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将中国声音传向世界

现任3位发言人秦刚、华春莹(左)和洪磊(右)在2012年11月1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1982年外交部首场发布会，中间宣读声明者是钱其琛。

【环球时报记者  刘畅】中国外交部南楼“蓝厅”，1个发布台、300个座位。工作日每天下午3时，发言人走到台前，面向中外记者答问。类似场景在中国已经延续3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来中国外交部每场发布会都是对中国对外开放探索与深入的忠实记录。而今，外交部蓝色背景的发布台总上电视新闻，发言人一言一行皆为民间津津乐道。现任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对《环球时报》表示，外交部将不断提升新闻发布水平，努力让国内公众“听得懂”，让国际社会“听得进”。多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外国驻华记者也表示，发言人机制对外界聆听中国、彼此加深了解“至关重要”。

不是明星，却不乏名气

30年来，外交部发布厅无数次被聚光灯点亮，先后走到台前的27名发言人包括5名女性在内，从未有专人化妆造型。“我希望别人更关注我讲什么，而不是穿什么”，现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环球时报》说。接受记者采访时，秦刚强调，发言人不是明星，忘却小我，才能底气十足。

但外界不这么看。李肇星任副外长期间，一次应某部委之邀做国际形势报告，因临时有要务，让一名发言人代为前往。而该部委会议主持人的一番开场白竟是：“非常感谢外交部对我们的重视，本想请外交部副部长来讲讲国际形势，他们竟然把发言人派来了!”

一直以来，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和副司长兼任。27名发言人中，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珍、李肇星、吴建民、陈健、沈国放、朱邦造、孔泉、刘建超、马朝旭、秦刚等12人是司长兼发言人，其他为副司长兼任。发言人最短在任时间不足2年，最长超过9年，平均任期约为4年。已卸任的24名发言人中，多人曾在或正在中国驻外使馆担任大使职务，或是从大使任上卸职进入中央外办、外交学会等机构部门;钱其琛、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长。

27名发言人均有丰富的外交阅历。《环球时报》记者梳理发现，27人中，上任时在40岁以下的有3人，迄今最年轻的发言人刘建超任职时37岁;50岁以上的有10人，不过1996年后任职的发言人，上任时年龄都在50岁以下。根据外交部公开的履历，现任发言人秦刚1984年进入外交部，2005年在新闻司副司长任上兼发言人，2011年任司长兼发言人。洪磊、华春莹分别于2010年、2012年开始在新闻司副司长任上兼发言人，此前两人均已在外交部工作整20年。

“三十而立”，从历史中走来

今年12月12日晚，外交部在北京大都美术馆召开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现场陈列历任发言人照片、履历，外交部长王毅致辞：“三十而立”。一名在华报道多年的美国记者向《环球时报》记者指出他熟悉的老面孔：“1994年我来中国，前后结识了几任发言人，会场上我们在发布台两端，但私下交流让我们成为朋友”。当晚，外交部前发言人齐怀远、李肇星、段津、王振宇、沈国放、李建英、孙玉玺等出席，他们都是在制度建立后的前20年任职，最年轻的现已61岁。席间，73岁的李肇星搀扶着83岁的齐怀远。

回溯30年前的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北京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宣布“中国外交部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由此，外交部成为国家部委中首个设立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的部门。

“事情要从(1982年)3月24日说起”，钱其琛在著作《外交十记》中写道，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虽然仍充满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建议双方磋商。邓小平注意到苏联传递的信息，“(他)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做出反应”。26日，在老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名记者围站一圈，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发表著名的3句话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声明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成为发言人制度正式建立的契机。

初期，外交部每周开一次记者会，只发布，不答问。1983年9月开始在每月第一周的记者会上接受提问，1986年追加到每月两次，1988年开始记者可以在每次记者会上提问，1997年取消提问次数和时间限制，问完为止。“中国和世界相互了解的需求是制度发展的源动力”，外交部发言人团队对《环球时报》表示。1995年发布会改为一周两次，2011年改为一周5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驻京记者吉米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刚到中国时，中国没有新闻发布机制，采访没有联系人，不知道号码，大多时候外国记者只能看中国官方报纸，后来外交部率先设立发言人，但言辞谨慎。在12月12日晚的招待会上，多名外国记者向《环球时报》记者肯定了中国信息发布机制的变化。瑞典电视台记者莫伯格说，他可以在外交部发布会上问任何问题。日本朝日电视台驻华记者富坂范明认为，这一平台开放程度与西方国家近似。吉米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整体信息发布频率加快，“质量胜过以往”。

问答之间，“官话”寓意深

绞尽脑汁获取信息的记者和秉持原则、代表官方发声的发言人是一对有趣组合，场上斗智斗勇，场下交流坦诚。沈国放任发言人4年间，自认较为满意的回答“大都来自那些刁钻、尖锐的问题”。秦刚说，发言人的最大挑战是自己，因为“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不尽如人意的答案”。

也有外国记者评价说，发言人是嘴最严的一群人，不管你如何变换角度他们总能回避敏感问题。“有时你甚至佩服他们侃侃而谈却几乎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的能力”，一名向《环球时报》记者要求匿名的英国资深记者说，全球的发言人都秉承同一原则，“区别在于他们中的出色者可以把故事讲得更为动听”。在美国记者吉米看来，好的发言人懂新闻运作，会帮媒体讲故事，“就像做生意了解顾客需求一样”。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孔安驻华15年，他说，“中国信息发布的特点在于，官员级别越高越敢说话，有些低级别官员宁肯不说以免说错，影响了本来可以透露的信息量”，“但可以理解让低级别官员诠释敏感问题的难度”。

舆论期待发言人风趣、个性乃至激烈反应，而《环球时报》记者综合外交部公开资料和报道发现，发言人的首要标准是扎实、稳妥，每句话背后都有政策考量。政治素养是核心要求，必须“爱国、站稳立场、替中国发声”，进而要求专业素质，即把握政策、通晓内外、懂得引导，其次才求应变、善言、富于变化。李肇星12月发布的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对此有精准描述：发布会不是即兴表演，不是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发言人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发言人反复强调同一立场，这是因为大国外交政策具有稳定性、连贯性特点，“一个表态的变化可能意味着背后政策的变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他认为，中国发言人机制需要时间来培养公众认同。

私下交流时，发言人往往善谈，且极富思考力。洪磊说，“我前面有24位响当当的发言人，如何传承好这一棒，不辱使命，是我天天要面对的”。发言人遍读经典发布案例，有各自推崇的榜样。如面对记者提问：“美国官方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解释显然前后矛盾，是谁在对我们撒谎，然后通过我们向美国人民撒谎？”基辛格略顿1秒答道：“我喜欢这一问题的建设性精神。”尼克松访华期间，有美国记者问周恩来：“总理阁下，为什么美国人爱仰着头走路，中国人总是低着头走路呢？”周恩来听罢笑答：“这有什么奇怪，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

台前一人，台后团队

聚光灯下的发布台，是中国外交30年的缩影，也是发言人机制不间断运转的浓缩一瞬。发布厅的镜头从未捕捉到，每当下午3时发言人走到台前时，几名新闻司发布处工作人员已坐在后排座椅中间。他们，是发言人的幕后团队。

北京朝阳门外，清晨车流还未密集，外交部大楼6层灯光已经亮起。新闻司发布处一名负责人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发言人团队十几人，很年轻，每天一场发布会，节奏始终紧张。一日筹备从舆情汇总开始，统观热点事件动态、中外媒体报道评论、网络舆情、公众看法。此后发言人和团队进行“一大碰、无数小碰”，除议题讨论，还设想各种可能的提问角度和应答策略，其中一些情况要与外交部内各地区业务司局和其他部委沟通。沟通持续到发布会前最后一分钟。一般情况下，团队能够预测现场大部分问题，但超出预测的，全靠发言人个人积累和发挥。

发布处设24小时答问手机，几名负责人轮流值班，运作了13年。遇上突发事件，值班者连接百余个电话直至手臂抬不起来是常有的事。现在“蓝厅”发布会也接待公众旁听，“努力实现开放、透明、接地气”。

周庆安带领的调研团队用一年时间跟踪评估发现，外交部加大信息发布密度后，在外媒的国际问题尤其是涉华问题报道中，中国声音的引用率显著上升。据周庆安团队评估，外媒对通过发布会了解中国权威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发言人表态部分替代了外媒惯常采用的对华观察家评论，填补曾经单方面信息真空，利于对华平衡报道”。周庆安认为，信息公开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首先要提高发布频率，让媒体形成引用习惯，中国声音才会逐渐获得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