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坚持独立外交与相互尊重

五十年前的1月27日巴黎时间中午时分，一份同时在两国首都公布的仅44个汉字的联合声明，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问题是，中法建交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谈到中法建交，不可能不论及戴高乐将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法建交的精神遗产也是戴高乐的遗产。当时中国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敌对国”，与此同时中国也与霸权主义的苏联交恶。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国”，从某意义上来说，确实为中国打破“光荣孤立”提供了契机。

戴高乐

但人们往往淡忘的是，“承认中国”也同时为法国外交的独立精神提供了最佳佐证，甚至大大提升了法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战略地位。事实上，戴高乐迈出这一步绝非偶然。确实，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在当时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但戴高乐既没有忘记罗斯福、邱吉尔在二战期间对他个人的羞辱，也没有忘记法国在二战后承受的国家羞辱。美、英蓄意将法国排斥在战后布局的国际谈判格局之外是众所周知的。罗斯福与邱吉尔刻意将戴高乐先后排斥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峰会之外，戴高乐对此始终未能释怀。美国甚至在战后试图将法国置于盟军占领和行政管理之下。只是因戴高乐抢先回到巴黎并成立临时政府而未得逞。但美、英拖了整整六个月才承认法国新政府……这些，都是导致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走向“伟大和独立”的重要内在因素。

事实上，承认中国，是法国向当时的西方“盟主”美国霸权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法国并非所有事务都以美国马首是瞻。戴高乐当时实际上已经向美国一再表明了这一点。但只有“承认中国”，真正使美国对法国从此刮目相看。法国的国际地位一举飙升，成为冷战两霸格局中的一个“异数”。戴高乐自己也承认，“从此，法国再也不被视为一个跑龙套国家了”。因此，用今天的套话来说，“承认中国”是一个双赢之举。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这枚“外交原子弹”使中法两国的“独立外交”闻名于世。这也许是两国建交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今天半个世纪过去后，中法两国处境已大大不同，世界也早已走出冷战阴云，迈向全球化、多极化。但只要两国继续奉行独立外交精神，遵循戴高乐和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中法两国便能够通过紧密的合作，继续在今天的世界上发挥不寻常的作用。包括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非洲建设、在对多极世界的追求等诸多重要领域。在但五十年的中法历史亦表明，独立外交精神需要建立在尊重对方、特别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法之间发生过严重的外交危机，特别是九十年代初的售台武器风波和2008年的奥运—达赖事件。两者均因一方介入了另一方的核心利益而导致冲突。所幸的是危机及时得到抑制。应该指出的是，这两次外交冲突都是源于法国对中国的误判，前者因当时中国出现了天安门事件而判断中国政府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法国当时的总统曾召回其驻华大使进行咨询，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是否还能坚持三个月”。第二次冲突则与当时的法国总统本人之个性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位过度关注舆论动向的总统误认为将拉萨事件与其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联系在一起将能够为其在民调中增分，因而贸然介入中国内部事务。

近年来在中国也出现某些“轻视”法国的声音，认为法国国力衰退，地位下降，已不再值得重视。这同样是一种误解。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在军事实力上并不比今天奥朗德总统主持的法国强多少。法国外交从来不是以实力著称，而是着眼于某种精神力量，是一种建筑在“想象力”之上的外交。从戴高乐开始，法国人在外交领域确实做出了不少远超其国力的行动。西方G8峰会的前身“炉边会谈”G6是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首倡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希拉克1997年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的、国际“反对小布什入侵伊拉克”的共同阵线是法国率先主导的、金融危机应运而生的G20峰会是萨科齐建议的……法国的“独立外交精神”及其“想象力”确实让法国“执二等车票乘坐一等车厢”。中国应该重视法国的这种外交能力。

更重要的是，法国仍然拥有足够的军事、外交和科技实力，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国军事介入马里和中非，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并采取军事行动并取得成功的。一些美国军事问题专家对法国军事行动之迅捷和有效均感到吃惊和钦佩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是美国要在短短48小时内做出军事干预一个非洲国家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巨大的军事和外交成功也是不容易的。这证明法国在其非洲前殖民地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仅凭这一点，当我们需要非洲的能源和市场时，就不能不重视法国，就不可能绕过法国。在非洲问题，与法国合作是取得双赢的最佳途径。当然，我们并不害怕对抗。但合作总比无谓的对抗有益。

今天法国很多人知道戴高乐在加拿大曾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但却鲜有人知道戴高乐在承认人民中国后曾在三天后的记者会上大谈中国这个“伟大的人民”和“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戴高乐承认中国之举，从某种意义上是因为他与毛泽东主席“英雄所见略同”。戴高乐正是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对“独立”始终孜孜以求的国家；中国在“成为共产主义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因而承认中国现实就是承认历史。由此可见，戴高乐对中国、对毛泽东主席确实是高度尊重的。戴高乐在逝世前一直想亲访中国。他向在北京担任外交官的侄女戴高碧表示，那将是“中国和法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

英雄相惜，毛泽东也非常敬重戴高乐。他曾亲口告诉戴高乐的特使、描述中国革命的《人的境遇》的著名作者马尔罗，称戴高乐是他“遥远的朋友”。在戴高乐逝世后，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之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而在毛泽东逝世时，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亲自拟定的唁电中称之为“人类思想之灯塔”！相互尊重，是中法奉行独立外交的基础。回顾这五十年，凡偏离这一原则时，双方就出现问题。这也许是戴高乐和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份精神遗产。

相互尊重，在今天世界日益面临共同挑战的全球格局面前，日益呈现出其重要性。无论是在应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或资源问题，或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都需要各国在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磋商和谈判的和平手段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从这一意义出发，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就是在纪念独立外交及相互尊重的精神！

（本文删节版刊于《文汇报》2014年1月25日，题为《坚持独立外交相互尊重 特别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我们如何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