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刊文：我们需要转基因小麦

转基因之争因为方舟子与崔永元的“嘴仗”而演变成大众话题，崔永元甚至专门赴美考察转基因食品在当地的状况。《纽约时报》2月2日刊发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Jayson Lusk与胡佛研究院研究员Henry I. Miller合写的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允许种植转基因小麦。

文章题为“我们需要转基因小麦”。两位作者指出，现在美国国内生产的玉米和大豆有90%都是转基因品种。观察者网全文译出，供读者参考：

我们需要转基因小麦

Jayson Lusk and Henry I. Miller

玉米、大豆和小麦，这三种作物占了美国农业产出的大头。但小麦有其特别之处。全美逾90%的玉米和大豆耕种面积撒上了转基因品种。这些转基因品种可以抗虫害或抗农药，或两者兼有。可是，美国却没有一块地用于转基因小麦的商业化种植。

种植小麦的农民由此遭受损失，购买面包和意大利面的消费者们也利益受损，他们支付的价格将越来越高，因为种植小麦的耕地正在逐渐减少。美国小麦产业若少了转基因分子技术的帮助，就得咬紧牙关与其他采用了生物学新科技的农业产品竞争，应对西方的干旱状况。而所有这一切的背景是，全球人口还在增加，而全球小麦需求量也水涨船高。

为什么小麦落后了？其中一个原因是，1990年代中期，玉米和大豆种植者热情地接受了新兴生命科技革命，使用新研制的转基因种子。但种小麦的农民群体则担忧新品种的种子未来可能涨价，担忧国外贸易商可能抵制转基因产品，因而在新科技面前逡巡不前。

如今，玉米和大豆种植者转向的理由已经显而易见。玉米产出增加了，农民减少了农药使用量，转而使用毒性较轻的除草剂。农民赚的钱也多了。同一时期，小麦种植面积下降约20%，虽然产出有提升，但生产率比使用分子技术的转基因作物低。

孟山都最近宣称，该公司在研制适合除草剂的小麦品种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这将帮助农民使用对环境更加温和的除草剂，为下一步商业化种植做铺垫。但美国联邦政府必须先通过这一新技术，而政府程序因对转基因技术的区别对待而管制特别严格、费用高昂、极不科学。

科学界的共识是，现有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的杂交作物一样安全，而后者已是我们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政府应当鼓励、推广这些新技术。

小麦和其他商业化农作物有何不同，即使有所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国内生产的玉米和大豆主要用于喂养牲畜，或者制造乙醇；而大部分的小麦都做成了面包和意大利面由人类食用。这就是一些人担忧的理由，转基因小麦可能会影响出口。欧盟国家和日本每年向美国购买的小麦大约占美国小麦出口量的15%。但他们也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颇为反对。

因此，小麦种植者大概失去了转基因最大的好处：作物能够抵御干旱或者低水量。而这个好处将是小麦种植面积提升、受农民欢迎的很大一个原因。美国小麦种植地是在奥加拉拉蓄水层之上，美国中部平原。而该蓄水层正在迅速枯竭。按照目前的用水量，50年后奥加拉拉蓄水层就只剩30%的水了。以此为生的农民将面临严苛的用水条件。

过去几年该地区还发生了干旱，加重水资源枯竭状况。最近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上一季的冬小麦仍旧遭遇严重干旱。

例如，在埃及，研究者们10年前发现，将大麦的某个基因转移到小麦上，可以帮助小麦抵御更严重的缺水。它只需要传统小麦八分之一的水量，而且少量雨水灌溉即可。这正是小麦种植者需要的。

转基因作物的领先者，孟山都公司，2004年砍掉了改良小麦的项目。原因之一是，北美的农作物贸易商和农民们担忧某些外国进口商会抵制。自那时起，许多种植者和加工商都转变了想法，希望获得抗虫害、抗病、抗霜、抗干旱的转基因品种。某些国家怀疑或抵触转基因，但中国、巴西、印尼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某些国家非常关心他们的食品安全，通过国内生产以提高产量的可能性较为有限。这些国家应当会接受转基因小麦。

鉴于小麦的重要性，以及水资源供应紧缺、干旱、全球人口增加和农作物利润竞争，我们应当挽回颓势。我们需要采用更多的新技术突破，结束不科学的、过度的、歧视性的政府管制。

（Jayson Lusk is a professor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t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Food Police: A Well-Fed Manifesto About the Politics of Your Plate.” Henry I. Miller, a physician and a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is co-author of “The Frankenfood Myth: How Protest and Politics Threaten the Biotech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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