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纸牌屋——每一只猫都是安德伍德？

《纸牌屋》第二季最后一幕，安德伍德戴上克莱尔送他的新戒指，连击扣响了自己在权力顶端的政治新生涯，我和大家想的一样，哇，史派西太赞了。新戒指淘宝上有卖了么？（我搜了，没有……）我应该丢掉总是随身带着的魔戒，别再惦记着无忧无虑的霍比特人，换这只戒指吧？

相比于第一季的沉闷，以及对于政治熟悉的略显夸耀，第二季《纸牌屋》情节紧凑，跌宕起伏多了，俗人讲俗话，就是好看点了。那么，《纸牌屋》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有人感慨，加勒特·沃克作为一个总统过于正直和单纯了，优柔寡断的性格妨碍了他在权力的舞台上站稳脚跟。政治，是天底下最肮脏、最腥臭的事务，就应当由安德伍德这种角色来把玩。别忘了，安德伍德可是位老谋深算的“党鞭”，没了鞭，政治就被阉了，戏也演不下去了。

安德伍德可是位老谋深算的“党鞭”

按照这个见解，《纸牌屋》似乎也不过就是简单地重申了一遍马基雅维利主义。16世纪初，这位据称是邪恶导师的没落贵族就告诫，君主们请不要再相信传统美德。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掌控现实实力。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正义。君主的仁慈、慷慨、大度应当只是一种表面的伪装；倘若必要，欺骗、奸诈和残忍才是君主必要的德性。政治就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等等。

**政治是血淋淋的权力争斗，尔虞我诈，乌烟瘴气。这就是《纸牌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告诉我们的全部，也是现实政治的全部了吗？**一整个冬天，我的猫都压在我身上睡觉，当我以为它与我感情日益深厚，心甘情愿辛苦的时候，一个暖水袋就让它抛弃了我。猫是天生的政治家，出于需要和喜好，会撒娇卖萌，也会转身翻脸不认人。如此说来，《纸牌屋》讲的道理，不过是猫早都懂的，人类的政治命运就理当被贬低为猫的自然本性，而每一只猫又都是合格的安德伍德？好在，据说马基雅维利本人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有人甚至说他是在教会人民怎样提防和驾驭君主。看来猫固然千娇百媚，人类的政治生活毕竟更复杂一点。

如果最终，《纸牌屋》就是让观众一边吃着薯片，一边自信满满地点评说：“你看，我早就知道，搞政治的没一个好东西。”就像他们看情感偶像剧时发出“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感慨一样，那该是多么乏味和叫人失望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三季能怎样讲好这个故事，我大概还怀着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当然，预言错误是一件叫人尴尬的事情，可是想想那些屡战屡败的经济学家，似乎也无妨了。

最不可能的结局是，经过又一季的明争暗斗，安德伍德继续稳坐总统职位，既巩固了权力，又在国际事务上玩弄中国于股掌，也许加上一些反恐情节，就变身成功领袖的典范，最后发出真的好想再做总统500年的呼喊。比起前两季中对政治的攻击，这个结局过于黑暗了，意味着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民主制度整个的可以被玩弄权力者绕开,一种彻底的失败,美国人是不会把自己的政治体制贬低到这种程度。据我所知，除了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这种贬低很少发生。

政治是血淋淋的权力争斗，这就是《纸牌屋》告诉我们的全部

另一种结局,据说早先《纸牌屋》的BBC版第三季中，一系列的东窗事发，安德伍德这个角色最后被克莱尔和保镖杀死，通过死亡保全了名声，威胁了政敌，也算成就了功业，比撒切尔夫人执政时间更长。这个结局很可能美剧也采用，悲情中带些英雄气概，说的无非是，接受政治吧，政治家的本性如此，政治的命运也是如此。

虽然不抱很大的期待，但可能带来不同的是黑客这个新角色，毕竟在小说写作的那个年代，今天的网络和黑客还是不存在、甚至无法想象的事物。第二季中隐约透露出的黑客逆袭的能力，容易让人联想到，互联网天然具有的一种国际主义传统，一种自由、分享、革命的理念。黑客的道德观是遵循独立、开放、合作、共享，是公平秩序的积极建构者，黑客是反抗且有能力反抗霸权和强权的象征。安德伍德会最终因为黑客的存在自食其果，身败名裂，下场惨淡吗？政治会从此变得不同，强弱更少分明，变得更扁平、透明、民主吗？一个保守主义政治学家自然不会相信，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改变可能带来人类政治事务的改观，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可能持相反意见。

**猜测终归是猜测，我们应该对英美剧的编剧期望过高么？最好还是不要。想想他们一般的操作手法，怎么表现一个人特别聪明？把周围的人写笨，或者把他的性格写得古怪异常。**想想《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神探夏洛克》里的福尔摩斯（说好的推理呢亲？就剩下见面猜人的推理小段子了吗？你是推理剧中的《爱情公寓》，只靠堆砌段子和卖腐来撑场面吗？）。想想《黑名单》里那些无用的FBI，这是个普世现象吧，比如《柯南》中的日本警察。电视剧的主角是聪明不过编剧的，政治的复杂也超不过编剧的理解。我们应该感谢《纸牌屋》的原作者做过撒切尔政府的幕僚长和保守党副主席，否则难保将来人们不会再编排一出“莎翁秘史”。我是说,你如果真的以为看一遍《纸牌屋》就懂政治了,那就太傻太天真,也贬低了“政治”本身及其可能。在西方,这大概是有传统的，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也是这样嘲讽苏格拉底的，编剧们只有通过夸张地妖魔化主角的情商，或者贬低周遭的正常人，才能反衬出自己的理解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