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在台湾真的有春天？揭秘台湾“野百合学运”始末
日前，台湾部分学生掀起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浪潮，占据“立法院”。23日晚间，“立法院”外大群学生占领台“行政院”，并于今日凌晨被警方驱离。台湾学生愈演愈烈的反服贸占领“立法院”的运动意外被称为“太阳花学运”，反服贸的民众几乎人手一支向日葵。在“太阳花学运”之前，1990年台湾爆发过一次“野百合运动”，二十多年来，这个运动已经成为八零年代台湾学生运动的象征，一个过于巨大而充满扭曲的符号。
台湾反服贸占领“立法院”被有些人称“太阳花学运”，几乎人手一支向日葵
“野百合学运”又称 “台北学运”。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抗议，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这是1949年以来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
这场学运取得了成功，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但也存在争议。其中一个争议就是学生最后见了李登辉，且次日就撤退，因此被很多人批评这是被摸头，让李登辉收割了运动成果。甚至有人诠释，这个摸头摸走了整个八零年代学运的能量，让九零年代之后的学运开始衰落，让野百合学运世代开始堕落。
“野百合学运”，受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创作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很大影响。《野百合也有春天》由台湾音乐人罗大佑作于1982年，像罗大佑这个人一样，这首歌的影响也超出台湾，蔓延至但凡有华人的地方。
“野百合学运”受罗大佑创作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影响很大
“野百合运动”发生在1990年春天的台湾，不言而喻，这次学生运动受到这首歌明里暗里的影响。在一份题为《野百合的春天》的文宣中，学生们表明了选择野百合作为学运象征的原因：野百合是台湾的固有物种，象征着纯洁性；野百合开遍高山和海边，反映着草根性；野百合还是生命力、纯洁、崇高的体现。
“野百合运动”发生的渊源，却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大陆。
这一年，国民党政权不顾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反对，片面选出了“施行宪法”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其中，“国民大会”的职能是选举正、副“总统”，制定和修改“宪法”，“立法院”行使立法权，这两个机构就是议会，在“中华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量不言而喻。
然而，1947年产生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任，在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议会早都不知道改选多少茬了，只有台湾，除了一些增额补选的“代表”“委员”外，仍然是那些老面孔，有的人因为年事已高，开会时呵欠连天，仍然要固执地坚守在岗位上。不改选的原因是“法统”：在两蒋时代，既然台湾当局坚称“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那么上述“代表”全中国各地的“民意代表”要更换，当然要等到“光复大陆”后再从各地选出，此前就得一直在任。台湾的“国会”因此被在野人士称为“万年国会”，“民意代表”干脆被直斥为“老贼”。
时间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蒋经国生前最后时刻开放解严的一系列举措，台湾社会活力激荡，到李登辉当政期间，在社会舆论催逼下，“万年国会”成了当局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李登辉本人跟蒋氏父子这两位前任一样，是在国民党全盘掌控下，由这个“万年国会”选出的“总统”，他的立场虽不免尴尬，也意识到不改不行了。1988年11月7日，在“总统”李登辉主导下，由俞国华主持的“行政院”通过“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草案，于1989年1月26日由“立法院”通过。3月1日起，当局开始受理这批过去号称“法统”所系的老“代表”“委员”申请退职，他们每人最高可领退职金546万元新台币。
但草案中的“自愿”仍然是一厢情愿，即便再优厚的条件，也抵不上“在位”，有位就有权，有权就有利益，还可以打出“维护中华民国法统”，甚至跟反“台独”挂钩之类名正言顺的旗号。由此，这些年届古稀的“民意代表”们纷纷“抗退”，并酝酿抵制李登辉。此时，国民党内部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和反李的“非主流派”权力斗争也在加剧，台湾政坛一时风云诡谲。
1990年2月20日，“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召开，准备选举第八任“总统”，会议期间爆发了所谓“二月政争”。本来，在秘书长宋楚瑜的精心运作下，李登辉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一致起立鼓掌的方式被推为“总统”候选人，但遭到了“非主流派”的抵抗，“非主流派”准备推出林洋港和蒋纬国与之竞选。此时，“国民大会”正在召开，“国大”更试图扩大权力。
“野百合学运”发生在1990年台湾的春天
“二月政争”马上引来社会反应，就是“野百合学运”，又称“三月学运”或“台北学运”。3月16日下午，数百名大专院校学生集中在“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国民大会”滥权。19日起，学生开始大规模静坐抗议活动，动员全岛学生数千人，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并发起“全民逼退老贼签名运动”。这次静坐示威为期一周，被称为“野百合学运”。最后，李登辉接见学生代表，应允召开“国是会议”，尽速解决学生所提的问题。
“野百合学运”促使林洋港、蒋纬国及“拥蒋派”知难而退。3月21日，李登辉正式当选为“总统”。4月2日，李登辉以“总统”身份正式邀请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就有关“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等问题进行会谈，被视为政治发展的重大突破，但也引起国民党内“非主流”势力赵少康、郁慕明等“新国民党连线”（新党的前身）人士的不满。此后，李登辉运用手腕，通过起用军事强人郝柏村“组阁”等一系列方式，稳固权力。
尽管资深的“中央民代”仍然抗拒退职，但“万年国会”的问题终于以“释宪”方式做了政治性解决。6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对“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任期问题释宪案”作成解释，指出资深“民代”应该于1991年12月30日以前终止行使职权，并由政府适时办理第2届“中央民代”选举，至此，被民间骂为“老贼”的资深“民代”退职已成定局。
“野百合学运”结束了“万年国会”的运作
1990年6月28日，“国是会议”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李登辉邀请的台湾朝野130多位与会代表展开政治对话与辩论，其中就“修宪”或“制宪”，“总统”由“公民直选”或“委任选举”等问题争论不休，最后闭会达成一些共识，包括“国会改革”“修宪工程”等内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确定于1996年5月（观察者注：实际是1996年3月举行）由“公民直选”第9任“总统”。这个重大决定所引发的后果，超出当年所有人的预期。
补充阅读：
台湾1996年的“公民直选”
1996年3月23日，首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成投票，投票率达76.4%。李登辉、连战以5813399票当选，得票率为54%。彭明敏、谢长廷的得票率为21.13%，林洋港、郝柏村及陈履安、王清峰的得票率分别为14.90%和9.98%。这样，已经担任了八年“总统”的李登辉再度获得了权柄，而这一次他在个人政治史上更进一步，成了首任民选“总统”，可以说是镀上了一层“民主”的金，他本人此后被拥趸奉为“民主先生”。
太阳花和野百合有何不同
台湾这次的占领立法院反《服贸协议》行动和24年前的“野百合学运”虽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大为不同。24年前的野百合学运，起因是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们通过了延长任期的条款。
“太阳花”和“野百合”相似却不同
野百合的背景
当年号称“代表沦陷区人民”的这些国大代表，从到了台湾之后，就因为“选区”已经“沦陷”，从1949年以来就没有改选过。
这引发了台湾许多大学学生的不满，在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前广场示威，要求“解散国大”、“召开国是会议”、“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
表面上看来，野百合学运似乎和这次被称为“太阳花”（即向日葵）的社会运动差不多，但是在背景和环境条件还有政治氛围实际上相差甚远。台湾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在学运后的第4天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诉求作出承诺并且肯定学生的动机与理想。不过当时学生的诉求是对李登辉推动改革与民主化，或者按照不赞同李登辉的人士的说法**“学运的诉求是符合李登辉的利益”，故而李登辉能够放下身段，将学生们的诉求转化成支持自己改革的力量、达成了目的。**
环境对比
当时媒体、舆论甚至学校都是被情治部门严格控制，就算是有心想要表达支持，也会被禁声、媒体自动“噤声”或质疑学运动机的情形更是普遍。如此情况之下，更遑论社会上一般民众的支持或者家长、老师们的积极参与。这次被称为“太阳花”的行动则是完全不同，首先是虽然行动的中坚是以学生为主，但是参与者不乏一般民间企业员工、甚至公务人员也利用休假期间加入。
所以在组成上，已经不再单一是所谓的“学运”，此外台湾媒体虽然在立场上蓝绿依旧分明，不过在报道时除了部分的媒体之外，大部分的舆论对这次行动的诉求也是朝向比较肯定的方向，尤其国民党党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通过《服贸协议》的方式更是讨论和评论的最主要的重点之一。
意念相悖
野百合与这次的“太阳花”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这次行动的诉求是与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意念相违背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着天南地北、南辕北辙的不同。 马英九所希望的是两岸去年签署的《服贸协议》能够在立法院的这个会期通过，行动参与者所希望的则是逐条、逐项地审查《服贸协议》。而且外界所不明了的是为什么国民党要如此急迫地通过《服贸协议》，而被台湾一些媒体称为“迟缓”的政府反应，和当初野百合学运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别。
野百合学运的年代，所谓的网路还只是非常概念化的事情，甚至连行动电话在台湾都还相当少见，但是如今的行动参与者在网路普及化的情况之下，比野百合学运的时候更能够快速地聚集民众、传播消息。
这对执政者是相当不利的，因为现在网上传播的许多消息其实是不正确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危言耸听。
但是政府部门的反应缓慢，有的时候回应不得体，都造成了民众的反感与不满，很可能就为“太阳花”行动的气势添加柴火，令通过《服贸协议》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