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进城农民工：“异乡人”没社保没进过大医院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中国之声开播十周年特别纪念《十年，这里》。
今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以“中国之声”的呼号向全国播出的第十年。站在时间的分水岭上，我们憧憬下一个十年。未来的十年，可能是剧烈转型的十年，可能是前所未见的十年，可能是深化改革最要紧的十年，可能是我们圆梦的十年。
从今年起，中国之声用话筒对焦10个中国地点，用十年时间记录这些地方每年的变化，记录这些地方的人们每年的喜怒哀乐，从细节处展开微观中国的生动图景。中国之声和你相约，从今天开始，每年的12月31号，一起倾听十个“中国样本”。
>>聚焦城镇化：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岭村紧邻深南大道，是深圳市数量众多的城中村的一个。在去深圳寻梦的年轻人里，有不少人的起点就是从这样的城中村开始的。截至去年，深圳市的流动人口超过1500万，是户籍人口的5倍，在这座急剧膨胀，急速向前的大都市里，这些异乡人的生活有哪些苦与乐？他们对未来又有什么期待和向往？
从家乡来到深圳，第一次看到父母住的房子，20岁的李泽吓了一跳。他没想到，在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父母是和几家人同住。
李泽：我估计再怎么也是一个小房子吧，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一家人也该够了吧。那么小的空间里生活了那么多人，换个角度你也应该受不了是吧。
在这种李泽忍受不了的环境里，他的母亲程志碧已经居住了多年。从1993年到深圳打工开始，李泽的父母就住在黄贝岭村。
程志碧：几家人，一个床挨一个床就是一家人。就这样子住啊，哪里还有房间啊，有的有儿子的就住上床铺，就这样子住的啊。
提起黄贝岭村那片低矮的旧屋，在这里住过的人都有些话要说：
“以前很脏很臭的，我都不喜欢来的，臭的头都晕了，三拐八拐的拐过去拐过来。”
“迷宫。”
“那时候我刚到深圳，在黄贝岭，我看到处的房子都是矮房子，我看那些门也一样，我说转来转去，怎么找不到哪里出去。”
如今，这些都成了回忆。那些逼仄凌乱的出租屋在今年被推土机铲平。未来，将有几十栋大厦从这里拔地而起。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有不少盼望着楼盘赶紧建成。不是为了入住，而是为了生意。黄贝岭村里，住客多来自四川达州、南充、湖南攸县，还有广东其他地区。来自四川的打工者们大多从事建筑或者是家庭装修行业。其中就包括李泽一家，只是眼下，除了生意，他们更担心从低矮的平房搬进周围的楼房之后，跟着水涨船高的房租。
“现在我们儿子大了，那边也搬迁了，所以现在压力大，就这样子咯，住不起房，也没地方住，一个月剩不了多少钱，也要这样生活。”
房租涨得太快，是住在类似黄贝岭村的打工者们共同面临的难题。
“在外面，你一旦交不起房租，你就该往老家走，比生活成本还高。”
“我们吃还可以节约一点，尽管吃差一点也不要紧，房租费你必须给他，三月份涨一百，你住还是不住？你不住他住，五月份，他又要涨一百，没完没了的。”
房租太高，便要从其他费用里节省。见到申阿姨时她刚刚做完保洁收工回家，她一边招呼我们一边把一个瓶子塞进被褥。
申阿姨：节约的水，回来冲凉用。
记者：节约的水这是放在被子里？
申阿姨：放在被子里等一下不凉。
记者：那个是洗衣液的瓶子？
申阿姨：啊。
记者：那能保温吗？
申阿姨：不保温，打回来就洗，节约一点水。
“这里冲凉要煤气的嘛，要交水费的嘛。”
申阿姨来深圳打工快十年，没去过一次大医院。遇到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痛”，就到旁边的私人诊所里买点药吃。
申阿姨：我们配药就是随便配一点咯，反正就是十多块钱。进大医院我们进不起。反正我们也没进过大医院。
省钱是一方面，没有医保是另外一个原因。不仅没有医保，申阿姨在深圳做了十年保洁，甚至没签过一份劳动合同。
申阿姨：什么都没有，我们跟私人搞卫生。什么合同都没签，到了月底把钱发给我就行。
邱兴堂则是这里为数不多的愿意花钱购买社保的个体打工者。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长大的儿子也能够在深圳顺利入学。
邱兴堂：我儿子在公立学校上学，我现在也是个人嘛，我想方设法找到一个朋友的公司里面，我自己全额交社保，我就是想拿到证件嘛，其他的我没有意思，我就是想让儿子上学嘛。
邱兴堂能够感受到儿子和孩时的自己是有多么不同，他也想让儿子在将来能有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但面对儿子的有些提问，至今，邱兴堂都没法回答。
邱兴堂：他问过我，他说我生在深圳，为什么我是达州人？他不理解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我说这个问题你大了就知道了，我现在解释不了。
新的一年，邱兴堂希望儿子能够顺利考上中学，当然，他更希望异地高考的政策能够尽快落实。
邱兴堂：一种愿望了，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息说，以后外地户籍的可以在深圳参加高考，只是一种愿望，等吧。
程志碧则盼望着儿子李泽能赶紧找到个心仪的姑娘，成家立业。为了完成这样的目标，他们一家准备来年更加努力的工作，以便存下积蓄，在老家县城里买一套房子。
李泽：这样的规划啊，先把房子买了再说吧。
记者：也是在县城买？
李则：肯定的，现在的女孩子就是这样现实，你不可能说你不买房子，那你结婚住哪？不可能回老家，对吧？
申阿姨已经在为和老伴几年后回到故乡重庆做盘算，她说，马上就要六十岁了，年纪越大越觉得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举步维艰。
申阿姨：大字不认识几个，人又老了，什么都难，处处都难。我们又没有保险，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回家只有种地。
未来一年，他们夫妻俩还会留在深圳，申阿姨希望明年，这里的房租别涨太快。
明年，记者将持续观察这里，来年的变化将在明年的今天为您呈现。
中国之声观察员赵九骁：报道中提到的农民工很具有代表性。比如程志碧，程阿姨她从1993年就开始到深圳来打工，她其实可以算做是第一代的农民工进城的代表，她那一代人实际上有更多的想法，他们不愿意离乡，虽然在城市里面也追逐完梦想，实际上城市并不是她真正的归宿，她甚至还想在退休的时候回到家乡，她都不去医院，因为她没有医保，另外一位邱叔叔希望孩子能够在深圳上中学，他甚至希望在未来的十年当中，像他这样的随迁子女能够在深圳完成异地高考的梦想，他们的这些梦想实际上折射出极其庞大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有大约2.7亿流动人口，俄罗斯和日本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不超过2.7亿，未来我们充满着转型与阵痛的时代，如何让这些追逐梦想的流动人群告别候鸟式的半城市化状态，让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安家、安心。
在未来我们展开的新一轮的城镇化，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核心，那么对于人来说，人的发展首先是它的一个在城市当中是否有一个稳定的就业，是否有一个稳定工作的预期，那么比如像在深圳我们可能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之后，这些农民工用他们的奋斗帮助这个城市获得新生，获得发展，但是在未来他们如何能够通过职业培训，通过创业扶持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城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考量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均等化，进城的农民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实现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记者 韦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