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台湾电影里的自我“再殖民”

台湾教科书“微调”的纷扰还未平息，又来了一部名为“KANO”的电影，挟着魏德圣导演的盛名掀起了一波票房热潮，同时也搅动了赞否两方的批评浪潮。《KANO》与“微调”一样，都和日据历史的认识有关，亦即，联系着以谁为主体、以怎样的眼光去诠译日据历史的问题。不管是“微调”反对者或《KANO》，都显现拟日本主体的历史叙事，呈现了今天台湾在历史意识上陷入严重的自我“再殖民”现象。

《KANO》由魏德圣监制马志翔导演。魏以《海角七号》票房声名鹊起，是一位擅长用影像把日据历史化为文化商品赚取票房的人；就像现在很多政客惯于操作“日治”历史累积政治资本，学界靠贩卖“日治”维护话语权一样。该片受到嘉义市和高雄市公部门的积极支持，特地为它封街举行万人游行，并举行盛大的首映会。各大报积极配合宣传，在网络上也发起了“小蜜蜂”行动，一面叫好造势一面对异议者发起“反批评”。譬如，最近网上疯传一则讯息，说发表在《中国时报》的一篇批评文是龙应台用假名写的，绘声绘影，又经过“绿委”在国会质询，逼得龙出来替《KANO》美言了几句。

这种“热潮”已大大超过了一般商业电影的宣传。《KANO》以台湾“嘉农”棒球队历史为素材，透过日本人的视角所呈现的“日治”荣光，不但燎起了民众把日本殖民当作台湾“现代化”原乡的集体想象，投合了时髦的媚日哈日风潮，更符合台独意识的政治正确，大大挑动了文化历史认同的集体亢奋。《KANO》热潮凸显了台湾的精神自我“再殖民化”危机。

《KANO》电影海报

背离了台湾“嘉农”的《KANO》

笔者在繁忙中特意抽空去看了《KANO》，也花了时间对1931年前后“嘉农”棒球队的历史及其背景做了一点功课。《KANO》以1931年嘉义农林学校学生棒球队（“嘉农”队）进军甲子园（全日本中学校棒球大赛地点），一举获得准优胜（败给优胜队“中京商”）的故事为题材，透过电影的再叙事（编码），以日人近藤教练为主角再加上甲子园棒球赛的热烈场面，美化了“日治”历史的荣光。这不但燃起一般观众对棒球运动的热血，更激起对“日治”现代化的历史想象（译码）。揉合了这些要素的电影形象正好抓住了今日台湾社会的集体心象。

《KANO》只是台湾“嘉农”队服上的符号，该片取其符号却消去了“嘉农”队的历史脉络，代以日人近藤为主角全片弥漫着武士道棒球精神，并极尽渲染日本甲子园棒赛的热烈场面，突出了日本甲子园的最高价值和秩序。因此，该片与其说是台湾“嘉农”的故事，倒不如说是日本人近藤和日本棒球的“KANO”故事。

同样一个“嘉农”棒球队的故事，1931年的台湾“嘉农”历史和今天以日本人眼光拍摄的《KANO》，所呈现的是两个不同主体的世界；《KANO》远远背离了台湾“嘉农”。

八十年后再现的“‘国语’（日语）中心主义”

该片除了少数场景夹杂着台语之外，几乎全用日语对白，让人误以为是日本片；再加上叙事角度、日本思维、大量的日本人场景，真让人以为是拍给日本人看的。不懂日语的观众，也只有像看日本片一样，在漫长的三小时中费力去看旁边的中文字幕了。

因为片中的主角是日本教练近藤，还有一些如近藤的太太、老师，再加上甲子园上引颈嘶喊的日本播报员和棒赛等大量的日本场景，实际上整个片子由日本人贯穿情节。至于，应该是主角的“嘉农”球员却像配角，除了主投吴明捷与“阿姊”的初萌情愫说了些台湾话之外，片中出现的嘉农队员练球打球场景都用日语。

有人好奇问：“为何日语多达九成？”，导演回答是：1930年前后日本统治台湾已超过30年，1930年调查显示台南州10至19岁人口会讲日语者占48.6%。他还强调“电影只是呈现当时台湾真实状况”。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出来的统计数字？哪来的真实状况？

事实是，1931年前后，台湾人正面临着严重的语言危机，台湾文化界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台湾话文论争”。

争论中，郭秋生的长文《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中就提到：从日本据台一直到1928年的约30年间，四百万的台湾人中只有大约二十四万人接受过公学校（按：小学）教育；而同期间，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台湾人只有10,482人，其中，包括嘉义农林学校在内的“实业学校”，也只有1,463人。1931年4月末，包括台湾帝大在内的全岛中等以上学校的在学学生中，内地人（日本人）有9,289人，台湾人（包括原住民）只有6,183人，然而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却只有二十一万人。换算成日台悬殊的人口比例，突显了严重的教育不平等和歧视。事实上当时的日语普及率只有12.36%。

哪来的近一半人会讲日语？片子中用日语对白真是“呈现当时台湾真实状况”吗？倒不如说，呈现了当时少数殖民者日本人的真实状况吧！当时的日语（被称为“国语”）与今天的日语其政治意义完全不同，当时的日语是日本殖者统治台湾的重要手段，通过普及“国语”进行精神上的同化和皇民化。当时台湾民族运动旗手蔡培火先生写了《给日本国民》一文，痛烈指出：

“官僚以一视同仁之圣旨为名，将同化主义作为治台方针，而其政策之第一为采取‘国语中心主义’，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先封住我们的嘴巴，使我们成为没有能力的人……将我们的心灵活动拘束抑制，将所有的人无能化……我们不被容许有个性，我们的语言成了废物。”

当时，蔡培火为了提高台湾民众知识，积极推动“台湾白话字普及运动”，进行平民教育，但受到台湾总督府的阻挠，以“妨碍总督府的‘国语’（日语）普及方针”为由不予许可。1931年8月15日的《台湾新民报》（这时“嘉农”在大阪甲子园比赛）报导了这件事，并批评道：

“在公学校入学率还不超过30%的台湾，一般大众依然处于无学文盲的状态，这是‘文明国’的一大耻辱！”

当时热烈进行的“台湾话文论争”，主要争论要不要建设新的“台湾话文”以进行平民教育。以求解决台湾民众无学文盲的状态；另一方面，当时台湾人传统语言（汉文、白话文、台湾话）正面临着总督府“国语（日语）普及”的压力，濒于流失的危机，因此以采取“台湾话文”的策略抵挡日语，来保存自己的语言——台语。

真正的台湾“嘉农”精神

1931年2月总督府禁止了台湾民众党，同期间爆发了第二次雾社事件（观察者网注：1930年10月“雾社事件”[魏德圣《赛德克·巴莱》一片即描绘此事件]后，亲日原住民“道泽群”加入日方编成的“味方蕃”队伍，残杀抗日的赛德克人原住民。抗日原住民于11月伏击了“道泽群”袭击队。1931年4月，在日方的煽动下，“道泽群”出于报复，屠杀了“雾社事件”后投降的赛德克人，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就在台湾“嘉农”队乘船到大阪参加甲子园比赛途中的8月4日，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锋蒋渭水先生去世。对于正处于政治经济的不断冲击的台湾人来说，“嘉农”队在“内地”的优异表现，的确带来了一些荣光和想象。

依据当时唯一的台湾人报纸《台湾新民报》的报导，台湾人对“嘉农”队的期待和看法，大约有几个重点：

 “嘉农”是真正的台湾代表队。因为，在“嘉农”以前都是由日本人组成的球队参加甲子园，这次则由台湾人、原住民、大和族三民族混合组成的球队参加。实际上，参赛的“嘉农”队由“汉”2人“和”3人“原”4人组成，这种比例与当时人口的民族构成比例有很大的落差（当时，人口构成约“汉”400万、“和”20万，“原”约与“和”接近；至于，嘉义农校的学生数是“汉”393人，“和”65人，“原”不超过10人），但当时殖民地的台湾人在处处由日本人“包办”的状况下，觉得只要球队不是由日本人“包办”，就算台湾代表队了。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期待“嘉农”能够发挥运动员精神，鼓励球队要发挥台湾的志气，“与其以肮脏手段取胜，倒不如干净地战败。”并认为“嘉农”在球场，已展现了“超越民族的公平竞赛”。

《台湾新民报》在“露骨的强欺弱”、“一视不平等”的殖民现况中，透过赞扬“嘉农”队在球场上展现“超越民族的公平竞赛”，其意，在批判殖民体制的民族不平等和压迫，并表达了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愿望和理想。这与在电影《KANO》中的日本人高喊“三民族协和”，或者与一些评论者无视台湾“嘉农”的台湾社会历史脉络空洞地赞扬《KANO》“超越民族”，是完全不同的价值层次。《台湾新民报》所强调的是在民族“公平竞争”原则上的“民族超越”；《KANO》或其赞美者，就像以前的殖民者一样，一方面维持民族不平等的殖民体制，一方面高喊“一视同仁”，这与在“民族不平等”条件上的东亚共荣论没什么不同。

《KANO》以日人教练近藤为主角，但在《台湾新民报》中“近藤”两字只出现一次，反而特地专访了投手吴明捷。当记者询问吴的感想时，他质朴地回答：“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有辛苦地练习”；当访问该校的浜田“野球部长”时，他回答：“有此实力，选手们努力自不待言，而又负指导的近藤教师之力也实不少之”。突显了“嘉农”的胜利唯有“苦练”，并没有像在电影中把近藤夸大成为灵魂人物。

从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嘉农”的真正灵魂人物投手吴明捷，其后在日本成名定居日本，但拒改日本姓名坚用本名，终生拒入日本籍，宁愿定期向日本政府申请居留证。吴明捷的人生本身就诉说了真正的台湾“嘉农”精神，与《KANO》是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层次。《KANO》抹去了台湾“嘉农”精神，彰显日本武士道棒球的荣光。

殖民者的蔑视眼神

《KANO》的叙事，完全抽离了1931年台湾社会的真实脉络，抹去了台湾“嘉农”的意义，在时代和社会的真空中展开叙事。邱坤良批评该片“叙事简单、缺乏惊奇”，大意是指这个问题。

但该片并不只是“叙事简单”，还显露了以殖民者“文明”的眼光去看台湾社会“落后”的问题。片中出现的嘉义市街和台湾市井小民，平板得像话剧布景，夸张而不真实，没有丝毫时代的气息，也没有个性。况且，为了突显“野球”的文明形象，出场的台湾民众都成了一群好奇群聚在收音机前为野球喝彩的乡巴佬；譬如有一个场景，一个选手的祖母为了反对孙子打球而在庙里“博杯”问卜，镜头中的祖母好似一个从封建保守的传统汉人世界中出来的古人旁边有一大群滑稽吆喝的乡民，突然间现出了近藤“监督”严肃地双手抱胸面无表情的站在中间，这个对比鲜明的影像，隐喻了日本武士道野球精神对台湾传统汉人社会信仰和习俗的鄙视，传达了一个自居文明的殖民教化者对落后异民族的蔑视眼神。其实，片子中的主角近藤一直生活在日本世界，只有这么一次现身在台湾社会中。

台湾人并非像《KANO》眼中的落后，而是有深厚的汉民族传统价值、信仰、习俗和文明，这从台湾人激烈的反割台武装斗争一直到噍吧哖事件（注），20年间前仆后继的抗日起义就可知。1920年以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从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到台湾共产党，都是台湾人通过抵抗殖民主义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虽然是一个充满荆棘和曲折的现代化，但与殖民主义的“现代”是截然不同的。

就在“嘉农”打进甲子园的1931年前后，经济大恐慌横扫欧美日也波及到台湾，台湾经济特别是农业、农村受到不小的打击，米价暴跌出现了“丰作饥馑”的现象。在这时局下，日本在1928年大肆逮捕日共也压迫了日本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日本“进入了政治的黑暗时代”；1930年11月，受军部煽动的日本右翼青年刺杀了滨口雄幸首相（观察者网注：当时滨口受重伤，次年8月身亡），军部右翼势力抬头对日本政党政治进行了总攻击掌控了日本政治，终于发展到1931年对中国侵略制造了“918事件”。

同时台湾总督府在1929年对台湾农民组合开展全岛大搜捕，1930年暴发了雾社事件，1931年2月台湾民众党被冠以“绝对反对总督政治和民族自决主义”的罪名遭到禁止；同1931年7、8月间，台湾总督府对台湾共产党进行大肆搜捕。从1920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台湾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陷入瘫痪状态。

1931年，在日本是“15年战争”的开始，在台湾是一个动荡巨变的一年，台湾总督府开始加紧对台湾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控制和改造，进入“精神总动员”的一年，开始在市街庄各村落普设“【国语】讲习所”。

台湾“嘉农”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出现，但日本“KANO”中完全看不到这个历史。

彰显武士道“野球”精神的教化

电影抹消了台湾“嘉农”的历史脉络，把它挪置到日人教练近藤的武士道野球精神的世界中。

故事从教练近藤兵太郎命令球员到神社集合的画面开始，镜头先以仰角呈现宏伟的日本神社和从神社现形的近藤的高大形象；接着镜头以近藤的目光转为俯视，近藤双手交叉胸前以威严的脸面对着气喘呼呼地从下面阶梯跑上来的球员，训斥并下令球员跑嘉义市两圈。影片叙事就一路在以近藤为最高权威的日本武士道野球精神规训下进行。片中近藤始终双手抱胸摆着一副不可侵犯的标准日式臭脸，但不时出现它在进球场时先双手合掌一拜的画面，隐喻着以日本精神（其背后的神道崇拜）为绝顶的“武士道野球精神”。这是电影KANO想彰显的精神世界。

根据林胜龙先生在早稻田大学的博论《日本统治下台湾武士道“野球”的接受和展开》，所谓“武士道棒球”是在明治时期从美国传入日本，被日本武士道化再解释的棒球文化。随着日本殖民台湾，它被当作有“武士道气魄”的训导教育在公学校体操普及：台湾第一支棒球队出现在1920 年，是全由花莲阿美族人组成的“能高”队（NOKO）。据阿美族文史家Namoh Nofu评介，该团是由花莲厅长江口和日本士绅为了政商交流运作出来的；作为“蕃人文明教化成果宣扬”赴日进行棒球交流，让日人转变对原住民印象，以展现殖民教化的成果，求得日本内地资金投注殖民地。总之，这意味着台湾人通过学习武士道野球，在身体上、思想上、行动上接受了日本精神和皇国精神。

镜头也花了不少工夫刻画近藤的日本人家庭生活：榻榻米、障子、小庭院、美丽温驯的近藤太太的颦蹙言笑和两个乖巧的女儿，极力渲染日本的“唯美”，再加上近藤的日式家父长权威、泥醉后彻夜未归等等。虽然这是日剧的标准画面，却再再暗示着《KANO》在日本的伦理秩序之中。

片中虽然有许多青少年球员练球比赛的镜头，偶而也穿插了一些吴明捷的无邪情愫，但全体来看，他们几乎没有个性没有社会历史特征，面貌模糊，只是一群对近藤绝对服从的无垢青少年。片中唯有近藤是有个性的人。

替八田与一造神

台湾“嘉农”的青少年球员也被挪置到对八田与一（观察者网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总督府”工程师，嘉南大圳为其代表作。）的无限仰慕上（导演自己也承认这是虚构）。镜头中，八田出现在台湾“嘉农”学生的教室黑板上、课本中，是学习的模范；八田出现在高高的卡车上在嘉南平原乘风奔驰，从新筑的嘉南大圳乘船而来，球员们集体欢呼迎向他仰望他；八田像从神界下凡台湾。相对的，镜头中的台湾农民却为缺水而苦一副可怜而猥锁的形象。《KANO》肉麻地替八田造神，已不是一般的商业电影，完全沦为“殖民现代化”意识型态的政治文化宣传。镜头毫无掩饰地露出“拟殖民者”的“文明目光”，俯视着落后的台湾。

只要翻开1930年嘉南大圳落成后的报纸就可知道，当时嘉南大圳峻工造成了许多农民的损害和负担；不但使有些原来以发达的传统沟圳灌溉的良田一到下雨便淹水成灾，农民、地主还要负担沉重的大圳建设费和高额水租，因而地主纷纷起来组成“地主会”抗捐抗租。台湾总督府兴建嘉南大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对水的控制”以控制台湾的米、糖生产，使有利于日资糖业、劝业银行等金融资本，并促进蓬莱米大量输日解决日本的食粮不足。事实上，总督府把庞大的大圳建设费完全转嫁给台湾农民，并直接控制了水。八田与一只是一个执行总督府殖民政策的殖民官僚，却被台湾政府和政党政客奉如神祇，电影《KANO》还把台湾“嘉农”队拉去参拜一番。

单单由这个虚构情节就足以说明了，《KANO》所彰显的是日本殖民的荣光——自我再殖民的历史想象。

附言：

在本文要结束时，台湾又活生生地上演了一幕超大型的“立院占领剧”。它以学生为主角，以“反服贸”为主题，实际上是舞台后面政党政客的权力斗争搭起的学生“占领剧”，“反服贸”只是剧本。再加上嗜血媒体和网络的社会“精神总动员”，煽起了台湾社会历史地形成的、未清理的恐中、反中感情和想象。这与《KANO》所呈现的“自我再殖民的历史想象”一起，构成了“台湾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注）噍吧哖（nián）事件，也称“西来庵事件”，1915年发生于中国台湾的噍吧哖（台南玉井）。起义事件领导者为余清芳，所以亦称“余清芳事件”。这个事件是日治时期台湾人武装抗日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当时余清芳在台南市“西来庵”王爷庙假借神佛名义宣扬抗日思想，后来又认识台中人罗俊及楠梓人江定，于是共同密谋组“大明慈悲国”。宣称日本据台20年，气数已尽，余清芳受王爷神示，说中国将派大军前来支援。消息被总督府侦知，余清芳潜逃，日军入山围剿，至1916年4月事平。被捕者达1957人之多，其中866人被判死刑。在舆论压力下，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减刑为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