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伟：福州——三个法国人在幸福之州

观察者网按：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崛起的事实被广泛感知，越来越多西方有识之士意识到与中国友善合作的必要性。他们也试图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尽管未必准确甚至有很大误区。到故纸堆中翻找材料，寻找以往友好的历史也是尝试之一种。法籍教授高大伟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如此。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其中的友善之外，还有政治历史观的冲突。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西方殖民时期暴力压迫之外的某种温情脉脉？怎样看待当时部分西方人对中国那一份眷恋？这与缅怀远东巴黎繁荣的夜生活，或者说一句“没有殖民者推动，我们的文明还滞留在黑暗中”是否有模糊的相近处？怎样处理碎片化的实证历史材料？如何面对并化解帝国主义的温情凝视？但我们已有足够的自信和包容，让法国朋友的声音通过我们网站传播，增加我们的理解，提供不同的史观对照，供读者自己甄别。

今日福州

法国著名的作家及外交官保罗•克洛代尔在59岁那年，离开了中国20年后，在一首诗作中表达了想再次回到远东的强烈愿望。在他的脑海中，最让他怀念的中国城市是福州：“让我再次游历福州吧！让我重温旧梦吧！我感到那里的事事物物都在呼唤着我，我忽视了他们。”

北京和天津地处长江之北，上海背靠长江三角洲，在中法关系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地处长江之南的福州同样在两国的交往史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它的地位还有待人们重新发掘。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面向大海通向世界，造就了它包容开放的性格。根据保罗•克洛代尔的描述，福建是一个阳光普照，色彩斑斓的人间天堂，在中法交往史上也是人才辈出。

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1835-1886）22岁来到中国，当时正值清朝咸丰皇帝统治的年代，他学习中文并加入了长捷军，这是一支中法联合部队，以对抗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

十年后，在清朝官员左宗棠推展洋务的支持下，日意格在福建马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1867-1874年间他与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查禁鸦片的民族英雄）的女婿沈葆桢共同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造船厂。

日意格不仅是一个自律严谨的海军军官，他亦悠游于中西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他的贡献不仅止于军事，在教育上，他也成为了一个开路先锋。在福州船政局之下，他创办了一个中法学堂，培养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严复（1854-1921）以及外交官陈季同（1851-1907），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能用法语写作，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读者的中国人。

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团队（中为日意格）

他的第一本法文书《中国人自画像》出版后，在巴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巴黎的名人，当时的法国著名摄影家纳达尔（Nadar）特别为他拍摄肖像。

陈季同的笔风幽默机智，他曾写作一篇文章《如何成为巴黎人》与另一篇由日意格写作刊登在1885年费加罗报上的《如何成为中国人》两篇文章交相呼应，反映出了中法两位作家的默契。

不幸的是，中法战争爆发了。1884年8月23日一场由法国海军司令古北（Amédée Courbet）领导，发生在福州附近的马江海战，几乎彻底摧毁了日意格与沈葆桢费尽心血构建的福州造船厂。

以日意格职位，他没有能力停止好战的时任总理茹费里（Jules Ferry）对清廷的宣战。他对于那时候法国前后不连贯的远东政策深表不满，却无能为力。福州之役后，中法关系大伤，一直要等到戴高乐将军于1964年承认中国人民共和国政权，两国的关系才重新开始一个互信的时代。

1886年2月26日在巴黎玛德琳教堂，日意格的葬礼上，作为日意格的学生与朋友，陈季同发表了一篇凄美的悼辞：“他开启了我们的心灵，教导我们文学、艺术、和平、与普世的文明，但是慷慨的他，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不愿我在大家面前表达对他一言难尽的感恩之意。”

1885年法国农学家尤金•西蒙（Eugène Simon）出版了《中国城市》一书，书中展现了他对福州这一城市的敏锐观察力，也成了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们一个借鉴。

西蒙对中国社会的潜能之强调，与当时大部分书籍都在描述的中国的衰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了解到假以时日中国必能再造文明的光辉。

西蒙在福州郊区展开了他对当地农业与茶叶的田野调查工作，他特别调查了当地一家农户王明才的家族变迁史，他向世人介绍了这片有如世外桃源的村落。

从精力充沛的行动家日意格到观察入微的人文科学家西蒙，接下来他们带领了第三个来到福州-幸福之州的第三个法国人。

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5-1955）是法国现代文学大师，从1895年到1909年前后作为外交官来到中国，前后14年，其中5年在福州度过。

在福州居住期间他写作了生命中几部重要的作品：《认识东方》、《诗的艺术》、《正午的分界》，在最后的这部作品中，他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爱人罗萨利（Rosalie Vetch）写进了作品，化身为剧中的女主角。

这三部在福州期间构思的作品，展现了保罗•克洛代尔所有诗作的重要命题及哲学观，他之后的作品只是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

在《诗的艺术》一书中保罗•克洛代尔提出了一个概念：他将法文中的naissance（诞生）和connaissance（认识）两个字合并成一个字co-naissance，意即透过认识福州，诗人自身也重新认识了自我，经历了重生。

1948年《正午的分界》搬上了舞台，在巴黎公演，保罗•克洛代尔要求在巴黎的剧场内布置大量的绿色植物，重现有如身在福州的景观。当80岁的保罗•克洛代尔坐在台下看着台上女主角的彩排时，不禁想起自己30多岁时在福州度过的时光还有他的爱人罗萨利（Rosalie Vetch）不禁感动的掉下泪来。

伽多费（Gilbert Gadoffre）在他的名作《保罗•克洛代尔与中国》一书中，颇有洞见地作了总结：“保罗•克洛代尔本身不自觉地带有双重性格，就好像一座华丽的巴洛克教堂下面还有一层中国式的地宫。”

闽江边的榕树、宝塔、鼓岭的避暑山庄、三坊七巷的水榭石台，呼唤着保罗•克洛代尔，福州-幸福之州也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