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称更喜欢给官员开讲座：没风险还有钱
他活跃在各大官场讲坛，虽常常与他们撕破脸皮，却又能得到一些官员的“仰慕”；他发起过“随手拍”，也给予上访者关怀，但却从未惹过“麻烦”……历史学者张鸣这样评价他：“他是个奇人，让学界、官场、媒体和外国人都喜欢的奇人。”3月8日，《廉政瞭望》记者来到于建嵘工作室，探寻这个“奇人”因何能被这么多人所“喜欢”。
于建嵘（资料图）
爱“数落”官员，却又受追捧
廉政瞭望：你常常在给官员的讲座上语出惊人，为什么？
于建嵘：我也常给学生开讲座啊。但说实话，我更喜欢跟官员讲，一年要给全国四五十万官员讲课。为什么呢？一个是给官员讲有钱，钱多钱少他们都会给，并且像我给广东税务系统讲，全省视频直播，有三四万人听，讲一次可以影响一批人啊；给学生讲我从来不收钱。另一个，给官员讲没风险；给学生讲，讲假大空我不乐意，讲透彻了又有人会不理解。社科院研究生院“名家讲堂”那年请我去讲，人山人海，完了大家都很高兴，没想到后来却有人举报我。
廉政瞭望：是不是希望通过这样，能够直接影响决策者？
于建嵘：(笑，没有作答。)
廉政瞭望：这么多党政机关邀请你，你研究过他们的动机吗？
于建嵘：我是一个没权没势的人，接近我起不到多少宣传作用。我认为体制内有很多人的确面临大量的困惑，他们想要获得答案。我讲课从来不提张书记、李书记什么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社会学者，不是来表扬你的，也不是来跟你作对的，我是来分析问题的。我就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应该怎么办。哪怕我说了不少违背体制的观点，但这些官员会觉得，一些心中没想通的问题你给我解释了，所以常常会获得掌声。
廉政瞭望：可我们知道，你讲课也得罪过人。
于建嵘：中国政法大学的黄卫国是我的朋友，有次请我去给几百个学生讲座，我讲完他给学生们讲，“没有办法啊，现在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我当场就“数落”了他，“你这老师，在这里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叫我们学生注意保护自己，告诉他们有这个现实，但不能说这个现实是对的。”他可能是觉得没有面子，很长时间没有理我。
廉政瞭望：因对拆迁问题意见不同，你和江西万载的县委书记有过“冲突”，那个事情有后续吗？
于建嵘：后来，万载县有人拿了一沓材料来找我，是整那个书记的。我当着他们的面把信封拆开，“啪啪”撕掉扔进了垃圾桶。我告诉他们，我和他(县委书记)没有私仇，没有斗争输赢的问题。我只是针对他的话，批评他的观点，我对他当不当官不感兴趣，那是组织部的事情。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来找我。
廉政瞭望：那你的底线是什么？
于建嵘：有的是玩笑话无所谓，但有的是原则问题。我一向认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有的官员总能找出很多理由。但你哪怕认识到这个事情我做得不好，你说一句“我做错了，但没有办法，我道个歉，”这可以；但你非要说“我做得好”，那不行。这是两个概念：一个叫愚蠢，一个叫没良知。
廉政瞭望；遇到立场问题，从没有妥协过？
于建嵘：基本没有。我可以不说话，但我绝对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至少我可以走开。之前中央某部委搞了个智囊小组，我去开了两次会就再也没参加。他们天天琢磨上级领导又说了什么，能不能从中搞出点什么东西。这与我的研究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去干什么？如果我参会，说不定又跟他们吵起来了，没必要嘛。
不跟政府作对，建议影响决策
廉政瞭望：现在的知识分子都爱划“左”和“右”，你觉得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
于建嵘：实际上，在中国的学术界，对“左”或者“右”有一个误区。西方国家关心民众的是“左”，我们却把迎合权力的视为“左”。当然，在这种语境下，我偏“右”多一点。
廉政瞭望：你有些话“尺度很大”，如“给国家领导的十条建议”，但并未受到“压制”，可否说舆论环境还是比较宽松？
于建嵘：我的言论并不过火，我只是和你讲事实。我不跟政府对着干，我也劝很多人，包括李承鹏啊，好像这两天他又倒霉了。我从不接受外媒采访，没必要给自己惹麻烦。
廉政瞭望：现实中，你的口碑也不错，有很多官员商人来拜访你。你乐意交往？
于建嵘：我见过中央领导，也跟富商打过交道，大家都是人，没必要刻意巴结。你天天吹牛拍马他很高兴，但他内心瞧不起你，若干年后慢慢就疏远你了。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当年在深圳的时候险些陷入绝境。我那时替他说了句公道话，帮他脱困，他抱着我哭啊。我们甚至平时都不来往，但人家每年开“两会”的时候都会来看我。
廉政瞭望：据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采纳了你的一些建议。
于建嵘：像农村土地确权，基层法院的人、财、物实行省级垂管等这些内容，不好说是高层采纳了我的建议，只能说它呈现的内容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我也看好这样的改革。我完全是按照社会发展的逻辑给出的建议，这里面没有揣测过一点儿领导人的意图，也没有引用过一句领导人的提法。很多事情都有它的必然。比如我在微博上和五岳散人打赌：到2016年前会推行科级以上、省级以下的官员，新任职时财产公开，他不相信我的推断，结果输了我十箱茅台。
任何强化信访的努力都对法治建设不利
廉政瞭望：很多人对上访者避之不及，你为什么对他们的态度却有所不同？
于建嵘：上访者处于在权力的边缘，会遇到很多困惑。刚才走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来北京上访的，你接待她一下，请她吃顿饭，举手之劳的事情，这是一种关怀。一个人把你当成救命稻草的时候，和当作普通朋友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我不认为上访的都是有理的，也有无理取闹的。这时候你跟他分析一下，讲讲道理，也是一种帮助。
廉政瞭望：会因此惹上麻烦吗？
于建嵘：麻烦当然有。好几次警察围在我家门口来要人，我只好代表上访者去跟他们谈，还是解决了不少人的问题。但我从不觉得自己能帮助所有的人，我没那个能力。很多人找到我，我也这样告诉他们，劝劝也就走了。真正要化解信访难题，还是要靠法治。
廉政瞭望：中央最近出台了关于创新信访工作的《意见》，不支持不受理越级上访，你怎么看？
于建嵘：我正在写《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一书，我认为信访是法律框架之外的又一套规则，任何强化它的努力都对法治建设不利。真正的出路，应该是将权利救济功能完全归还给司法，让信访回归作为信息渠道的本源，最终予以废除。
廉政瞭望：“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给公务员涨薪的议题，你怎么看？
于建嵘：我也属于公务员序列，我每个月工资大概8000到9000块钱，这应该算(公务员群体中)比较高的。当然，如果和很多大学教授比，可能还稍微低一点。我觉得现在提公务员涨薪不妥。在社会不公平、底层人生活状况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这个话题特别敏感。尽管有的公职人员生活上有压力，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旱涝保收，他始终没有普通群众压力那么大。再有，官员不能跟马云比，不能老跟那些搞投资的老板比。
廉政瞭望：在你的老家(湖南衡阳)，曝出了人大代表选举丑闻。你认为怎样才能选出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代表？
于建嵘：为什么出现贿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把人大代表当什么？人大代表现在被视作一个荣誉，有不少人就像每年到俱乐部开会一样，他在意的是我和某某领导在一个小组，我和某某领导照个相。而这一部分想当的人，就想出了花钱去“买”这个资格的招。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强化人大代表的职业精神，让所有的代表真正履行为群众服务的职责；更要开放选举，让所有想当代表的人能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