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支支：我所认识的台湾占领“立法院”学生领袖

看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新闻，当看到“学生代表陈为廷提出三点诉求……”的时候，心里不禁震了一下：“啊，这难道是我见过的那个……”后又恍然大悟“这种事早该知道有他了”。

陈为廷在台北曾结识交换过去的大陆学生，而那位陆生的朋友圈又刚好与我有点交集。2013年夏天，陈为廷与台湾某纪录片摄制组一起来大陆时，“想听听大陆青年怎么看政治”，我便受邀参加那次对话活动。

来之前就知道陈为廷曾在“立法院”就学费过高和压制学运的问题当面抨击台“教育部长”。有人以此开他的玩笑，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以幽默的自嘲化解。总体给人“邻家小弟”的印象，没有“政治领袖”的表达欲和控制欲。这也不奇怪，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心理状态。不过也可看出这个性格不太激烈的人，在众人面前的慷慨激昂，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

参加对话的有大陆的自由派和左派（姑且用这个滥俗且不准确的名称）青年，就各种问题展开辩论，从政治哲学“在宗教环境成长的儿童是否信仰自由”；到经济学“现代技术条件下兰格模式的可行性（注）”；甚至细节到“为了消灭私下交易，废除纸质货币需要多少成本”。如同大多数辩论一样，不会有互相说服的结果，但有人给自己介绍原先不熟悉的观点和道理，很有智力上的满足。

学生代表陈为廷（左）与林飞帆在“占领立法院”现场

对话开始前，陈为廷就说他是来学习的，整场活动两个多小时，他主要都在一旁静听。他开始还以新奇的眼光看这些观点交锋，但不久即发现这些话题似乎不是他兴趣所在，后来终于忍不住说道：“你们都好厉害，说的这些我都不太懂，可是好像和我们有点远，为什么不讲讲比如教育问题的主张呢……”并且愿意听听对“统独问题”的意见。

是啊，一群大陆青年在一群台湾青年面前聊了两个小时政治，却丝毫没提到统独问题。那是因为我们聊的都是“世界应该怎样”、“人类未来如何”这种话题，小小的台湾相比之下微不足道了。

陈为廷的话似乎在批评大陆青年脱离实际。当时有人打圆场：那是因为大陆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像你那样在“立法院”呛“教育部长”……我想，幸好是台湾同胞不了解国情，这话才能圆过去（即便给他们讲“现场就有安全部门的人在监视”大概也会信）。以大陆的言论自由，即便批评具体的人和政策不好公开讲，私下讨论总是没有问题的。

我回去后思考良久，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如此热心于思考和讨论宏大问题？是不愿或不能想具体问题么？好像不是，我和同伴在来的路上就在讨论北京出租车难打的解决方法，路过旧城区的时候又在说解决拆迁难的问题，甚至一个立交桥因为规划不合理未能解决拥堵的问题也能说上一会儿。

但是，这些或许是陈为廷们最想听的话题，我们并不愿拿到对话活动中说。我们没有他那样的活动平台，对我们来说，这些具体问题和宏大问题一样“缺乏参与性”。如果非要聊“如何行动”的话，恐怕对话就会变成“如何在给当局出谋划策时把希望实行的政策说得更好”，这当然不被青年们所喜欢。与其如此，不如说些更考验智力，还带点崇高的宏大话题（也不排除在台湾人面前表现智识和理想的欲望）。

我们了解社科理论比台湾同样关心社会的青年们多得多，其实是“不幸中的幸运”，除了“大国国民的全球视野”以外，主要因为没有他们一样的平台，没有可见效的“实际的行动”，而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提高自身姿势水平”上来。

2012年12月，陈为廷（左）当面骂台“教育部长”蒋伟宁伪善

谈话中陈为廷表示他也是左派，也读马克思。此话恐怕得这样理解：马克思在他那里与其说是科学理论，不如说是对现实的控诉和对行动的号召（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方向上的历史伟人的号召，对他们来说无太大区别）。他们有了活动的平台，自然无法拒绝“立即行动”的号召。行动毕竟有可以看得见的成果，远比不知道有没有用的思考更吸引人，尤其是对热血青年而言。

于是，他们在没有完整图景和长期计划的情况下出发了。这不是偶然现象，我曾经接触的马来西亚社会运动青年同样如此，有无数实际事务可忙，学习和思考只能放在一边。一些勤于进行思考者也缺乏交流的对象（其中的华人倒是可以参与中文网络的讨论）。大陆青年这种为现实所迫的“冷静思考”才是特殊的。

有人嘲笑这次抗议行动实属不智，服贸协议明显对台湾有利。一方面，整体有利也包含了不少人受损；另一方面协议作为行政命令跳过审查，程序上的漏洞使长期对台湾政治不满的学生乃至广大群众找到了爆发点。而事件一旦开始，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既正义又重要。我们应当注意这纷繁表象下的潜流。

有人批判陈为廷们“借运动攫取政治资本”。这恐怕不能成为他们的罪责，参与政治当然需要政治资本，青年们有资本对抗腐朽的老人们，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台湾式民主的环境下，这群“行动主义”的青年能否跳出“成熟即庸俗”的循环，走出一条新路来，确实值得忧虑。

（注）兰格模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战中，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然否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够合理地进行经济计算和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而以泰勒、兰格、勒纳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则利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兰格—勒纳—泰勒模式（通常简称兰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