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西方民主真的该吃药了
编者按：当失去羽翼的雄鹰还在依靠惯性向前滑翔的时候，阴影中的夜莺却率先感知到周围的危机。乌克兰乱局愈演愈烈之际，知识界的夜莺歌手、著名自由主义刊物《经济学人》3月1日撰文反思西方民主危机，其后不久，台湾“立法院”又上演了“文革”戏码，成为该文的注脚。《经济学人》是继福山之后，又一个西方政治危机的先知之音，但相比中国人对西方体制的反思已经显得落后。2010年3月，张维为教授在日内瓦与西方学者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政治的辩论，因为观点过于鲜明犀利，被西方媒体果断封杀，不予报道。但事实无法被永久封禁，这一点西方人甚至比中国知识界部分人士更清醒。时隔四年，《经济学人》在文章中主动引用张维为教授的观点——“（西方）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种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决策平庸化，还经常选出一些像小布什这样的二流领导人”。
西方媒体在吸纳一些批评言论的同时，将来自中国的批评之声称作意识形态软战。作为“冷战”的发起者，西方容易把自己的心思投射到别人身上，习惯于用战争对抗思维来度量别人。我们不妨顺其所愿将意识形态软战继续下去。
夜莺的吞吞吐吐只能警示，却并不足以提供宽阔的思路。中国人有条件有实力担当起为世界重新规划思想革新的担子。观察者网陆续推出研究员的系列文章，为西方把脉，并深入这场意识形态软战。敬请期待。
张维为教授应观察者网之邀，回顾数年前那场遭遇西方媒体言论不自由的历史，结合当下经验，详细分析西方民主话语与结构性现实危机的矛盾。世界是否能走出西方民主的迷思，中国模式可以为世界民主的发展提供哪些经验？
【此前，观察者网曾全文翻译《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儿》，并由《当西方的夜莺开始悲鸣》一文开启一场对中西民主和意识形态“软战”的持续探讨。我们也期待有识之士的加入，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张维为
观察者网：原本被视为世界典范的西方民主体制最近几年似乎正在变得过时而无用。《经济学人》在近期一篇剖析西方民主病的文章中引用您的观点称，“（西方）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种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决策平庸化，还经常选出一些像小布什这样的二流领导人”。
在您看来，西方民主模式遭遇的结构性问题有哪些？
张维为：西方陷入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后，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问题。《经济学人》的文章似乎表明西方的自我反思开始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是好事情。文章引用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至少说明我们对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些批评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们，在民主问题上，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当时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本身带来的代价。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宗教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坦、中国台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地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今天的民主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现在看来主要是它的三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这三个假设可以概括为（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这三个假设现在看来更像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所谓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在民粹主义煽动下，往往更容易占上风。
所谓“权利是绝对的”，就是权利与义务本来应该是平衡的，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的观点，但在西方模式中，权利绝对化已成为主流。美国两党把自己的权利放在美国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互相否决，连福山都看不下去，称之为“否决政治”。美国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结果导致了各种权利的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以及社会责任的缺乏。
“程序是万能的”则导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游戏化：民主已经被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被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演艺表演。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西方所谓“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游戏民主”似乎越来越玩不转。没有人才观念的公司要破产，没有人才观念的军队打不了仗，没有人才观念的政治制度将走衰，这是中国人笃信不疑的理念。坦率地说，今天多数国家实行的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如西方许多国家那样，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为人类历史将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于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只能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来形容。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观察者网：西方民主的失灵在非西方地区体现得或许更为明显，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社会动荡和骚乱。如埃及、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
您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在全球遭遇挫折的表现及其原因有哪些？
张维为：埃及革命爆发不久，我和福山先生在上海有过一场辩论，他认为中国也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我说，不仅中国不会，而且“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时间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我去过埃及四次，走访过十来个阿拉伯国家。埃及的问题不是西方人描述的什么“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实际上埃及的问题是人口爆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这些问题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还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埃及现在正陷入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普遍经历的那种恶性循环：即普选产生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埃及可能已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因为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如乌克兰，吉尔吉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以乌克兰为例，2004年乌克兰爆发所谓的“橙色革命”，背后是欧美势力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所谓的“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最后亲西方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上台执政，引来西方世界的一片欢呼，但好景不长，随着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当年被“颜色革命”推翻的亚努科维奇又卷土重来，以微弱多数获得了2010年大选的胜利。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美国皮尤中心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2014年西方又公开支持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现在克里米亚已宣布要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早已国库空空，现在国家也分裂了，甚至可能导致美俄冷战等世界性危机。
我们不妨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一下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这些经历了所谓革命的国家，这些经历了“革命”的国家表现都属于彻头彻尾的不及格。这些国家的政局不是更稳定了，而是更动荡了，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
这些所谓的“革命”先后失败有多种原因，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至少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而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层面的一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这种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这就像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速火车、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与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还不如说“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
观察者网：西方体制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每当西方遭遇危机，都有人说要相信西方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您的看法如何？
张维为：西方民主的光环确实在迅速退色，但我们要注意，西方民主模式尽管遭遇重大挫折，但西方民主话语的红利还没有耗尽，美国还可以继续唱“空城计”，还是可以忽悠一大批糊涂人。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与专制”范式还是被不少人接受，尽管这个范式漏洞百出，根本解释不了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民主几乎成了宗教，背后还有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靠在世界煽风点火，搞颜色革命为生的，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力量的破坏作用，包括对中国的破坏作用。但历史大势不可逆转，除非西方走出自己模式的迷思，否则西方总体实力还将继续走衰。如果要让中国人给西方开个药方，那就是“与时俱进”四个字。西方越来越多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利时2011年曾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之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记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我们一些知识精英有点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迷于西方政治话语，至今还认为西方标准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学习、接近，最终达到西方标准。这些人最需要的是思想解放，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中国能尽快融入西方代表的所谓主流文明。一个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参与形成的，比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体系，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我们则要谨慎对待。看一看前苏联的经历就知道了：苏共下台了，国家分裂了，但西方还是不放过，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难怪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干脆发飚：北约先是要借你的车库，然后要借你的卧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觉，所以“我们不再容忍了”。他的话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罗斯人今天对西方的情绪。戈尔巴乔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宠，但他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始终超不出1%。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总体上已经走出了这个迷思，这对中国的意义，对世界的意义都将是深远的。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选择，这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坚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最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认识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大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成功。坦率地说，美国是1965年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中国是1978年才开始搞改革开放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竞争，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胜出，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观察者网：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分才起飞，意指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观察者网《西方的夜莺开始悲鸣》一文则干脆直言：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西方的黄昏时分起飞。旁观者清。我们都知道，在剖析西方民主病这个话题上，您起飞得很早。我知道早在2010年3月的日内瓦，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次没有被报道过的您和西方人士的激烈辩论，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
张维为：那是在2010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国际电影节暨人权论坛上，当时主办人与我联系是否可以参加关于中国人权的辩论。我知道这个电影节和论坛已举行多次，对中国人权一贯持批评的态度，但我还是接受了邀请，因为我确实有话要说。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已经习惯了当全世界的法官，喜欢教训别人。其实，西方的人权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大量的问题，值得好好辩一辩。
辩论于3月9日晚上七点半举行，大家先看了一部法语的纪录片《南京的女孩》。应该说这部片子总体上还算客观，几乎没有正面提及人权问题，而是用写实主义的方法记录了南京师范大学一群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从体操军训到上法语课，从上党课到谈恋爱，从卡拉OK一展歌喉到远足西藏长途旅行，很有生活气息。我对观众说，从这个电影中，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
不过，这个电影只是前菜，中国人权本身的辩论才是正菜。参加这场活动的人大多是自称关心中国人权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当地一些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也有不少外交官，从主席台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坐得满满的，总有300多人，举手发问一直没有间断。应该说我们争论的相当激烈，但虽然观点不同，大家还是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礼貌。辩论会结束后，一部分听众又围着我，继续讨论了近一个小时。我不能说我说服了所有的听众，但不少人承认他们对中国人权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一些喜欢指责中国人权的人也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看起来头头是道，其实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第二个缺陷是法条主义问题。西方把人权问题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问题，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能算人权问题，这在法制不健全、律师力量不足的国家里很难操作，也非常昂贵。第三个缺陷是个人的权利超越集体权利的困境。第四个缺陷是人权体系中没有优先顺序的概念。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西方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权的方法要么是政治权力压倒一切，要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优先，而不是消除贫困优先，结果很糟糕。在一个充满贫困的国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结果就出现了海地这样的烂民主：饿肚子导致暴乱，暴乱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使所谓的民选政府形同虚设，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警察来维持基本秩序。错误的优先顺序，效果往往不好。
中国抓住了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社会变化了，其它权利的改善就有了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在人权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它必须权衡利弊，确定资源使用的优先顺序。像刚果、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首先是恢复公共秩序和发展经济的问题，如果国际社会能在三、五年内帮助刚果、阿富汗做好这一事情，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权成就了。
当然在讨论人权时，我们也要指出，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也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其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但我们和西方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价值界定得过宽，而且是以西方的意愿来界定，西方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就是普世价值，整个世界都要跟着它走，这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有丰富的“人本文化”，这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理念：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结合起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内也会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使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观察者网：您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模式，去年底还成立了“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在您的研究中，中国模式可以为世界民主的发展提供哪些好经验？
张维为：我曾在比利时一个国际论坛介绍中国对民主建设的探索。当时，一个美国学者不容置疑地对我说：“实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竞举，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我问他：“如果您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美国1965年黑人获得投票权之前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表情有点惊讶，显然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我担心的并不是您对民主的这种过分狭隘的解释，而是担心您这种民主教条主义的态度。难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怎么破产的？难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条主义给世界带来多少灾难？”他不服气，问我：“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您不知道吗？”我说：“丘吉尔这番话是他1947年在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讲的，他本人则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他一直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然后我提出，中国要大胆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这位美国学者则坚持民主国家就要遵循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提出的六个要素（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独立社团；公民参与），否则就不能算民主国家。我说：您这叫民主教条主义，南斯拉夫这样搞，国家就解体了；苏联这样搞，国家也解体了；东欧这样搞，失望多于希望；第三世界这样搞，一个比一个糟糕。我说：中国的民主建设会参考西方的经验，包括这六个要素，但也会大力发掘自己的政治资源，包括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选贤任能”制度。他问：“你所谓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还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他摇头说：“西方不会承认这种民主。”我笑了并对他说：“这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验和实践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承认谁呢”。
这种偏见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少见，西方不少人真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八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从菲律宾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都是这样。在当今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个民族唯有不断地学习、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国家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人才素质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选出什么人反而不重要。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劣质政府层出不穷，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最后整个国家都会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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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维为教授在日内瓦人权国际电影节暨人权论坛发言的主要内容：
张维为：大家就中国人权提了一些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刚才提到“中国崛起对国际人权的挑战”，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没有中国在人权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的这种崛起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权被不断侵犯的民族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的。您不妨问一问您在中国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见到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我想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是现在更好。
中国是世界上变化最大最快的国家，欧洲三百年的事，中国压缩到了三、四十年，这个过程自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包括不少人权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但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满意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就此做过跨国民调，2008年中国人的满意度是86%，美国人是23%。所以讨论中国人权，应该先问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和欧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以非洲为例，西方总认为非洲的民主化必须压倒一切，但你们至少应该问一问非洲人自己是怎么考虑的。我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我可以说，非洲人最想解决的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然后是疾病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但你们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结果多少非洲国家陷入了动乱和饥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所以一定要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我们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实现了近四亿人脱贫。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做，消除贫困根本就不是人权，美国至今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不承认，所以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不错。
刚才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参加西方对一些非洲独裁国家的制裁。这里又涉及一个理念上的巨大差别。从中国人的理念来看，帮助非洲国家脱贫本身就是实现一项核心人权，任何国家都不能找借口侵犯这项人权。这有点像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它是不分敌我的，它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的。如果要制裁一个国家，那需要联合国授权来共同进行，而不能只是几个西方国家说了算。西方在非洲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简直成了政治勒索，受援国家怎么可能发展起来？西方国家自己也有很多的人权问题，比方说，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至今都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这无疑是侵犯人权，是不是联合国应该对西方实行制裁呢？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民主的核心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一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能够实现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实现良政的就是坏制度。环顾整个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可以通过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先例。
西方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南欧的“笨猪四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危机与西方民主是什么关系？这些危机侵犯了多少人权？为什么美国三权分立既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也不能有效地对付危机？我想关键是仅靠政治系统内部的三权分立解决不了问题，现代国家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平衡，特别是政治力量、资本力量、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得以避免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这个特质有关。如果美国民主制度无法平衡资本力量，那就还会有新的危机。
至于死刑问题，我想多数中国人不同意废除死刑，这种民意要尊重，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西方那么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杀人犯的生命，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价值，除非联合国授权任何国家都不能发动战争？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杀害了总有十几万平民吧？这不等于是对十几万无辜者执行了死刑吗？这不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么？
人权很重要，但许多传统价值也同样重要，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需要多种要素的有机组合。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贪官，有坏蛋，有刁民，但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淳厚朴实的民风，这种民风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后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抢劫，而中国2008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受灾的人数是智利的十倍。为什么？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起了作用。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要将心比心，救人于危难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谴的。
前几年，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很受欢迎，结果却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歌词中唱道：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福，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首歌歧视了妇女。但大多数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了过分忙碌的生活，但再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父母。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的文化传承，这是一种令人温馨的人文传统。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西方人权的理念的出现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么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权标准。世界人权事业的未来方向应该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从而丰富人权的理念。说到底，我们更要防范的不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所谓文化相对主义，而是文化绝对主义，那种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普世价值，把人家的文化说成是落后习俗，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做法。
过去我学英文，我的英国老师告诉我，英文中“我”是大写的，表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没有大小写，但是如果有的话，我想中文也会把“你”、“你们”“我们”等都大写。人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你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别人的同事。中国文化中“我”的权利和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实在觉得中国的人本文化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观。我也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其实是非常后现代的，对于解决西方今天社会的各种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难题都有益处。
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坦率地讲，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国出现一场“颜色革命”。但是“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带来了什么？灾难。给格鲁吉亚带来了什么？灾难。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什么？灾难。这些人的榜样是捷克《七七宪章》和波兰团结工会。其实，他们的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国得到了全部的实现，但海地是个彻底的失败国家。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世界已经经历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和“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但这些人还是在那里谈论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这些人还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长期生活在西方的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也不支持他们？
我4年前去波兰访问，顺便查了一下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那一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是72%，波兰是13%，您说谁该向谁学习？我建议您去团结工会的发源地格但斯克去看一看，去华沙看一看，再去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来在哪个国家了。中国历史上曾经上千年领先西方，后来我们骄傲自满了，闭关自守了，结果就落后了。中国现在一直认真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包括西方保护人权的有益经验，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所以中国进步很快，一年等于西方十年，中国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还是自我中心，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