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俄罗斯人为什么忘不了斯大林？

1953年2月28日晚，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受邀到斯大林的别墅看电影。这场聚会与之前若干次一样，拥有丰富而充足的优质酒水供应，主人好客，而客人也如常提心吊胆——晚年的斯大林热衷挑起同僚之间的争斗，自己再作为仲裁者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他还喜欢用高度酒灌醉客人，以便听到真话。

这场聚会在3月1日凌晨4时结束。这一天上午，斯大林没能正常起床，但卫队成员不敢在没有获得他本人授权的前提下私自进入卧室探视。斯大林即将为其享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付出惨痛代价。下午六点半，房间灯光亮起，但斯大林还是没有走出房间。直到晚上十点，有紧急文件需送交斯大林本人，卫队成员才经讨论，派出代表胆战心惊地走进房间。

斯大林蜷缩着坐在地板上，不能开口说话，小便失禁，他中风了，掉在地板上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半，即开灯的时候。没有人敢前去扶起他并交医生，卫队成员向上级请示，上级又向更高的上级请示，连前一天才来赴约看电影的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也不敢做出草率决定。斯大林的喜怒无常是出了名的，从其掌控苏联权柄之日起，就有无数的受害者因此莫名其妙遭遇残酷迫害。

《斯大林传》，罗伯特·谢伟思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苏联领导人没有造成任何耽误，斯大林得到有效救治的时间，也不得不拖到3月2日早上七点（实际救治时间）。因为在此之前，斯大林制造了其毕生制造的最后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即所谓的“医生案”，大批医术精湛的医生为此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3月5日上午九点五十，斯大林离世。

赫鲁晓夫在3年后发起了对斯大林的政治清算，这其实是斯大林离世前其所有核心同僚的愿望。之所以时隔3年后才开始清算，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共内部的继承夺权纷乱，但更根本的因素在于斯大林在世期间制造了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以至于继任者在斯大林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本不敢以任何不敬的方式诋毁已被神化的斯大林。并且，斯大林掌权期间，没有任何核心同僚拥有足够接班的政治权威，所有可能挑战乃至于稍稍挑战其权威的人都被掀倒。

几十年之后，俄罗斯人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但仍有很多人怀念斯大林和他统治的那个时代。2000年及之后的历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俄共及俄右翼政党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领导）都强调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入侵等方面的巨大功勋。俄罗斯人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却在每每面临俄罗斯主权遇到挑战、边疆分离分裂势力作乱、恐怖主义袭击、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刻，怀念那个独裁者。而这也是让西方世界乃至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

英国著名俄苏史研究专家、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谢伟思曾著有《托洛茨基传》、《同志们：共产主义世界史》、《列宁传》等广受好评的作品，他写成的《斯大林传》近日引进内地出版。这本书是在掌握大量史学界未曾广泛掌握的、莫斯科档案馆文件资料，并经查证当事人亲历证词、私人收藏所写成的，全面深入地回顾了斯大林一生。《斯大林传》一书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有关斯大林的许多评价仍有神化的不实之词，但这个人确实也受到了妖魔化——“斯大林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人”，善于取悦他人（如果他觉得必要，比如罗斯福总统）；有阴谋家的谋略，也有官僚所具备的手腕；与诋毁者所称不符的是，他确实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编辑水平；他的政策既有理性的要素，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要素。

从边缘步入革命中心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1878年12月6日出生于格鲁吉亚。格鲁吉亚19世纪被强行并入俄国，格鲁吉亚民族则必须接受强势的俄罗斯文化同化。这样的民族背景，对斯大林日后提出的民族理论具有重要影响，也埋下了苏联解体后发生在俄罗斯等国的分离分裂冲突的伏笔。

斯大林的父亲是个酗酒的鞋匠，母亲则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父亲带来的家庭暴力，格鲁吉亚人对抗沙俄统治表现出的灵活性（换个角度看就是狡猾性、易变性）、充满愤恨、热衷报复，在后来则放大化地形成为斯大林的政治性格。罗伯特·谢伟思也指出，斯大林的“报复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喜欢击垮对手……（也背弃了）格鲁吉亚的文化（当中）对家庭、朋友、当事人的忠诚。”斯大林掌权后，处死了自己的姻亲、老上级，甚至那些赞助其早期参加革命的人。

1894年，斯大林到第比利斯上中学，就读于一家优秀的东正教中学。诋毁者们通常鄙视斯大林的文学、文化素养，但实际上，斯大林在他的母校获得了颇为全面的语言文化教育，成绩名列前茅。学校也成为他接触革命思想和团体的渠道。

斯大林是以文学青年、报纸编辑、知识分子的角色加入革命的。他多次被抓入监狱，还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并没有扮演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角色，甚至相反，他通常处于政治派系斗争的弱势地位，并因为糟糕的脾气和混乱的私生活而遭到同伴鄙夷，谁也没有估量到他的政治前途。

斯大林的第一次婚姻，以妻子在生下孩子后不久肺结核发病去世告终。这起事件也成为有关斯大林传记中的一个重要争议，一些人认为由此让斯大林变得更为冷酷乃至嗜杀。罗伯特·谢伟思对这种流行说法持怀疑态度，他更倾向于认为成长环境，以及他成年后参与的政治革命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文化对斯大林的政治人格起到的更重要影响。丧偶的斯大林因为全身心对革命的投入，也获得了列宁的认可。

一个格鲁吉亚人何以成为苏联领袖？

1917年3月，斯大林回到俄国首都、革命中心彼得格勒。他刚刚结束了长达4年的流放生活，他被布尔什维克党的时任领导群体所冷落，另一个刚刚加入党的领导人则赢得更盛名望，也将成为斯大林的最重要政治对手：托洛茨基。斯大林相比对手，仅仅拥有民族问题研究方面的更权威经验，而在军事斗争甚至报纸编辑（发动群众）等方面都远逊于托洛茨基。

更让他本人感到失望的是，长期流亡海外的列宁对革命形势提出了若干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来自边疆地区农村的斯大林则对此主张嗤之以鼻，认为是行不通的。这种分歧在《斯大林传》一书中可以找出多处，说明在没有执掌最高权柄之前的斯大林，是有能力和意识提出更贴近现实的政策主张的（激进程度远低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的改弦易辙很能印证没有监督、拒绝监督的权力对人本身所起到的腐蚀效应。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长），尽管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但确实逊色于外交、军事、经济等要职。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在俄国革命后，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潮也将连带掀起，斯大林对此持保留意见，事实证明后者的判断更为准确，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类似革命很快平息，葬送了整整一代社会活动精英。

外国干涉军和本国叛乱四起，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等地面临弹尽粮绝之困，斯大林受命到察里津征购粮食，他超出授权将自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派出的专门特使，接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指挥红军对白军作战，铁血平叛，不惜大肆杀戮。这段经历使得察里津后来被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还成为了重要战役的发生地；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斯大林高度强韧的个人品质，此特点是托洛茨基等多愁善感的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从而让斯大林获得了列宁的进一步重视，尽管两人的政策分歧始终没有消除。

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任性，导致了他在列宁面前的形象越来越糟糕，斯大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列宁1922年口述了一份极不利于斯大林，同时也谴责了托洛茨基的遗嘱，但没有下决心罢黜这两个人。托洛茨基像30年后的贝利亚那样，因为得罪了太多同僚，以至于斯大林轻而易举的排除了列宁的若干直接批评，而达成了党内政治联盟。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成为了继任者，这是逝者生前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从托洛茨基，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再到后来的布哈林，这些人都被接连打倒，斯大林使用了来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斯大林传》对1920年代苏联、苏共政治生活的回顾表明，斯大林的竞争者无论在权术、谋略，还是政策水平上，确实要低于前者。

对斯大林的评价始终充满了争议

一个国家的激情实验

新经济政策被提出，是为了应对苏联刚刚建立时期的经济困难，斯大林要比列宁更坚定的倡导这项政策。但到了1920年代末期，斯大林突然抛弃了这个选项，加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习惯于懒散拖沓的基层官僚，很快就感知到斯大林通过权力最高点所传递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斯大林会突然作出根本性的政策转变？一些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是他凝聚苏共领导层，辨识领导成员忠诚度的一种方式。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原因在于，权力集中的领导人考验下属忠诚度有很多种方法，即便选择转变政策，也可以在考验期结束后回调政策，但斯大林却没有那样做。罗伯特·谢伟思在书中指出，斯大林当时作为苏联最高领导者，对国力疲弱以及西方世界整体敌视感到焦虑，而斯大林采取的政策在推行后，伴随着西方世界上演1929年大萧条，显示出了苏联政治模式在提升国力方面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斯大林执政时期以充斥着极其残酷的内部清洗、社会清洗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苏联更早的完成了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装备，“恰好”成为抵御德国法西斯入侵并最终反攻取胜的关键力量。这并不足以为斯大林主导的清洗翻案，或者减轻其罪责。罗伯特·谢伟思在书中专辟一章“恐怖经济学”，对苏共192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一连串消灭富农阶级、清算反苏维埃的其他阶层和群体人士的政策予以了严厉批评。斯大林曾提出要求，农业集体化应自愿实行，将以暴力等方式胁迫乃至强制要求农民服从的责任归于地方官僚，书中评价指出，这是不诚实的做法，明确举出了斯大林严惩集体化推行不力的地方官僚等政策诱因的证据。

早期曾是一名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的斯大林，对文化改造和建设抱有格外的兴趣。他真诚的推进读写、算术、卫生保健乃至民族艺术在苏联范围内得以普及，加之他主张的赋予俄罗斯民族之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各民族一定程度的分离权，成为了后来苏联全境民族分离分裂运动高发的重要原因。而对于文化艺术各领域的杰出分子，斯大林一方面注重包装其中的优秀个例，甚至鼓励知识分子拿出在世界范围内算得上杰出的成果，另一方面因为其从事过报纸编辑的缘故，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审查。在科学方面，斯大林执政时期既出现过李森科那样的笑柄，但不可忽略的是，苏联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确实弥补了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在个别领域甚至得以大大超出。

《斯大林传》一书用了很大篇幅来记录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肃反运动。这场运动造成数百万人殒命，也致使苏联建国后的头二十年各领域精英人物被清洗殆尽，从而导致了德国入侵时的巨大被动。肃反运动的起因是斯大林从多起孤立事件中，洞察到他所认为的联系，比如被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不断公开发表非议苏联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旨在嘲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基洛夫遇刺，炮兵团统帅那哈耶夫发动兵变，西班牙内战，德国法西斯发起的意识形态挑战，以及来自民间的、更为广泛的对农业集体化等政策的集体反抗和消极反抗。罗伯特·谢伟思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热传统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引燃了这场空前的清洗悲剧。

从西方的救星，到西方的祸害

苏联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此前多次以公开或秘密方式表达与英法建立同盟关系愿望未获回应的结果。日本发起全面侵华并以所向披靡之势席卷中国华北、华中，更让斯大林忧心忡忡。英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的目的，很明显是“水东引”，让希特勒去祸害苏联，斯大林通过条约反过来让德国铁骑首先踏入了西欧，客观上起到了延缓苏德战争爆发的作用，也让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欧洲大陆战略均势的英国外交传统受到重挫。但无论怎样，斯大林在这项条约签署之后，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一方面忧虑德国入侵，另一方面却是用主动抢占战略要地的方式一次次的触犯激怒纳粹战争狂人，苏联国内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苏德战争的爆发，让美英苏三强最终结盟。斯大林领导的苏军统帅部对苏联打赢这场战事，不仅在军事指挥方面，而且也在相关的外交政策、政治组织、社会文化政策、经济动员等领域作出了极大调整。这本书对此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二战期间，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媒体强调斯大林的坦率与坚定，将之包装为可以与西方打交道、可以为西方人民信赖的“大救星”。

但这一切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后都变了模样。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国内重启紧缩和高压式的统治模式，在苏军占领控制的中东欧仆从国也采取了极其苛刻和武断的打压，此外对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成功的中国同志给予了压制。苏联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肃反、卫国战争胜利等事业成功的“经验”让斯大林建立了随心所欲推行自己想要推行的政策的自信，以及底气。

斯大林默许了社会主义阵营内有关他的个人崇拜浪潮，甚至开始公开发表针对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批评文章。对此，《斯大林传》的评价是，“斯大林是个很有思想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尽力理解自己发现的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学习中，他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些基本的变革。斯大林不断积累，然后加以消化吸收。他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