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Ackerman：美国iPhone导致中国污染
全球气候变化传来好消息：美国在2000年以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减缓，2007年以来，排放量甚至出现下滑。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欧洲传来的消息听上去更加美妙：1990年至2008年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降至或略超《京都议定书》预定的排放量。
不过，**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的同时，却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外包”了碳排放。**消费者对于制造温室气体排放的商品负有责任，如果这么说没错的话，那么，我们迄今为止并没有解决减排问题。我们只是把它变得更加隐晦、更加难以测量。
问题在于：假设一家中国的钢铁厂出口钢材给丰田公司，然后丰田在日本造车，卖给美国人，那最终哪个国家应该为钢铁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呢？按照逻辑来讲，大概是美国应当负责。中国的碳排放是为了最终给美国人造东西、在美国使用。不过，按照统计标准以及各种关于减排的研讨会，碳排放却都算在中国头上。
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的同时，却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目前通行的办法是按生产者确定碳排放的责任人，这样做便于落实。每个国家都会统计工厂、交通工具等境内生产者的碳排放。而更加合理的办法则是把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计算到最终产品的消费国头上。这将要求以更加精细的手段来统计国际贸易。
一些研究者已经在尝试按照消费品来计算碳排放。格兰·皮特斯（Glen Peters）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就职于挪威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奥斯陆总部，CICERO）。皮特斯与多位研究者合写的一篇论文估测，2008年，世界各国为制造出口产品而产生的排放量（通常“体现”在出口数据中）比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20%。然后，皮特斯等人按照消费领域的标准重新计算碳排放，结果，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在这一时期继续增长，远超《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目标值。
**一些学者从贸易的角度计算了许多国家的碳排放量，发现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是碳排放的净进口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后者表现稍差一些）是仅有的例外。这两个国家是高能耗的金属、能源等产品的净出口国。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是碳排放的净出口国。据皮特斯研究团队的计算，2008年，按照出口产品计算，中国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当然是原因之一。按人均排放量计算，南非、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均超过中国出口碳排放量的至少一倍以上。
中国成了碳排放的替罪羊
低收入地区的碳排放量通常都是为了高收入地区的消费者服务，无论国内、国际，情况都是如此。以中国为例，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逾半数碳排放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不是为本省居民消费的。内地省份80%的碳排放所生产的商品最终到了沿海省份消费者手上。
上述估测都是基于复杂的贸易与碳排放模型，很遗憾，目前测算的标准尚未统一。一项研究表明，50个研究项目得出的贸易碳排放量结果差异很大。例如，中国2005年的出口产品碳排放量占中国总排放量的比例从18到45%，各种结论都有。
模糊的数据使得以消费品为标准的碳排放研究遭遇更多难题。但无论如何，其隐含意义十分明显：美国、欧洲和日本应对本国国境线以外的全球碳排放负责。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宗旨不应局限于本国境内，而应当创造国际间的低碳能源体制，尤其是在世界制造业的集中地区。
数据还给我们带来更多意外。中国是出口商品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但其出口商品含有的碳排放量比例却并不高。我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都是相对较低能耗的。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是低劳动力成本和制造业经验，而非能源或原材料。中国庞大的出口总量中，很大一部分碳排放都是源于火电和某些产业的生产力低下。
这一令人困惑的结果实际上对全球气候谈判是好消息。中国转型低碳能源还需要很多时间和金钱，但这不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近，中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减少使用煤炭、降低碳排放量，这与其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并不会矛盾。
想要说服其他出口碳排放量很高的国家，则困难得多。南非、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碳足迹最高的产品，要想转型低碳模式，需要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在可持续能源发展的道路上可以走得相对轻松些。
【英文原文刊载于美国《赫芬顿邮报》新闻评论网站《世界邮报》（World Post），2014年2月12日，观察者网朱新伟译。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