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监管余额宝不能用旧思维

创新究竟在哪儿

此前一直处于舆论风暴眼中的余额宝在近日的两会中再次备受关注。大概这是近年中国金融领域中最知名和最具创新性的产品之一，尽管在外国成熟市场上早就出现过类似产品，但移植的如此成功本身也证明了支付宝公司的眼光与手腕。即使最严厉批评“余额宝”，要求对其直接予以取缔的强硬如CCTV证券频道总编钮文新者，其实也不否认余额宝具有创新性，虽然他使用了“寄生虫”“吸血鬼”之类激烈的贬义词，来表示其认为这种“创新性”的后果主要是负面的。而央行等监管机构的高级负责人近日更明确表示，不会叫停这类产品，主要理由就是要鼓励金融创新。

众所周知，用户投入余额宝的钱其实是购买了天弘货币基金，其它类似“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情况也基本雷同，用户实际都是通过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引介，而购买了开放式货币基金的理财产品。可开放式货币基金早就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任何人到国内任何一家银行询问理财服务，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类似的基金产品。既然卖的产品根本不新鲜，那“余额宝”又“新”在哪里呢？

以笔者看来，余额宝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两点。其一，它的“一元钱”投资起步线，与原有基金类理财产品几乎至少万元起步，高息产品普遍要求五万元或更高的投资门槛相比，极度的“平易近人”，彻底颠覆了原有理财服务市场对顾客群的划分与对待方式。其二，将网络支付手段变成了销售平台，成功地开辟了委托银行销售之外，又一条能直接向大众推销金融产品的通道，甚至普及和便利程度比前者有过之而不及。

而这二者相结合，更发挥了1+1＞2的化合作用，将数以千万计普通人家的小额闲散资金与金融理财服务间原有的隔阂一举打通，其它诸如T+0的购买和赎回方式，以及免除手续费等促销措施，在“余额宝们”迅速的惊人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大概都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了。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产品的出现，正好充当了搅动市场的鲶鱼

不合法的余额宝？

不过成功通常也总是会伴随着一些麻烦，尤其是迅速而巨大的成功，麻烦往往也会来的更多更快。不仅如钮文新先生等人猛烈抨击其必定会祸国殃民，呼吁立即取缔，而且据闻在监管机构内也有意见认为，“余额宝们”跨越了其执有的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业务范畴，其行为属于非法集资的一个变种。这更是要在根本上剥夺“余额宝”的合法性了。

不过，以笔者看来，如果说随着余额宝规模和影响力的急剧壮大，对其加强监管，从严掌握，以防范金融风险、保证公平竞争还是完全合理的要求。以上这种随便找个“越界”的理由，就主张将其彻底关张的意见，就有些“创造性解释法律”的感觉了。

目前为止，余额宝本身其实只是代为销售和赎回货币基金，这也是国内基金产品销售和赎回的基本模式，《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明确规定基金募集可以交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即证监会）确认资格的机构代理。而作为监管部门的有关人员不应该不知道，在2012年证监会颁发了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执有这种牌照者应与银行、证券公司等一样，同样拥有代为销售和赎回基金类产品的权利，而支付宝公司正是首批牌照的取得者之一。法律许可是清清楚楚的。

实际上简单反问就可以发现荒谬之处：如果代售与赎回基金即是“非法集资”，那基金第三方支持牌照到底又是派什么用处的呢？难道证监会两年多来竟然一直在知法犯法——发放了一大批允许“非法集资”的许可证——而包括国务院、央行、两院等其它机构也全都没有发现这一重大疏失？坦率地说，这种用关闭余额宝来化解“风险”的意见，不仅在法律解释上极其别扭、强拧，还让人觉得我们的有关监管机构里，至今有人对于遇到管理新难题的思路仍然只有：关掉变化，退回去就不存在问题了。

余额宝不利于实体经济？

之前提到余额宝的二大创新——不存在资金门槛、将每个网络支付端变成销售网点，正是这二项创新的结合创造了余额宝的辉煌。不过，大概正由于不过半年就募集资金超过4000亿元太过于耀眼，才会引来钮文新先生猛烈批评：余额宝先用“小恩小惠”（更高利息）将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吸走，再通过转贷给银行谋取暴利，从而导致了银行贷款利率上涨，推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成本。后果从中国实业经济衰退，到普通人加不了薪、找不到工作等等，都很是吓人。

虽然如此公开激烈批评余额宝的人不多，但钮先生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尽管他对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同样猛烈开炮，斥之为“脑残”，但如上所述，监管机构内部也传出了部分要寻找理由封杀余额宝的意见，这证明和钮先生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人士，在政府内部同样存在。而央行不久前发布的《2014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月份境内银行系统的人民币存款比上月大幅减少了9402亿元，似乎给了他们充足的证据。

但是如果更仔细分析，余额宝累积了大半年，总规模在2月份才突破了4000亿元，即使加上另外几个同类互联网金融产品，如现金宝活期宝等，还是没法补上1月份9000多亿元的大凹陷。而且看报告中罗列的分项数据，1月住户存款其实是大幅增加了1.81万亿元，导致人民币存款大幅减少的主因是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2.44万亿元。这就更没法直接把存款下降的责任归结于“余额宝们”挖墙角上了。实际上，春节因素似乎更说得通些。

钮文新也承认，现在的银行们，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大都有“嫌贫爱富”的倾向。但指责余额宝只热衷于吸收闲散资金，同样没能为草根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银行服务。以钱炒钱，最终还是让“有钱人”更受益。因此，关了不可惜！

对此，笔者确实不敢苟同。首先，不管是支付宝公司还是它的母公司集团，都没有银行执照，它们如果提供银行服务，那是违法的。好比你不能指责药剂师不开堂问脉、悬壶济世，就是医德沦丧、唯利是图。

另外，余额宝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目前的特性，决定了它最适合的对象就是普通家庭的闲散资金和小额存款，而对富裕家庭的意义反而不大。换句话说，主要服务于草根。对理财产品有所兴趣、有所了解的人对这点应该都是清楚的。要知道余额宝之所以迅速吸引了巨量资金，原因就是它——确切地说是天弘货币基金——运作以来（年化）收益率高达6%甚至更高，比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或者短期定存都要高得多。而这种收益率的理财产品，以往不是没有，相反其实很不少，但是几乎都要求顾客必须一次性投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才能取得入内的门槛，让多数人只能望而兴叹。

显然，“余额宝”的诞生，打破了原来金融零售市场上，实际把高息理财产品主要保留给了“有钱人”，而让一般收入家庭只能在高风险的股市类投资和低收益的银行定活期储蓄之间作一选择的状况。这对普通草根民众是有利还是无利，不是凭口舌之利就能混淆是非的。

当然，余额宝对闲散小额资金的吸聚作用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挖了银行既得利益的墙角，从理论上说如果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也确实可能推高市场利率，从而间接推动全社会经济成本的上涨，不利于实体经济。但是，请注意，要实际产生有意义的负面影响，必须有一个由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但在这一积累过程发生的同时，余额宝用户获益带来的正面影响也在积累，最后对整体经济，包括实体经济的利弊影响绝非如纽文新说的那么简单。

例如中国汽车市场近年来急剧增长，社会保有车辆数目暴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油价，而众所周知，油价的抬高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但是难道由此能得出结论，汽车市场越发展对实体经济越不利？这当然是荒谬的。同样道理，余额宝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绝不应该那么轻易、武断的就下结论。

风险与前景并存

其实，余额宝最大的“罪状”各人都心知肚明。它的出现直接挖到了国内银行最重要的利润来源——存货款利差。根据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的大致推算，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挖走了银行约250亿元的利润，而且这部分利润原来最稳定、最不费力气的。对此，银行如果能高兴起来才怪。所以在要求国家大力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的声音中，银行业毫不奇怪的占了最大分贝。而最近的消息，工商银行等三家国有大银行并没有和阿里谈拢余额宝协议存款，对余额宝等产品的实际态度一目了然。

同时，随着余额宝滚雪球般的壮大，它们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毋庸讳言的迅速扩大。从逻辑上推理，为了获取高收益率，天弘基金很可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资金配置策略，而它的超级规模让它已经有些大的不能出事了。互联网金融一方面还缺少规则，另一方面又对各种变数极为敏感，在这其中隐含的风险可谓在余额宝上初露端倪。所以，越多越多人都预测，监管机构很快就会出台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风险准备金率为核心的措拖，强化互联网金融产品对风险的抵御能力。

确实，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是块全新的天地，应该怎么做才能既不伤害它的活力，又不至于让风险在暗中积累，直至有一天突然爆发，过去完全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对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无到有的吸聚几千亿资金的新事物，监管机构不感到风险压力，不去加强监管，那是对国家金融命脉的不负责任。中国如果不是一直这么在金融领域小心翼翼，一天、一处都不敢松懈疏漏，国际金融炒家们也不会数十年几乎打遍了全球，却始终找不到多少对中国下嘴的地方。

但是再有风险，也应该允许金融创新继续适当向前走。中国世界第一的工业和贸易体形，不能永远只配套着一个“大而不强”的金融系统，完成金融市场的基础性改革，让它能更好更有效率的发挥配置各种资源的作用，不试着踏出带有风险的第一步、第二步，乃至更多，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和产品的出现，确实是恰逢时机，正好充当了搅动市场的鲶鱼，从而得到了监管机构最大程度的包容与支持。不过下一步，如果吸纳的资金继续增加，如何保证余额宝的收益率不快速大幅下降，确保用户对余额宝的长期信心，避免诱发突然的大规模赎回潮？对于天弘基金，和刚将天弘基金正式收入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团来说，无论前景还是挑战，都还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