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安重根自有公论-夏梓衿

2014年1月19日，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在哈尔滨开馆。次日，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新闻发布会对此表示抗议并称其为刺杀日本政治家的“恐怖分子”。其实，早在2013年1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菅义伟便曾代表日本政府发表过类似言论。当时，他将安重根斥为“犯罪者”。“犯罪者”也好，“恐怖分子”也罢，若当真追述这段历史便可知晓这乃是日本政府自吞并朝鲜半岛以来一直秉承的所谓官方立场。

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遇刺前一刻

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后，被俄罗斯宪兵队逮捕。之后，因日本方面的交涉立即被移送至哈尔滨的日本领事馆。关东州法院的检察官沟渊孝雄随即前往哈尔滨对其进行立案审讯。11月1日，安重根从哈尔滨出发被押送至旅顺监狱。1910年2月14日，日本关东州都督府法院正式宣判安重根死刑。3月28日，安重根被执行死刑。

实际上，这整场兴师动众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政治戏码。

日本法院对安重根进行审判的法理依据是1907年签订的《第三次韩日协约》。当时，为了迫使朝鲜王朝接受该条约，时任统监伊藤博文以“宣战”进行恫吓。朝鲜君主高宗为此遣秘使赴荷兰海牙万国和会控诉日本侵略。事后，伊藤博文逼迫高宗退位，另立其子为傀儡。根据此不平等条约之规定，韩国不仅被迫解散军队，还丧失了几乎所有内政权、司法权。韩国人犯罪可依据日本法律进行惩处。于是，在1910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日方就援引此条约要求将其引渡至关东州进行审判，希望以此来彰显日本对韩国司法的统辖权。

此外，作为审判地点的关东州，同样也是日本侵略东亚邻国的“象征”。所谓“关东”即山海关以东之意。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便已觊觎该地区，后因“三国干涉还辽”方作罢。日俄战争后，日本“夙愿”得偿，终将之强占为租借地，大连、旅顺皆在其中，日本为此专门设立了关东州都督府和满洲铁路守备队。而这支满洲铁路守备队便是日后祸乱整个东北亚的关东军之前身。1910年时，日本法院便在这片强占的第三国租借地上对安重根进行了所谓“审判”。其实，当年曾为安重根辩护的日本律师水野吉太郎庭审过程中也曾质疑日本在此地并无司法管辖权。顺便提一句，当时日本驻关东州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的玄孙便是如今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明治维新后，日本向来标榜全盘西化，政治法制趋新，但在整个安重根行刺案的审判过程中，却充满了政治算计。例如日本法院拒绝了韩国、英国、俄国律师为安重根辩护的要求，其仅能聘请日方指定的日本律师，继而借此阻扰韩国方面希望将安重根移交俄罗斯法庭审判的法律援助行动。

案件审判之初，安重根在法院公开宣布了伊藤博文的15条罪状，诸如：“残杀明成王后”、“逼迫高宗退位”、“屠杀无辜韩国人”、“武力篡夺韩国政府权力”、“破坏亚洲和平”、“欺骗世界舆论，妄称韩国希望日本保护”等等。每一条几乎都指向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对外扩张元老的所作所为。以至于当时日方检察官沟渊孝雄也一度认为，该案作为“政治刺杀”的政治案件，安重根应该不会被判死刑。

为何会有这种看法？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便不难理解。19世纪末以来，日本恰恰就是政治刺杀的“高发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刺杀政治官僚的事件层出不穷。外国高级官员乃至皇亲国戚在日本遇刺，也都不是新鲜事。1891年5月11日，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大津遇刺受重伤（这位尼古拉就是日后被俄国革命推翻尼古拉二世）。仅仅三年后，因甲午战败赴日本下关谈判的李鸿章同样遭到日人刺杀。这两位日本刺客皆在日本地方法院受审，且均未被判处死刑，仅以无期徒刑宣判。而刺杀李鸿章的刺客小山丰太郎甚至在1907年获天皇特赦而假释出狱。

与上述两个案例相较，安重根作为被告所受的待遇可谓天差地别。尽管沟渊孝雄起初也认为安重根由于是政治犯，所以未必会被判死刑。但随着东京方面的强烈干预，整个事态急转直下。

首先，当时日方之所以会将此案交由关东都督府全权处理，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便是不希望进行公开的司法审判，而是在都督府的军事管制下进行审判。如果遵循惯例，由法务省来进行处置，那么就很有可能涉及国际法，而公开审理也会受到国际舆论关注，以至于无法判处死刑。因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郞进行了遥控指挥，还特别派遣外务省的政务局长仓知铁吉到旅顺临阵监督整个审判过程。

除此之外，日方还刻意淡化案件的政治背景。在判文中，特别强调安重根是基于“私愤”而行刺。换言之，完全回避了这场刺杀背后真正的政治动因——即日本对朝鲜半岛赤裸裸的殖民与侵略，继而希望以“暴徒”来污名化安重根的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安重根曾为此公开指出刺杀伊藤博文并不是“个人暗杀，而是以大韩义军参谋中将的身份，与敌人进行战斗”。

日本法院对安重根一案的判决原文

时至今日，当下日本政府的表态依旧是在继承百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对这桩案件性质的认定。依照此逻辑，以国家之名作恶似乎便可免于追究，不必深刻反省。在国家沦亡之际，个体的抗争则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和“恐怖分子”。如此说来，一切反抗殖民或侵略统治的人士似乎都可被视为“罪犯”和“恐怖分子”。例如刚刚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同样也是“罪犯”和“恐怖分子”。1964年时，他便被当时的南非政府以“企图暴力推翻政府”的罪名判处了无期徒刑。

日本政府的这种判断逻辑实际上是在有意割裂具体的历史语境，以今天的政治概念来肆意涂抹历史。当年如安重根这样以敌国军政最高负责人为明确目标的政治刺杀，与那类不分青红皂白、以大规模杀伤普通平民为目标的极端恐怖主义又怎么可混为一谈。前者是反抗侵略奴役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丧失基本道德底线的屠杀。

当然，死刑宣判早已在安重根的意料之中，所谓求仁得仁。他所真正忧虑的乃是日本侵略暴行会让整个东亚和平受到伤害。在其遗作《安应七历史》中，如此写道：“（量刑）与吾所想无大出入。自古忠义之士多恨，以死忠谏立政略，无不符后日之史。如今吾忧东洋之大势，尽诚舍身立策终落空，痛叹万分又如何。但是，日本国四千万民族高喊‘安重根’之日不远矣。东洋之和平就此碎，百年风云何时止。现日当局者若有一丝知识，必不再用此策。更何况，如有廉耻与公正之心，怎能出此行动。”

虽然身为反抗日本、寻求祖国独立的义士，但安重根本人却不是一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在他另一本死前未完成的著作《东洋和平论》中，他提出了东亚各国和谐共生的理念，某些主张甚至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呼应暗合。

安重根批评日俄战争时日本天皇颁布的宣战诏勅中所谓“维持东洋和平，巩固韩国独立”的虚伪性。他主张当时的日本理应归还韩国独立自主之权，同时将侵占的辽东土地归还中国，方能取得两国信任，才能真正建立中日韩三国间的长久和平。由此，他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统监府并非为了保护韩国而存在，而只是为了日本的侵略殖民服务，这就是伊藤博文的最大罪恶。

时常听闻有人主张，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客观上加速了日本吞并韩国的步伐，理由是伊藤博文曾主张暂缓合并。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历史假设。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吞并韩国的进程就从未中止过。伊藤对韩国主权压榨逼迫之凶狠，以至于屡屡以宣战为要挟。当时的日本统监府顾问内田良平曾如此评价伊藤博文对吞并韩国的真实态度：“总监不赞成合邦只是表面现象，而非真实的意思。如何从统监政治转换为联邦政治，这将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所谓“合邦”、“联邦”也不过是吞并殖民的华丽修辞而已。

围绕安重根的观点纷争，只是东亚各国间历史纠葛的一个缩影。任何一段历史都是由各种复杂的元素所构成，任何割裂历史语境的类比也毫无意义。那些拥有公共话语权的组织或个人，发表相关议论也理应更慎重些，而非以标新立异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