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制下年轻干部缘何失衡：职务不高权力不小

国家大机关工作、援藏、担任处长，陈柱兵的经历，几乎囊括一个年轻干部成长中很多宝贵因素和不可或缺的光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他的仕途将是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他倒下了。倒在了当处长的日常工作中，倒在了援藏的艰苦日子里，甚至，倒在了与“朋友”真切交往、共同捞取好处的“情谊”里。

陈柱兵的名字引起社会关注，始于很久以前的一条反腐新闻。当时的消息说，财政部的一名处长因为索贿和捞取好处，而受到了检察机关的查办。而最新的消息则是，他因为受贿罪被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而且，还是“法院鉴于陈柱兵主动供述侦查机关尚不掌握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

从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到人到中年的事业巅峰，峰回路转之间，陈柱兵的命运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起伏跌宕。从普通干部到负责核心业务的处长，陈柱兵走过了10年的时光。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原因，让人对其身上发生的故事扼腕叹息？

检方指控，陈柱兵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受贿2454.4万元，主要发生在担任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期间，“利用掌握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为企业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提供帮助，向企业索取好处费”。

由于负责将国家财政的专项资金、贴息资金向企业拨付，拨给谁，拨多少，陈柱兵有相当大的审批权、裁量权。要不要向这些流水一样奔流而去的资金伸手，就成为一个“职务不高、权力不小”的年轻干部面临的真实考验。

富足生活的憧憬与向往，现实处境的窘迫与压力，似乎编织着无数奋斗青年的“北京梦”、“都市梦”。虽然福利分房成为历史，但可以低价认购内部经适房、集资房，此举让许多机关年轻干部得到了安居之所，不必像很多同样在北京奋斗的“蚁族”、“北漂”年轻人那样在高房价下无奈叹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面临着“工资不高、压力很大”的生活难题。

如何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生活境遇？在这方面，陈柱兵显得相当主动。司法调查显示，陈柱兵通过一些“中间人”介绍，将自己的审批权交换成受益企业给的“好处费”，而且，按比例提取，从10%、20%甚至到40%。只要接受拨款的企业能够接受，那么“愿者上钩”。比如，检方指控中有这样的细节：中间人将钱带来，“拿出一个布袋，里面有30万元现金”，交给陈柱兵。随后，他将这一企业“申报的资金额度提高到了300万元”。

一般而言，基层官员受贿，往往与熟识和有利益关系的企业家、官员行贿有关。在县、乡等基层部门，熟人行贿的问题比较普遍。而陈柱兵身居中央部委，高楼大院戒备森严，与基层单位、地方企业并不熟悉。因而，陈柱兵围绕资金审批权的交易，往往有中间人牵线、勾结谈判、讨价还价等环节，形成了独特的“陌生人行贿”现象。

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12月至2007年1月，陈柱兵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援藏时光。在此期间，有自称为他“朋友”的中间人从中斡旋，利用陈柱兵了解财政部专项补贴资金的情况，进行申报、审批、拨付资金、收取好处费等一系列运作。

应该说，行政审批大笔一挥，就决定了一笔钱款的用途和去向。而财政补贴资金不是银行贷款，贷款需要偿还，而财政资金则是在政府花钱时分一杯羹，属于“天上掉馅饼”，对于企业而言，付出再多好处费依然是“有利可图”。因而，陈柱兵索贿之旅所向披靡，直到案发。

从一审结果来看，牵涉陈柱兵审批权交易的企业分布广泛，包括湖北、山东、四川、西藏、湖南等省的一些企业，而且，不乏公众比较熟悉的知名企业。对于一些机关部门审批权过大问题，不仅要提醒相关年轻官员约束私德、敬畏法律，理性面对寻租诱惑，更要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对审批权的约束和监督，以此减少陈柱兵式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