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检察官如何帮助追究警察的责任 - 彭博社

纽瓦克的一名便衣警察摄影：菲利普·蒙哥马利在迈克尔·布朗和埃里克·加纳在弗格森和斯塔滕岛去世后，涉及的警察案件被提交给大陪审团。这是美国的标准程序，地区检察官负责在警察出错时对其提起诉讼。有时，这种程序是有效的。在斯塔滕岛的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将加纳置于致命窒息状态的警官丹尼尔·潘塔莱奥的同一天，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的大陪审团宣布对尤塔维尔的白人前警察局长因2011年在市政厅外枪杀一名无武装黑人伯纳德·贝利而提出谋杀指控。这是南卡罗来纳州四个月内对一名警察的第三次起诉。“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弗格森提供什么样的正义，也不知道他们在纽约市提供什么样的正义，但在南卡罗来纳州，我们相信陪审团制度，”贝利家族的律师卡尔·格兰特在起诉宣布后说道。

自2009年以来，华盛顿特区有超过100名警察被控犯罪，包括谋杀未遂、洗钱和经营涉及少女的卖淫团伙

系统常常失败。地方检察官与警察密切合作，依赖他们提出案件并作为证人，这在警察出错时为地区检察官创造了利益冲突。“要求每天依赖警察的检察官来逮捕和起诉警察是非常困难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院长厄尔温·切梅林斯基说。

在法国和西班牙，警察枪击事件、拘留死亡和官方腐败由调查法官处理。这个职位结合了法官和警察的权力，拥有独立于常规地方检察官发起调查的权力。在纽约，州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已请求州长安德鲁·库莫授权接管涉及警察杀害平民的案件。但历史上有更强有力的方法的先例。1973年，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共和党）创建了一名特别检察官，专门处理纽约市涉及警察腐败的案件。这一举措遭到了该市五位地区检察官的反对，紧随其后的是纽约警察局贪污和腐败的曝光。该办公室由州长任命的人员领导，追查了一系列案件，包括对司法腐败的调查和对13名布鲁克林警官的起诉，指控他们策划入室盗窃并从毒品交易商那里勒索毒品和金钱。六人被定罪，六人被解雇；一人自杀。

该职位于1990年被民主党州长马里奥·库莫和纽约州立法机构解散，理由是其已失去目的。库莫认为，用于运营该办公室的资金更应该用于毒品执法，约翰·波克伦巴（当时纽约州刑事司法主任）表示。没过多久，律师们就开始抱怨问责制的减少和警察在腐败调查中顽固态度的增加。1988年，六名警察因警察暴行被解雇，19人因官方不当行为被解雇，而1991年仅有一人因不当行为和暴行被解雇。“显然，纪律处分的减少与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废弃是相辅相成的，”约翰·肯尼（曾任纽约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主席）在1993年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写道。

在90年代末，洛杉矶警察局的兰帕特分局的腐败引发了律师们要求任命常设调查机构的呼声。洛杉矶警察工会委托的一份报告呼吁进行独立审查，并创建一个专门针对警察不当行为的常设特别检察官。然而，洛杉矶警察局同意接受司法部的监督，并且没有对警察局既定的内部审查程序进行任何更改。

即使在特别检察官到位的情况下，美国刑事案例法仍然倾向于支持警察。“我们的系统在致命事件中给予声称自卫的人无限制的自由，尤其是警察，”前纽约警察局中尉、现任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的尤金·奥唐奈说。由于很少有警察暴力案件最终被刑事起诉，民事法庭已成为对执法部门在死亡或伤害案件中对平民或其家属负责的事实保障。这是警察部门管理“坏苹果”的一种昂贵方式：2013年，纽约市在涉及纽约警察局的法律和解上花费了4.28亿美元。这种民事和解很少导致培训或机构文化的变化，从而最终减少不当对待或过度使用武力的事件。“警察是一个在每个层面上都很残酷的系统的一部分，”奥唐奈说。“他们是强制的代理人，这并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