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萨默斯：是时候重建国家基础设施了
你为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感到骄傲吗？这是我最近会问几乎每一位听众的问题。毕竟，肯尼迪机场是外国游客来纽约最大的入口，而纽约自视为全世界最棒的城市。
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回答我说“骄傲”。副总统拜登更是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批评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让人感觉像处在“第三世界国家”。
美国建筑工人的失业率目前仍是双位数。政府可以借贷长期利率低于3%的款项。如果现在还不重建这些机场，更待何时？
美国经济并没有让美国人民满意。现在，美国人的总收入比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所预测的少了约1.5万亿美元，或者说人均少了5000美元。金融危机低谷之后，美国成年人工作率上升很少，比起2005年时的最高水平少了500多万在职人员。中等家庭收入和小时工资基本上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
要改变颓势，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联合起来，开始大规模更新国家基础设施的项目。在前所未有的低利率和长期失业的情况下，这样的项目是良性经济，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常识。
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协会（ASCE）五年一次的评估，美国国家基础设施2013年评级为D+，较2009年的D有所进步（该评估体系总分为A到F）。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美国人不受这些破旧基础建设的影响。
这个国家给世界带来了因特网，并且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可它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却要依靠真空管，跟踪航班则是靠公告板上的贴纸。即便把安全风险置之一旁，燃油消耗和不必要的延误所造成的额外开支就达数百亿美元。等到会使用真空管的员工相继去世，再去完成这一陈旧系统的革新，说得通吗？
我经常旅行。在北京去机场的路上或是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去机场的路上，我用iPhone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很少会掉线，不像从机场到波士顿、纽约或是华盛顿。我知道，不单单是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美国企业持有近2万亿美元现金，从资产负债表上看几乎没有利润，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期间，我每次去华盛顿以外的城市都会去公立学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奥克兰的一所高校演讲颂扬教育的重要性时，一名年轻教师走向我，说：“萨默斯部长，演讲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教室墙面掉漆，学校因为学生过多不得不从9：45开始第一批午餐，这让学生如何相信你的话？而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出现墙面掉漆的情况。我们觉得，或许那才是最重要的。”她提出了我永生难忘的观点。
告别了长达40年的能源依赖，美国有可能在十年内成为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我们产出的石油已经比沙特阿拉伯多。不可否认，让美国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最终平衡者将比现下更安全、更稳定。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以致于石油运输所依附的不是石油管道，而是火车、卡车，那么上述愿景就不会实现。
我们刚刚熬过的那个艰难冬天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路面坑洞。美国土木工程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预计，在需要维修的道路上开车，会让马萨诸塞的开车人士每年耗费313美元。这相当于每加仑汽油30多美分。而汽油税这二十年里没有上升，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重组的投资去维护交通设施，更不要说去改善它了。
还有很多例子。但在这些例证背后是这样的事实：基础设施投资的实质性提高将对我们所有的主要经济目标都有利。这简直像是经济学能够带给我们的一顿免费午餐。
我们也许处在一个停滞的时代，投资需求短缺，无法吸收个体和企业的所有积蓄，即便利率低到有产生金融泡沫的风险。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需求是治疗这一疾病的解药，也是就业转好和经济增长的来源。
为什么呢？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增加经济能力。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个人支出的增加不太可能带来较高回报。另一方面，从美国的历史经验、国家间比较和各州间比较来看，公共基础建设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很高。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又充满竞争的世界。储蓄可以流入任何国家。研究和发展的成果可以全球流通。许多标志性的美国企业利润在国内所挣的只有一小半，大部分是在海外赚得的。
但始终不会流动的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当我们把钱投在加强基础设施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能留在美国。一旦就位，所有的利益都会流向美国人。
基础设施投资这一经济战略也会推动公正。上一代的所有结构性变迁会让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所承受的痛楚最大。这些人拼命工作，建起基础设施的核心，从而成为经费的主要受益人。而且，这一群体是大部分美国人，而不是超级幸运的一小部分人——后者主要从改善公立学校、机场，或是减少路面坑洞中获益。
最后，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代际/代内公平十分重要。我们时代的经济政策专注于（如果不是仅仅专注于）减少政府赤字和债务。这些是重要的问题，但却勉强受着关注。
即使不是立刻使用新的财政收入，基础设施投资也能轻松地减轻长期债务收入比，因为它能刺激经济增长，提高使用期限，减轻后代负担。这不是经济现实，而是会计惯例，借的钱显示出来是债，但将来不可避免仍要实施的延迟了的维修则不是。当维护或必要的投资延迟时，账款增加的速度比联邦借贷更快——借贷的平均利率低于2%。
我们要走向哪里？这不应该是一个党派问题。
我们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钱来修公路、现代化学校，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人是对的。他们强调，一个大国不能容忍政府依靠小额资本运行，这一主张也是对的。即使我们假设福利改革了，可老龄化在加重，医疗保健费用提升的速度比其他任何经济领域的增长都要快，还有美国的国际责任，都意味着如果美国未来要有足够的投资，就要增加收入。
制度上的障碍会阻滞基础建设投资，在这一点上共和党人是对的。我们需要保护，但是我们需要更有预见性和更快捷的管理。1903年，哈佛花了不到18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战士体育场（Soldiers Field）。从体育场的构想，到第一场比赛举行，前后不足18个月，这其中甚至都没有使用现代建筑设备。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花上十年。在旧金山，维修海湾大桥所耗的时间是1930年代建造这座大桥所花时间的近四倍。
接下来是每个人都该同意的观点。政府运作需要更有效些。连接坎布里奇和波士顿的安德森纪念大桥已经修了两年。我想，如果有正确的刺激手段，这些必要的修理工作几周内就能完成，而不用耗上这些年。运作更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更加依赖私营部门，但这必须是在保护好纳税人利益的前提下。
安德森纪念大桥始修于2012年春，预计今年底修完
对于我们所有的问题，我更乐意操纵美国的经济之手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关于手段还有很多可以说，不过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做好，只要我们探索正确的基本原则：从洲际火车到州级公路系统，再到互联网，美国经济进步依赖着基础设施投资。我们这一代没有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现在是时候加快速度了。
（英文原文载于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2014年4月14日、《波士顿环球报》网站2014年4月11日，原标题：Now Is the Time to Rebuild Ou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观察者网张苗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