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七十回首清苦科研路

【观察者按】马年新春，正逢陈平教授七十大寿，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春秋研究院特意举办研讨会为陈教授庆生。在三个多小时的交流中，陈平教授回顾往昔，深情谈起那些曾经在自己科研和成长道路上给予无私帮助的老师，也让我们了解到科学界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陈教授提到自己二十多年清苦的科研之路，正是师长和夫人的支持让自己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陈教授还讲述了自己重新发现亚当•斯密理论的故事，以及混沌理论被逐渐接受的过程。谈及中国发展，陈教授认为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轨道，虽然已是古稀，他仍希望能和各位同仁一起努力再做些事情，不辜负这个时代。

去年11月，观察者网推出“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广泛关注；接着又推出“实力经济学家逆袭系列”，其中陈平教授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故事。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深入了解陈教授，观察者网特此整理本次研讨会，跟随陈教授一起回顾他七十年的不凡岁月。（本文经陈平教授2月9日审定。）

七十回首清苦科研路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当代科学家往事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和我一路上遇到的良师益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罗伯特•赫曼是我的导师之一，实际上他应该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爆炸宇宙学就是他建立的。他发表相关文章的时候，还没法用实验验证他的理论，就连美国海军实验室的射电望远镜，噪声水平也太高，测不出来宇宙背景辐射的强度。1948年他就在《自然》杂志发表了相关成果，但诺贝尔奖遴选的时候早被人忘记了，到1961年重新被贝尔实验室发现，结果人家已经忘记他的贡献。最后发现应该给他，给他发了一个美国物理学会的奖来弥补。后来，赫曼去了通用汽车公司担任理论部主任。

所以我有三个老师的成就可以拿诺贝尔奖，最后只有普利高津一个人得了。可见，做科学的人不会以得奖为目标，经济学强调物质刺激，在科学上是行不通的。赫曼既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又是美国工程院院士。他是第一个学习物理的人系统做社会问题研究，研究的是交通流。

美国学物理出身做经济应用模型的人不少，但是没有人去怀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我一个人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开始，直接从经验数据的分析开始，来检验经济学中互相冲突的理论流派，检验的结果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我们发现，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本质是永动机的乌托邦理论，反而是非主流的奥地利学派，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我们用复杂科学方法的发现一致。普利高津把我们的方法论在1987年定名为“复杂系统科学”，我在2000年后，把我们的经济学成果定名为“复杂演化经济学”。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的主题讲演中，我重新把我们的理论框架更名为“代谢增长论” 。我们的目标是在产业小波新陈代谢的基础上，统一构造微观、宏观、金融、和制度经济学。不仅是了解中国，而且是了解世界的统一框架。我们的发现是极其简单的：在开发竞争的世界里，非均衡的发展一定是多样的 。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人的自私本性，私有制的普适价值，和热力学，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知识完全矛盾的。因为物理学的封闭系统意味做“热寂”，新古典经济学的无摩擦力世界是无生命的保守系统，和工业化社会没有关系。

这个照片就是我1985年发现经济混沌理论以后他很高兴，就和我合影留念。他从通用汽车公司理论部退休后他去了德克萨斯大学任教， 他临去世前还先后在美国工程科学院和德大工程学院举行个人的雕塑展览会，自己亲自做的抽象派石雕令人拍案叫绝。很难想象是出自理论物理学家之手。普利高津的钢琴和国际象棋年轻时据说已经达到大师的水准。 我认识不少科学大家都类似文艺复兴时代多才多艺的人物，不像中国传统文人固守狭窄的专业领域。这是中国应试教育必须改革之处。

这是我的大学老师严济慈，他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的院士，得以进入物理学的核心圈。严济慈当时是北平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发现钱三强的实验才能，把钱三强引介到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正好赶上他们发现核裂变。约里奥•居里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钱三强回国的时候向他建议中国要造原子弹。钱三强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拍板。所以，应该说中国原子弹的元老们能够进入世界科学之门，首推严济慈的引荐之功。

这是我另外两位老师，中间是普利高津，左边是我的经济学老师罗斯托，他写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也是基辛格的前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3年，罗斯托和普利高津同年去世。按贡献来讲，罗斯托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是鹰派人物，坚决支持越战，所以就没有人提名他。

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出现一个奇观：没有一位委员从技术上怀疑我的成果，但是对物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经济学引发了一场物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大辩论。 答辩后普利高津专门为我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请了很多各学科的国际权威，罗斯托从原来我的反对者转变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索罗（Robert Solow） 当年嘲笑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没有数学模型，他的答辩是经济学太复杂，难以用数学，这也是当年哈耶克的立场。他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恍然大悟：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就是经济学里面最早的非线性理论，比索罗的线性增长模型先进得多。然后他马上着手修改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第三版，里面大段引用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就一直是普利高津学派里面在经济学界的最坚定盟友。后来和我的多年对话，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他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出发，认为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很小，21世纪的动荡之源在中东、南亚、拉美，即人口结构年轻，但是年青人没有就业出路。这和新古典经济学预言的人口红利恰恰相反。

何祚庥是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时的导师，他是中国原子弹理论室十大科学家之一，属于核心元老。他的功劳还在于发现周光召。何祚庥原先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助手，以前党内最高领导管科学的就是清华学物理的于光远。那时候选拔研究原子弹团队的人要讲政治，何祚庥发现周光召是天才，但周光召家里成分不好，而何祚庥自己是解放前清华学生运动出身的地下党员，政治资源殷厚，他就用自己的政治资本押宝推荐了周光召。中国原子弹突破的关键人物不在苦干牺牲的邓稼先，而在理论突破的周光召。因为设计原子弹核反应研究需要知道反应截面，也就是计算入射粒子与靶核之间发生裂变反应的概率。美苏的实验数据都是通过实验室粒子加速器来测量的。然而中国当时没有加速器。所以美国和苏联断定，中国不可能造出原子弹。周光召在没有大型计算机协助的情况下，理论上简化计算，算出了这个反应截面。中国的材料只够做一次核实验，必须一次成功。最后的结果也确实令人骄傲，一次实验就成功。更令人骄傲的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里面，除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外，还在于人才，何祚庥发现、力荐了周光召这个人才。

何祚庥本来可以从政，尝试从政后又不愿放弃学术，就转回来继续做物理研究。他教我的一招是做任何问题都要先估算数量级，我后来把这个经验介绍给了我的学生。宏观经济学的卢卡斯微观基础论，误导宏观经济学30年，直接否定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从方法论来说，就是卢卡斯不懂数量级的概念。卢卡斯发出奇想：说大萧条的工人自愿选择度假而不工作，他不懂几千万家庭就业的随机涨落，宏观加总效应是互相抵消的，只有少数金融寡头才能制造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所以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我特别幸运，所有老师都是世界一流水平。何祚庥也极敢讲话，在高铁的争论里他力挺磁悬浮，也极力支持邓英淘西线调水的想法。

他爱人庆承瑞也是我做核聚变研究时的老师。庆老师和普利高津教会了我如何敢于提问题。庆老师在苏联留过学，学术研讨会永远坐第一排，讲演人（哪怕是大家）刚开始讲，她就立刻提最基本的问题，几个问题问下来，讲演者就赶快承认研究还没做到家。他们夫妻两个是真厉害。我在国际会议上敢于对名家提问的尖锐风格，就是从何祚庥、庆承瑞、普利高津那里学来的。西方人通常瞧不起中国人，他们手上掌握审稿权和话语权。你不发表我的非主流文章，我就在国际会议上坐第一排，给对立面名家提最尖锐的问题。几年下来，许多学者和编辑就知道我们不同的立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发言。这也是我从毛泽东学来的斗争策略：新思想的国际学术地位不是捧场追风可以求来的，而是对话交锋争来的结果。惧战者必败。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经济混沌以后1985年在比利时索尔维国际物理化学研究所开会时的合影。索尔维是搞SODA（苏打，碳酸钠）起家的比利时大家族，也是玻尔-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论战会议的主办方。后来普利高津能够举世闻名，原因之一就是他继任为索尔维研究所所长，在几十年的生涯中把普利高津学派的思想推广到全世界的各个领域。这张照片中间是普利高津，旁边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普利高津也很有趣，他的太太是波兰化学博士后，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抱有极大热心。

那时候我比较得意的是科学家开会时，我爱人在科学家的太太圈子里面身材最漂亮。她一出现，普利高津一定先问：“你美丽的夫人好吗？”因为我经常喜欢找人辩论，无形中得罪不少人。她身穿旗袍站在那里一笑，身边就围满了倾慕者，无形中给我换来很多的艳羡和友谊，我在那儿四面出击的时候，人家就会原谅我：“他这个人个性就是顽皮而已，不然的话不会吸引这么柔美的太太”。中国学术界以前不注意沙龙文化。科学家如果有好伴侣，可以大大缩小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

清苦科研路

实际上做科学研究，尤其是做前沿科学研究，是非常寂寞的。我们研究科学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追求最大回报，我们实际上追求的是最大给予、最大奉献。所以研究科学的很多人和马克思一样是没有饭吃的，穷困潦倒。我还算比较幸运，但也经历很长时间的艰苦生活。

普利高津对我很支持，我博士论文还没做完，他就私下里跟他的弟子说我发现的经济混沌可以得诺贝尔奖。但是紧接着没几年，苏联垮掉以后里根推行的减税政策削减了科研预算，月薪差不多从每个月三万美元减到相当于研究生奖学金的数目，博士后的待遇不如秘书。大部分物理学的博士毕业后都改行搞软件去了。我知道我们已经在世界前列，只是等待世界承认而已。不料我们等待了20年才碰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普利高津是非常骄傲的人，他为了我，不惜去请求当地的一个亿万富翁资助我进行研究。他本来是要大力支持我的，后来转念一想，支持我们只能使普利高津学派出名，他出不了名。所以他就去搞创业孵化器，搞得很成功，得了克林顿总统奖。不过，普利高津为了我每年请他吃顿饭， 获得每年一万美元的资助，摊到一个月的话，实际上比后来的研究生经费还少。这样的生活我大概坚持了十几年。

1996年后我就去了北大林毅夫领导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它实际上是没有研究经费的，要靠教书办班来赚钱。教授不按研究成果发工资，而是按教书量来发工资。为了能腾出时间做研究，我的策略是舍钱换时间，每年少教一门，少拿工资，不买房子不买车。北大实际上要教三门以上的课才能获得足够的薪资。我就过尽量简单的生活，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这两个阶段加起来大概有二十年的困难时间，家里生计全靠我爱人支撑着。所以说，我们家里真正的顶梁柱不是我，是我爱人。她不但自己在德大念了学位，还把两个女儿送进一流大学。而我每年只有一半时间能和家人团聚。成果是我们先后挑战了八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模型，发展了系统的替代模型，可以经受历史的检验。

最终能够专心做研究，不用去想稻粱谋的问题，是2004年加入史正富创立的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以后。如果我没加入，我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数学物理学家，在技术上可以做到世界顶尖，但这个分支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非常小。按照这个思路研究经济学，做得再好也就是变成新的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他的一般均衡理论做得很漂亮。到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以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实际生活里面的政策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我后来去研究苏联、东欧的转型，研究中国道路，全部是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心这里完成的。关在校园里看看统计数据，不到各地各国实际考察，不会发现中国的创造和西方的衰落。

我带过很多非常好的学生，我觉得他们中有好几个都有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可惜在全球经济大潮下，做学问和做金融的收入差距达到十倍、百倍的差距，最后多数学生都下海了， 这对中国的经济学事业是非常可惜的。

重新发现亚当•斯密

实际上，我重新发现亚当•斯密的核心贡献来自非常偶然的观察。

我的思想改革史是从16岁开始的，当时正值大跃进，上海在格致中学搞了个五年制试点班，我当时是团委委员和学生年级工作组长。我当时就提出，我们现在大跃进，攀登科学高峰，单搞速度不行。当时要求两年要念完高中三年加大学一年级共四年的课程。我当时觉得速度不等于创造力。我说我们格致中学历年数学竞赛团体总分第一，为什么不换一个分班方式，按数学成绩分班，可以因材施教，加强竞争。这个建议立刻被校长和教导主任接受，所以我们当时分6个班，数学入学考试90分以上一个班，80分以上一个班，最差的记得是30分左右，我们那个班都是90分以上的。高中两年，老师只上了第一节课。我们的数学老师黄松年是华罗庚的好朋友，他讲完一堂数学证明以后，马上有学生举手说：他还有个办法，证明过程比老师还简单。老师都不敢相信，让学生上台来讲，果然比老师的证明简单。从此以后我们的数学老师黄松年再也不讲课了，每天找各国的数学难题来刁难我们学生。我记得两年间只有一个问题，高斯求和问题，没有学生能当场解出来，剩下全都是没有预习在课堂上当场解出来了。虽然大跃进社会活动和劳动极多，但是我们的学习负担丝毫不重，因为学生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没有人去死记硬背。实际上我高中两年里学到的数学知识，到北京科技大学和后来留美，都是所向无敌。从来没有什么“文革失落的一代”的自卑感。我36岁去美国念博士生，头一学期下来一堂课我都听不懂，第一次考统计物理才六十几分却得了第一名，吓我一跳。一问才知道第二名只三十几分，第三名往后才十几分。1987年我在德克萨斯大学拿到物理学博士时的总平均是4.0，就是全A 的记录。那年我43岁，作的是第一篇系统的经济混沌研究。

1958年我参加大跃进的时候是14岁。我从小体弱多病，因为母亲生我时日本飞机轰炸时没有饭吃。我妈听说我要去下乡是死定了。在家里我妈给我吃饭，碗都是拿酒精消毒的，越消毒抵抗力就越差，所以人家感冒吃药我就得住院，我先后休学两年，初小也不记得是怎么上的。但是大跃进的时候，我是团支部书记，得带头去乡下劳动，食堂饭碗拿上来苍蝇盖满一层饭碗，硬着头皮吃下苍蝇叮过的饭，却再也不生病了。

毛泽东搞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很多人非常抵触。 但是我对毛泽东的许多教育思想非常佩服。我父亲是西医，母亲是从海外回来的，我们家教育是非常西化的，但在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彻底脱胎换骨，先苦后甜。我身体最好的时候就是下乡四清最贫困的时候，吃玉米渣饼、大葱蘸酱，由于体力劳动，体重达到120斤。到后来胃出血多次全是在美国不正常的生活环境造成的，体重不断下降。最后还是回归中医养生，打太极，练气功，才得以有今天的精力。毛泽东主张中西医结合就是高明。

我从1967年真正开始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长征运动，我和几个同学从北京走到太原，结果被中央文革叫停在那儿，就响应主席号召调查了一个太原重机厂。太原重机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苏联引进的大型企业，建厂十多年，生产能力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工人却翻了三番。为了弄清这个国企效率低的问题，我看了许多经济学书，但是没有结果，我也找不到阶级斗争影响生产的证据。最后急中生智，从物理学的基本定义开始。我问总工程师，你说的设计能力定义是什么？他说定义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那我就问批量多少是大？他说我们重机厂做一套模具出来，要卖几十台才行。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只能卖一到三台。我马上就明白了，中国前三十年基本的工业技术更新在财务上是赔本的，必须以军工任务下达，如果让企业走利润指标，他只愿意去生产大路货的机床，可以卖几百台，生产高精尖的国防产品是没有市场的。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是什么？是邓小平利用国际机遇，开放了连一个义乌的小企业都能面向国际的大市场，规模经济就上来了。所以西方生产方式的核心，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的标题，第一章就是讲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就是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宣传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国富论》的主题。因为价格机制不能解决划分市场规模和控制资源的问题，才有不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

所以1967年以后，我在业余研究了十几年的战争史、科学史、经济史，只为回答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富强之路在发展劳动分工？为什么中国一直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实际上是小农经济的道路，反对国际劳动分工？后来我研究历史就明白了一个原因，中国形成小农经济的道路是为了抵挡游牧民族入侵，控制外贸为了国家安全。如果要搞国际劳动分工，经济效益上去了，但国家安全受制于外国的制高点，比如晚清时的英国、和当代的苏联、美国。毛泽东搞小农经济是出于人民战争的考虑。

1979年我写的论中国小农经济结构的文章，时机正好是胡耀邦要开会议突破毛泽东的以粮为纲。国家科委的领导看过我写的几十万字的发展史，问我能否简练成一万多字的文章？因为第二天中央内部要开会，我就一个通宵写了出来，科委领导就拿去投石问路。本来那些老帅非常支持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就是曹操的屯田政策，就是国防安全。你要放松以粮为纲，就得放松人民公社制度，就得修正人民战争思想，那么新的战略是什么？我从历史上东西方战略的不同讲起，研究为什么中国土地战争打的是粮食和人口，西方的商业战争拼的是海道和技术。中国古代对付游牧民族入侵，靠步兵挡骑兵，30个步兵才能挡1个骑兵，所以要鼓励小农经济，是商鞅以来立国的基础。但是如今西方人的海洋舰队灵活性比陆上骑兵大得多，他们控制了海上通道，所以我们要开放搞科学技术，单靠人口粮食不行。我用了普利高津的开放竞争理论，来证明邓小平的开放战略符合新科学的非平衡发展的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国要搞多样发展，对付全球竞争。我们一开始就从东西方战略的不同，以及非平衡发展的科学观这两个角度去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提西方的产权理论，没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劣，老同志们都接受。

文章就从内部的讨论稿，变成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的大文章，震撼了理论界，包括西方的汉学界。后来流传了一个非常大的猜测，就是很多老干部看到我的文章，以为我们家是将门子弟才写得出这样的雄文。实际上完全相反，是我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再教育的成果。文化大革命中科大的农村同学批判我这个上海人不懂农民，我虚心接受。所以我下乡四清是非常认真地去改造思想的，而且当铁路工人时娶了个农村长大的工人姑娘做老婆，就是要改造城市的小资思想。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就是超过西方圣贤，而且改变了历史。

问题是：如何回答李约瑟问题？如何突破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以同时包容东西方的不同文明的发展？直到2002年我才提出一般斯密原理，把亚当•斯密的单一市场规模限制，推广为劳动分工受到三重限制，第一就是规模经济、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西方熟知但是新古典忽视的那套东西；第二就是范围经济、资源种类的限制；如果只在土地上搞粮食，中国人多地少就只能贫穷，如果开发新的煤、石油、核能，新资源越多，范围经济种类就越多。亚当•斯密没有解决什么是国富？劳动分工生产更多的针，不等于富。我对国富的定义就是更多的资源种类，如果能利用可持续的太阳能或聚变能，才有真正的富裕。交换不能产生新财富，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第三条限制就是环境的涨落，恰恰是对毛泽东运动太多的一条反思。毛泽东讲农民战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对制衡反动统治有道理，但是对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没有道理。实际上中国农民战争的规模远超西方，许多发明中断失传。环境大涨大落，劳动分工就从复杂变简单，而不是简单到复杂。我的这套新理论，同时用复杂科学的办法解决了理论生物学的难题，即系统越复杂，是越稳定还是越不稳定？我突破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误区：达尔文以为适者生存，适者一定是优者，新古典也这样想。我证明这是不对的。稳定性和复杂性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消长（trade-off）关系。当时我自己认为这是革命性的发现，普利高津也觉得很了不起，认为我对东西方文明的研究比经济混沌还重要，但是2005年用英文发表后，没几个人听得懂。

2012年7月，国际熊彼得学会双年会在澳大利亚开会，请我去做主题讲演，解释为什么亚洲和中国会崛起？我事先想了好几个词，以前我讲“经济复杂”没多少人听得懂，最后就改用了“新陈代谢”这个词，提出“代谢增长论”。到会的几届演化经济学元老，一下都听懂了，哪怕对我的数学模型不太懂，思想却接受了。我想中西文明的竞争问题，从1967年23岁开始研究历史，37岁到普利高津中心研究经济学的非平衡态物理，想了快47年，到了70岁才想明白中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差别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坚持的。做经济混沌理论也坚持了30年，不怕当非主流，不怕做冷板凳，一个人也要坚持挑战新古典的牛顿机械论世界观，转换到生物学达尔文普利高津非平衡物理的演化论世界观。我们在经济研究中走过的长征路，对做物理的人非常容易理解，要给经济学的人讲通世界观的转变可不容易。光有数学没用，要社会大潮的改变。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的听众大大增加。我还被推举为新建的世界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跨国家跨领域的世界舞台。

金融危机以前，我们在2005年就警告说新古典金融理论的期权模型的本质是爆炸的，盲目相信市场的自稳定性会使市场经济运行早晚有大问题。金融危机以后西方都承认了市场自身的不稳定性，但是没有替代理论，只有我们有系统的替代理论，这样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有了一个制高点，在数学、物理学的方法论上、世界观上、以及历史案例的分析上，都可以震撼西方新古典的主流。

西方反主流的各路英雄原来众说纷纭，如今他们看到我们的复杂演化框架包容性如此大非常兴奋，认为我们发展了一套新数学。实际上我的思路非常简单，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而不是拜在巨人的脚下。多数人没有读懂凯恩斯的《通论》，实际上要学爱因斯坦搞大统一理论。凯恩斯的方向是搞非平衡，出发点却是封闭经济。我解决了凯恩斯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说凯恩斯的学生希克斯错在什么地方？他和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都错在封闭经济。宏观经济学的IS曲线（利率储蓄曲线）是个封闭的系统，似乎央行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降低利率的手段刺激投资和产出。现实的国际竞争环境并不成立。如果我没有竞争者，降低利率就能降低借贷成本刺激投资了；如果我有竞争者，资本外逃，投资不增反降；如果经济大局动荡，不确定性很高，投资者看不准方向的时候，只会把钱拿在手里，不投资只投机，那叫现金为王。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导致的是后两种局面。所以S曲线画的是个单向因果性的直线，我们画的IS曲线是复杂的螺旋线，没有简单的负斜率直线。非线性的复杂还要加一条，开放系统里的国际竞争，这就把历史上英国、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颠覆。中国崛起是实体经济的崛起，是技术产业的更新，是结构改造。发达国家只搞虚拟经济，不搞改革，降低利率，刺激不了经济，资本干脆跑到东亚来投资。所以我用代谢增长论挑战阿罗的知识积累论，讲工业革命的知识是新陈代谢的，才有文明兴衰，大国兴衰。我讲这个世界演化的故事，西方经济学家一下就听懂了，开始对中国人另眼相看了。但是没有金融危机，他们多半是不会听的。

我们这代人运气非常好，机遇非常难得，在我们活着的时代，我们见证了以前三代人才能见到的机遇。我的父母都是孤儿，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二、三十岁就去世了，生命非常短。中国两代人完成崛起，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规范转变，我认为是可以见证的。

混沌理论一开始就被计量经济学抵制

我们1985年发现了经济混沌以后，开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经济混沌的理论意义是什么，也不明白经济学家为何痴迷布朗运动和白噪声，痛恨经济混沌？我们需要把新的科学概念让不懂数学的普通人也听得懂，我花了20年时间才学会把复杂科学的概念通俗化，而这20年的经历是从对话过程中学来的。我在1987年做完经济混沌理论以后，给许多经济学大家写信，除了萨缪尔森喜欢以外，索罗也看不懂，我猜科学杂志拒登是索罗起的作用。萨缪尔森非常喜欢我的文章，并预测我们会改变经济学的范式，但是他已经没有学术权力了，西方的学术权力是掌握在中层编辑手中。

但是经济混沌理论一讲以后，就受到计量经济学派的强烈反对，因为计量经济学派整个领域是噪声驱动模型，理由是市场经济满足一般均衡，就不可能有内生不稳定性。如果我的混沌理论成立，一般均衡有效市场就不可能存在，他们就该失业了，于是主流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就想方设法挑刺来跟我们辩论，但是全输了。问题是科学错误输家却能霸占学术和教育市场，控制刊物和大学职位。这是我最早领教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的荒谬之处。

西方做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派也非常恼火，因为经济混沌揭示了宏观运动的非线性本质，否定简单的总需求曲线，也颠覆了宏观的经济周期理论。只有一派人找上门来说我是奥地利学派的，当时我都不知道奥地利学派是什么。他们这么说是因为奥地利学派主张货币是内生的，弗里德曼说货币是外生的，我发现货币混沌是什么意思，就是证明货币运动是内生的，央行的货币政策不能为所欲为。原来货币学派欺负奥地利学派，说你们没有数学模型，你就不是科学的，弗里德曼是有数学模型的，线性模型做得比你漂亮，所以他们就把哈耶克赶出经济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不能在经济系讲课，只能去人文学院讲哲学、心理学。

我们发现经济混沌以后，当时我们做物理的人非常高兴，但是在经济学界孤掌难鸣。所有做物理、化学、气象、历史、社会学，包括做音乐的，都来欢呼普利高津的自组织思想多么伟大，都来加入我们复杂系统这个联盟。只有经济学顽强抵抗，因为如果我们是对的话，他们就全输了。跳出来奥地利学派支持我们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又让两个学派起死回生。一个是1972年受罗马俱乐部委托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依据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的计算机模拟。Forrest 小组在石油危机前警告说地球资源有限，必然使经济增长有限，一时震惊世界。但后来发现北海石油油价又跌回去了，然后主流经济学乘机反击，说系统工程不是经济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主流派要借系统工程创始人退休之际，企图终止系统工程的编制。 那么怎么自救呢？系统工程学会就选普利高津当会长，然后与时俱进，把复杂分岔的新成果引入控制论，从线性控制论上升到非线性控制论。普利高津为什么去当这个会长呢？也是为救他自己的学生 Peter Allen, 也是我的老师。Allen 把达尔文的生态演化理论做成非线性数学系统，但在物理学里也是没有饭碗的。为了争取主流地位，Allen就把我的经济混沌文章介绍到系统工程评论去发表。经济学界没多少人知道经济混沌是什么，系统工程的人反而热烈支持。因为他们算长波理论的人，用了几百个方程模拟产生的熊彼特长波，我只用一个非线性延时微分方程就同时解出长波、中波、短波解，证明了熊彼特的猜测，他们觉得非常惊奇，为什么会这样？说明我们的理论不但有解释能力，还有预言能力。我们的工作一石二鸟，不但救了系统工程学派，也救了熊彼特学派。

大萧条以前，熊彼特的演化创新经济学名气很大。但是大萧条期间，熊彼特和哈耶克都拿不出危机应对办法，只坚持市场会自动复苏的信念，结果被新起的凯恩斯经济学边缘化了。凯恩斯讲大萧条可以用财政政策挽救，弗里德曼认为可以发行货币进行挽救，只有哈耶克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是自生自灭的，你救它干什么？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一定道理，和后来普利高津的自组织思想一致，但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家在危机时敢放任自流，所以在政策上被边缘化。他们的失败还有一点，就是反对数学模型。到了1980年代，他们突然明白反对的是线性数学，欢迎的是非线性数学。熊彼特的经济生物钟就可以用我们的色混沌模型描写。熊彼特学派起死回生，哈耶克学派也起死回生，都是因为加入到复杂系统科学的旗号之下，加入普利高津非平衡演化学派的阵营。科学学派的兴衰和历史大潮密不可分。

我当普利高津的学生近二十年，只有一个体会：做科学千万别当粉丝。问题才是科学的通行证。科学大家能够喜欢你，只是因为你能提出好的问题，你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他的回答是“I don’t know”（我不知道），你就明白你提了个好问题，而且你到了前沿，他才会收你当弟子；如果你提了个问题，他能给你解答，你只是重复了前人已经想过的问题。你只是证明自己够聪明，但不够 original（原创）。

目前我和我的学生还要挑战生物学里一个很大的困惑——所谓“自私基因”理论。如果我们能挑战成功，我们就彻底否定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所谓人是自私的。实际上自私基因理论在数学上和生物学实践都是不对的。人是直立动物，大脑变大以后生存能力比其他哺乳动物降低很多，必须要人类成员密切合作才能生存。因为人都是早产儿，生下来不能像小鹿一样立起来就能跑，所以爸妈要养小孩到十几岁才能独立活动，没有互利的精神人类是不能生存的。这又属于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八十年代在科大时我被称为“杂家”，因为科大的校园文化喜欢“专家” 。等我九十年代到了北大，在八个院系开过讲座，题材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历史、和艺术学院，我的跨学科风格就被大家接受了。普利高津的跨学科研究帮我把这个“杂家”的旧名声逆转为复杂科学的开创者之一。可是当年科大好心的老师奇怪说陈平是做物理的料，怎么跑去做政治了？有些老师急于把我赶到国外去留学，只要是国外的物理博士就行。我拿定主意，只想到普利高津那里去，其他哪里都不去。正好德克萨斯大学有个名额，我就去了。普利高津不在乎成绩，只问我一句话，去他那里当研究生想干什么？ 我给普利高津写了一封信说：你要跨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鸿沟，我就想跨越物理学和经济学的鸿沟。他说这很难，但是你可以过来试试，结果我一试就试了二十几年。

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文明轨道

我一直想在自己七十岁生日之前完成一本用复杂科学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但我越做越发现，马克思的体系太伟大了，当代涉及的问题太多。倒是建一个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数学框架，要比建马克思那样的体系容易得多。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能够让广大读者明白就太难了。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读懂马克思或爱因斯坦。如果我们能把已有的成果普及大众，必须在方法论上创立新高峰。用杜甫的话说：要登泰山而小天下！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几百年甚至两千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面临汉唐以来最有生命力的时代。我在欧盟做过思维范式转变的讲演，题目是《从有界理性到经济复杂性：论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局限》，在危机前就挑战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世界观。中国崛起，实际上是改变了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明的轨道。中国原本被认为是落后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必须学习西方。我自己1979年在写《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时也认为，中国小农经济的模式相对于西方的规模，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到了中国崛起和金融危机以后，我发现新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实际上能让中国的小农经济焕发青春。这样一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要比西方更长。多年来我一直想重写亚当•斯密以来的劳动分工的历史和未来，书之所以一直不能定稿，就是因为大局在变、思想也一直不停地变。但我相信中国人的奋斗能给世界指出新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道路也会是明天世界仿效的道路。

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的历史眼光，以及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都让我颇受震撼。去年夏天我去看了埃及古文明，早些年也看了雅典文明。埃及、希腊文明在地震带造神庙，如此反自然的建筑，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这些观察使我转变了对世界文明史的看法。我认为，现代西方的文明史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重新构造，西方精英自以为他们那套是普适价值。我们现在要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重新构造自己的文明史。我希望在我身体还能做事的时候，把现在已经想到的问题梳理成系统，大家一起好好做点大文章，不辜负这个时代的机遇。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也在研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观察者网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