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在当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勇敢而有先见之明的异见人士却莫名地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预期的结果比这个更糟，而且不幸都变成了现实）。这些党内异见分子是共产运动的一部分，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纳粹党内没有异见分子，”希钦斯写道，“他们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指出，自己的领袖已经背离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真谛。”正是因为共产运动内部的这种紧张对立，在1930年代，苏共高层成了最危险的地方：短短几年间，80%的中央委员会和红军领导被枪毙。在“现实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最后的日子里，我们也能发现异见活动存在的迹象。当时，抗议的民众会唱起国歌等爱国歌曲，以提醒当局他们尚未兑现的承诺。而东德则恰恰相反，从1970年代早期直到1989年，在公共场所唱国歌被视为刑事犯罪，因为国歌的歌词“德国，统一的祖国（Deutschland, einig Vaterland）”不符合东德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苏让一些历史事件被改写。2008年，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克拉夫库克的传记片《无畏上将高尔察克》就歌颂了俄著名白军指挥官高尔察克，他在1918至1920年间是西伯利亚反苏维埃的陆海军部部长。但我们不能忘记白军反革命武装的独裁倾向和他们赤裸裸的暴行。假如白军赢了内战，希钦斯写道，“法西斯主义恐怕应该来自俄语，而不是意大利语……”1918年，威廉•格雷夫斯将军带领美国远征军开赴西伯利亚（所有美国的教科书里都被美化了这次远征）。他在自传里描述了当时盛行于俄罗斯右翼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他补充道，“我怀疑在过去50年里，世界上还有哪里像高尔察克统治的西伯利亚这样，可以安全地进行谋杀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整个欧洲的新法西斯右翼（在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坚定地支持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危机，他们的说法跟俄罗斯官方如出一辙，称克里米亚公投是克里米亚人民在俄罗斯民主和乌克兰法西斯之间作出的选择。推翻了亚努科维奇及其同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应当被视为对黑暗历史的反抗。但这段黑暗历史恰恰是普京复活的。乌克兰政府暂停入欧，倒向俄罗斯的举动成了抗议的导火线。可以预见的是，很多反帝左翼人士会这样教导乌克兰人民：你们竟然还对欧洲怀抱幻想，加入欧盟只会让乌克兰变成西欧的经济殖民地，早晚乌克兰会落得和希腊同样的下场。其实，乌克兰人民并非不了解欧洲的现实。他们充分意识到了欧洲的问题和分裂，但他们的意思很简单，他们的情况更差。欧洲也许有很多麻烦，但那也是有钱人的麻烦。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站到乌克兰一边呢？至少列宁赞成我们这么做。在列宁最后的几篇文章中，他开始探讨一种温和而“务实”的布尔什维克方针，他很久之前就谴责过苏联和革命的乌托邦思想。由于俄罗斯经济疲软和文化衰退，他指出俄罗斯不可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苏联能做的只有将温和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同广大农民阶级高强度的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不是洗脑式的宣传，而是耐心地、渐进地提高文明标准。事实和数据都表明“我们依然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达到普通西欧文明国家的水平……必须记住，我们还没有从愚昧无知的亚洲解脱出来。”

但情况很快复杂化。乌克兰示威者们嘴里的“欧洲”到底代表什么？如果说欧洲融合了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但更包含艾蒂安•巴里巴尔所说的“平等的自由”（égaliberté，这是欧洲对全球政治想象的一大贡献，虽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公民自己都抛弃了这一套），那这种想法未免简单。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乌克兰人还天真地相信欧洲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欧洲可以把乌克兰的抗议看成一面镜子，它从中能看到自己最好和最差的一面，看到自己的解放普世价值（emancipatory universalism）和排外主义。

我们先谈谈阴暗的排外主义思想。从巴尔干半岛到斯堪的纳维亚，从美国到以色列，从中非到印度，民族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情绪都在燃烧，而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在褪色。乌克兰民族主义右翼的所作所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这些情绪一直存在，藏在暗处蠢蠢欲动。唯一不同的就是今天它们开始恬不知耻地招摇过市。有的社会是这样的，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理念：自由、平等、全民教育和医疗，同时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荒谬而不可接受的。渐渐地，尽管这个社会还在鼓吹这些理念，但它们却成了有名无实的空话。欧洲历史上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2年夏天，匈牙利右翼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宣称中欧需要建立新的经济体系。“让我们祝愿，”他说，“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为了经济复苏而创造出一种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合作靠的是武力，而不是意愿。也许在有些国家情况会有所不同，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这些跟我们一样、国民中有一半是亚洲人的乌合之众不可能联合起来，除非有武力干预。”

讽刺的是这样的言论一些匈牙利的老异见分子早就说过。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镇压1956年起义时，被团团围困的匈牙利领袖一遍遍地对西方说，他们是在保卫欧洲不受亚洲共产党的入侵。如今，当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这个基督教保守政府又把多元文化消费主义的自由民主当成是自己的敌人，而这正是今天的西欧所推崇的。欧尔班早就对“拥抱亚洲价值观的资本主义”表达了同情；如果欧洲继续对欧尔班施压，可以想见他会对东方说：“我们是在捍卫亚洲！”

今天的反移民民粹主义思潮不再是不加掩饰的野蛮，而是戴上了一副人脸面具。这种思潮让社会从尊崇“像爱自己一样爱你们的邻居”的基督教美德倒退回弱肉强食的原始部落时代。民粹主义者自称捍卫基督教的价值观，但其实是对基督教美德的重大威胁。“那些为了自由和人性对抗教会的人，”G•K•切斯特顿100年前写道，“只要一有机会打击教会，就会抛弃他们的自由与人性。世俗主义者并没有摧毁宗教，反倒是摧毁了世俗事物，不知这样的结果是否让他们欣慰。”那些宗教的捍卫者不也是如此吗？有多少疯狂的宗教分子恶毒攻击当代世俗文化，最终自己却抛弃真正的宗教修行？类似地，很多自由派斗士那么热衷于打击反民主原教旨主义，最后只要一有机会打击恐怖主义，就会抛弃自由和民主。“恐怖分子”或许准备摧毁这个世界，建立新制度，那么那些反恐斗士们则出于对穆斯林之恨，摧毁了民主本身。有些人过度注重人类尊严，他们甚至愿意为了保卫这种尊严而使施加在他人身上的肉体折磨合法化。那些拼命捍卫欧洲、呼吁抵制外来移民的人不也是如此吗？他们狂热地保护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以致于随时准备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抛诸脑后。欧洲真正的威胁不是汹涌而至的移民，恰恰是那些反移民卫士。

另外一种倒退的迹象是，我们经常听到欧洲的新右派要求用更加“平衡”的观念看待两种“极端”，极右和极左。他们总是说，对极左（共产主义）和极右（被打败的法西斯）要一碗水端平。但是事实上这里没有平衡：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式中，前者要大于后者。右派会声称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复制品：在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之前，墨索里尼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同样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集中营和大屠杀是苏联的专利，10年之后纳粹才如法炮制。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跟消灭阶级敌人一脉相承，等等。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当代的法西斯主义是对共产主义者威胁的正当防卫（这个说法早在恩斯特•诺尔特为海德格尔的纳粹行径辩护时就用到了）。在斯洛文尼亚，右派正在倡导恢复反共产主义的国土防卫队。该防卫队在二战时期曾打过游击队：为了抵抗更邪恶的共产主义，他们无奈地决定同纳粹联合。

主流自由派告诉我们，当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受到民族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时，我们应当联合起来推动自由民主议程，拯救那些还有救的，放弃更加激进的社会转型梦。但是这种呼吁有个致命的缺陷：它忽视了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都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激进的输出自由主义的做法将导致原教旨主义激烈反击，以捍卫自己。今天，政客们抛给我们两个选择：开放的自由和原教旨主义压迫，接着他们会一遍遍地问我们：“你希望剥夺妇女的权利、将她们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吗？”“你希望处死每个宗教批评家吗？”让我们诧异的是，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谁会希望这样？自由派的普世主义早就不那么纯洁了。1930年代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评论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今天：那些不想批评自由民主的人也应当对宗教原教旨主义保持沉默。

那么，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欧洲梦在乌克兰的命运会怎样呢？我们尚不清楚欧盟打算怎样迎接乌克兰。苏联1980年代有个著名的笑话，这个笑话非常反动。犹太人拉比诺维奇想移民。移民局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两个原因。第一我害怕苏共下台，新政权会把苏共的罪行都算到我们犹太人头上。”“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移民局官员打断他说，“苏联永远不会变天，苏共政权千秋万代！”“好吧，”拉比诺维奇说，“这是第二个原因。”这个段子同样能换成未击中的乌克兰和欧盟领导人。乌克兰人抱怨道：“我们焦虑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担心欧盟迫于俄罗斯的压力会抛弃我们，任由我们的经济崩溃。”欧盟领导人打断说：“但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不会抛弃你们的，我们会接管乌克兰，给你们指条明路！”“好吧，”乌克兰人说，“这是第二个原因。”现在的问题不是乌克兰配不配得上欧盟，而是欧盟能否满足乌克兰的期待。假如乌克兰最后沦落成民族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杂烩，由寡头在幕后操纵一切，那它跟今天的欧洲和俄罗斯（或匈牙利）没什么区别。（在乌克兰局势中，各种寡头集团——挺俄派和挺欧派——所起的关键作用几乎从未引起注意。）

一些政治评论家指责欧盟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够，俄罗斯占领并吞并克里米亚，欧盟的回应不够坚决。但更加深层次的支援应该是另外一种：乌克兰从未获得解决社会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案。欧洲绝不可能给出这样的策略，除非欧洲改变其以“解放”为核心的历史承诺。只有丢掉老欧洲陈腐的那一套，我们才能延续欧洲“平等的自由”的传统。不是乌克兰人要向欧洲看齐，而是欧洲要对得起广场上抗议者的梦想。那些惊魂未定的自由派们应当意识到，今天只有更激进的左派能够拯救自由派的优良传统。

抗议者们是英雄，但真正的斗争——争取新乌克兰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要比对抗普京的干预难得多。我们需要新的更大胆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已体现在俄罗斯人身上，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反对民族主义情绪，斥其为夺权工具。我们需要保证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基本的团结，避免冲突。下一步要把乌克兰的政治活动家和俄罗斯的反对派组织起来，让他们联合。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赋予抗议活动以解放的使命。否则，我们将被民族主义浪潮裹挟。这种地缘游戏对真正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毫无裨益。

4月25日

（观察者网/王杨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