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麦克福尔：直面普京的俄罗斯

3月18日，俄罗斯普京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代表签署入俄协议，两地正式成为俄罗斯行政区。《纽约时报》网站3月24日刊发刚刚卸任的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文章。文章认为，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终结了欧洲的后冷战时代。麦克福尔强调，欧洲的这场新对抗并非由美国挑起。美国在冷战中并未完全获胜。

作者迈克尔·麦克福尔不仅是刚卸任的美国驻俄大使，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首席俄罗斯政策顾问，被认为是最资深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之一；本文反映了美国政府精英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普遍看法。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资读者参考。以下为全文：

《纽约时报》文章认为，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终结了欧洲的后冷战时代。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决定终结了欧洲的后冷战时代。自戈尔巴乔夫—里根时期以来，后冷战时代的定义受俄罗斯和西方的合作与冲突所左右，但总隐含着一种意味：俄罗斯正渐渐融入国际秩序。仅此而已。

我们这个新时代是被意识形态冲突、民族主义复兴和领土侵占所定义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时代与20世纪欧洲那段悲剧的冲突阶段相似，不过也有重要的区别，而明白这些区别，对于美国制定未来几十年成功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

我们没有寻求这些对抗。这个新时代自己缠上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完全赢得冷战。共产主义衰弱了，苏联消失了，俄罗斯力量变小了。但是，苏联体制的崩溃并没有将俄罗斯平稳地引向民主和市场，或是让俄罗斯与欧洲融为一体。

部分俄罗斯人提出了这一宏大的革命性变迁议程。产生的后果就是：苏联帝国（目前为止）相对平静的崩溃、一个比从前富有的俄罗斯社会、对个人权利更好的保护，以及时而起作用的民主体制。

但是，引入民主的同时，经济的萧条和帝国的丧失也生发了反革命之潮——对旧秩序的留恋，对冷战结束这一说法的憎恶。

支持者并非多数。而其中一个支持者——普京——的上台并非势所必然。甚至连普京自己的想法都会时不时地发生变化，纠结于怀念过去的体制和现实地接受俄罗斯要前进的需要。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一个自由主义者、西方学习者，当普京2008年选择他作为其接班人时，俄罗斯的内部转型加快了脚步。虽然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使俄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孤立，但它融入了已有国际秩序，最终重夺声势。

我在政府工作的最初几年，见证了梅德韦杰夫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在相互利益问题上的合作——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对伊朗的新制裁，协助开辟通往阿富汗的新补给通道，还有俄罗斯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重置”的结果促进了美国的多项重要国家利益。民主党共和党政府都实行的美国后冷战政策看来又开始起作用了。

2012年普京再任总统时，势头有所减弱，之后就停滞了。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反对伪选举，还有更多的人在反对不负责任的政府，普京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上台的。如果说大部分俄罗斯人在普京的前两个任期中（2000-2008年）对他加以褒扬，认为他让这个国家得以复苏，国家经济得到发展，那么有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希望在普京的第三个任期中得到更多，但他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对于莫斯科的年轻人、受教育者和那些并不因为普京（自认为）让他们变得有钱而感激他的富有的抗议者，普京特别生气。因此，他转而后退，限制那些怀念苏联时期的个人行为。他攻击独立媒体，抓捕示威者，要求有钱人把财富带回家。

除了更进一步的独裁，普京还需要一个敌人——美国——来加强他的正当性。他的政治宣传家们播放的段子里，有关于美帝国主义、推翻普京政府的邪恶行为和蓄意计划。作为驻莫斯科大使，我经常是这些虚构作品中的主角。

俄罗斯领导人的反美叫嚣以及与国家电视台的呼应，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让别人明白他在接受西方的对抗，不再受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束缚，不怕挥舞俄罗斯强权来改变国际秩序。

普京做出了一个战略性转变。美国也必须吸取过去与莫斯科的冲突中得出的教训，通过选择性牵制和承诺的政策。

上世纪扎根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引人关注。一个修正主义的独裁者煽动了这场新对抗。不是我们。不是“俄罗斯”开启了这个新时代。是普京。在入侵克里米亚前的两年，他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的民主体制，随后又禁止独立媒体发布他在克里米亚夺取领土时的消息，这不是什么巧合。

与上个世纪相似，独裁与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争也重返欧洲。由于民主体制从未在俄罗斯完整扎根过，这场战斗也从未完全消失。但如今，民主社会要认识到普京的独裁统治，并且要接受反抗这一体制的知识性和规范性的抗争，要用我们先前在欧洲与反民主政府之间的抗争那样的精力。

和从前一样，克里姆林宫既有意向又有能力利用军事、金钱、媒体、秘密警察和能源，去破坏政府和国家。

这些相似性告诉我们之后的一些政策走向。最重要的是，乌克兰必须以一个民主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的身份成功。在它的改革列表高位，必须是能源效率和多样化，还有军事和腐败改革。该地区其他国家，像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也需要紧急支持。

二十世纪，那些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的国家必须得到保障和保护。北约行动很快，但这些努力要维持住，必须在前线国家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对部队更多的训练和整合，以及减少北约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的新努力。

另外，就像从前那样，现行政权必须要隔离。试图通过承诺、联合和言辞来改变克里姆林宫行为的战略现在已经没用了。俄罗斯不再是八国集团的成员，无法加入经合组织，或是导弹防御谈判失败。我们必须取而代之进行制裁，包括对宣传家、国有企业、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银行家——这些人都是普京强权下的工具。相反，个人以及与政府没有瓜葛的公司应该得到支持，包括那些将财产挪出俄罗斯或是移民出国的。

最后，就像在二战和冷战期间那样，如果重大利益有重合，我们和我们的盟友现在可以与普京合作。但这种承诺必须被理解成是严厉制裁，而不是把俄罗斯重新拉回来接受国际规则和价值。这就是他应该看待这一承诺的方式。我们也是。

同时，很多重要的差别区分了冷战或内战以来欧洲的这次新对抗。大部分差别对我们有利。有些则不是。

首先，不像共产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普京主义在俄罗斯以外很少受到欢迎。即使是在俄罗斯国内，勇敢的民间团体领导人仍然反抗独裁、战争和狂热国家主义，并且成功动员成千上万人反对普京的介入，然而更多的静默的人会抱怨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上一份工作中，我每天都会碰到这种沉默的怀疑者——在政府，商界，社会。危机中，市民围绕旗帜而聚，进行着政治宣传。但普京的国家主义主要是受不成熟的前苏联反美主义所鼓动。继续用美国包围和内部干涉来吓唬俄罗斯人，将难以为继。他们太聪明了。

其次，普京的俄罗斯没有真正的盟友。我们必须让它保持这种状态。拉大中国与修正主义俄罗斯之间的距离尤其重要，这就是在促成中亚和高加索部分国家的独立。

另一个区别就是，俄罗斯军事力量只是苏联力量的影子。新的全球冲突是不可能的。但是俄罗斯的军事仍在威胁其周边国家，因此欧洲必须加强防卫，西方政府和企业必须停止帮助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

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上一次僵局中，还没有互联网的存在。克里姆林宫最近隔断独立信息的做法令人担忧，但传播的革新保证了今天的俄罗斯人不会像他们的祖辈那样被隔离。

与世界更多的接触让俄罗斯人能对自己的处境做出比较分析。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并且需要在学习交流、同龄人对话，还有俄罗斯私营部门及其国际合作者之间的联系中加以支持。

不过，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在弱化我们。首先，美国没有了上个世纪那样的道德权威。作为大使，我发现，当俄罗斯人问我关于伊拉克问题时，我难以捍卫对主权和国际法的承诺。美国民主的一些实践也无法激励他国观察家。想要在这场新冲突中胜利，我们必须恢复美国的榜样形象。

其次，我们正在忍受不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在两场战争后，这无法避免，但我们不能晃得太远。我们退一步，俄罗斯就进一步。国会和白宫领导人都在一起努力向世人发出信号：在这场新的斗争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领导自由世界。

美国——还有那些想要在富裕、民主的俄罗斯生活的俄罗斯人——将在欧洲的这场新冲突中获胜。过去一个世纪，民主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加强着，而独裁在持续衰落。尤其是在有着良好教育、富有的城镇社会，如俄罗斯，民主最终扎下了根。一个民主的俄罗斯不会总是和我们一样定义其利益，但是会和其他民主国家成为更为稳定的伙伴。

我们无法判断俄罗斯现在的独裁政府能持续多久。但是面对新威胁，审慎、现实的战略将有助于缩短我们刚刚踏入的这个悲剧的时代。

（英文原载《纽约时报》网站2014年3月24日，原标题：Confronting Putin’s Russia；作者迈克尔·麦克福尔曾任美驻俄大使、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首席俄罗斯政策顾问。观察者网张苗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