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边缘群体活得都不易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北京“井底人”王秀青11日正式上岗，成为一所高校后勤部门的员工，并被安排了寝室。“井底人”事件至此算是有了一个解决，但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撼依然在持续。就全球而言，生存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普遍存在，甚至美国也有令人吃惊的“鼹鼠人”，不过造成此类状况的原因在不同的国家却有不同的原因。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名言可谓道尽人们的感慨。
英媒披露美国“地下城”
北京“井底人”事件也引起外媒关注。美国著名博客网站“Quartz”9日称，“井底人”曝光后，王秀青和其他一些人迅速成为中国社交媒体倾泻同情和愤怒情绪的焦点，评论的范围从给王提供帮助、寻找工作，到批评官方封闭他的“家园”，还有对贫富差距加剧和政府解决方式粗鲁、无情的不满。新加坡《联合早报》11日报道了王秀青的近况：本周一收到一笔1.2万元人民币的资助金，并获得北京某高校初步同意以三四千元月薪雇用他，并提供食宿。
王秀青的经历让很多中国人吃惊。事实上，由于贫富悬殊问题在全球普遍存在，类似事例在发达国家也出现过。今年4月，美国堪萨斯城警方就在该城大街下面的地下隧道里发现了一些流浪者生活的“营地”，里面甚至有孩子居住。据《堪萨斯城星报》报道，警方发现的隧道有的位于地下20-25英尺(约合6-7.6米)处，由于这里不安全、不卫生，警方驱逐了这些流浪者。
“当我听说堪萨斯城地下隧道里生活着一群无家可归的人时，我完全惊呆了。我有亲戚生活在那个区域。我从来没想到堪萨斯城会是美国最有问题的城市之一”，“不幸的是，此类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拉斯韦加斯的‘地下管道人群’甚至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美国记者迈克尔·斯奈德在一个博客网站上撰文说。
斯奈德提到的“家丑”指的是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1月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披露说，拉斯韦加斯灯火通明的城市下有一座错综复杂的巨大迷宫，一条200英里长的下水道是该市1000多个艰辛生活的人的寄居地。里面生活的人有的已居住了5年，有的更久。他们竭力使自己的住所看上去像一个家——有床、衣柜、书架，甚至有迷你图书馆。不过，所有家当都被放在塑料箱内，以防被污水侵袭。“他们都是普通人，在不同的年龄因各种原因丧失谋生手段”， 调查记者马修·奥布赖恩说。
另据美国《赫芬顿邮报》2012年8月的一则报道，为拍新电影《幽暗城：拉斯韦加斯》中，美国城市历史学家斯蒂夫·邓肯和导演安德鲁·旺德特意走进拉斯韦加斯的地下，并发现一些流浪者在那里安家生活。他们发现，地下隧道并不是臭味熏天，因为隧道内的污物会被每年几次的水流冲刷掉。但那里是地下河的水道，存在着危险，特别是洪水或暴雨来临后。
边缘群体在欧美大量存在
生活在美国城市地下隧道的人也被称作“鼹鼠人”，他们的存在在美国其实是特例。这个群体中不少人是精神疾病患者、吸毒者或者酗酒者。《每日邮报》披露的拉斯韦加斯地下群体中很多就是吸毒者。据《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地方当局曾试图根除这种“地下城”，只可惜难以做到。尽管如此，美国的社会边缘人仍大有人在。在美国街头经常可以看见无家可归者，也就是流浪汉，他们或住在自己的车里，或住在收容所内，或露宿街头，或生活在“帐篷城”(居住在简易帐篷里)。这些人中很多也是吸毒者、有精神疾病者，还有一些是自愿流浪。
王秀青说，他选择住井底是为了省下房租供子女上学，这在美国不太可能发生。 从小学到高中，美国人上公立学校不花钱。美国社会对流浪汉很宽容，而且给予很多救助，政府、非政府组织运营着很多收容所。流浪汉甚至不愁吃不饱。《环球时报》记者曾碰到过一个流浪汉，发现他经常拿着麦当劳的可乐喝。原来，他靠的是食品券。这是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发放的专门用于购买食物的代金券。食品券项目是美国政府为民众提供的最大的社会福利之一。
在美国的近亲国家英国，“北京井底人”现象则几乎不存在，或者没被发现过。《环球时报》记者在伦敦繁华的喀姆登区看到各种各样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或蹲在商店入口附近的避风处，或盖着破旧的毛毯瑟瑟缩缩地躺在地铁站门口，或故作优雅地读着《伦敦旗帜晚报》等免费报纸。同美国类似，这些人沦落至此，有的是由于家庭破裂，有的是因为欠债，有的是由于酗酒、吸毒，有的是因为精神疾病。
英国以福利好著称，对于无家可归者，英国政府有各种应对措施。今年12月5日，布赖顿市政府建造了数栋高40英尺、由轮船集装箱搭建而成的简易住宅，无家可归者大可以在里面居住5年。一些名人也呼吁关爱流浪人员，英国威廉王子曾在2009年圣诞来临前，夜宿伦敦市中心的黑修士桥下。，英国一名保守党议员也曾在2007年平安夜睡在伦敦街头。
如果说在英国流浪还能做出“绅士范”，在俄罗斯流浪绝不浪漫。俄罗斯的夏天太短暂，严酷的冬天则长达半年甚至8个月。每年冬季有大约200人直接冻死在莫斯科街头，还有差不多同样多的人在被送进医院救治的当天死亡，数百人因严寒成为残疾人。
据俄罗斯官方报纸《俄罗斯报》10月9日报道，俄罗斯的无家可归者大约有150万到300万人左右(原俄新社数据为420万人)，主要集中在各大城市。 这些人是怎么沦落的，各有各的故事。尤里的父母去世后，他和姐姐卖掉父母留下的房产补贴家用——这种事情在苏联解体后司空见惯——然而和姐姐的分歧使他只得到很少一部分，最后被扫地出门，靠乞讨为生。瓦莲金娜是乌克兰人，经人介绍到莫斯科当裁缝，结果工作没找到，却被吉卜赛人抓去当了乞丐。
俄罗斯城市经济基金研究所主任科瓦连科表示，俄罗斯出现无家可归者的原因主要有：效率低下的社会政策;相关部门的官僚主义;尚未形成有规模的社会援助组织;无家可归者自身的原因。俄罗斯的民间组织已在用行动改变现状，其中既有帮助酗酒者、瘾君子、流浪少年的，也有专门提供免费食物或者衣物的组织。
贫民窟：印度农民进城的入口
与很多国家无家可归者流浪街头不同，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的边缘人群多集中在贫民窟。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令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名声大噪，这里号称亚洲最大贫民窟。但据《印度时报》近期报道，达拉维的“桂冠”早已名不副实，现在仅孟买就有4个贫民窟规模超过达拉维。
达拉维贫民窟的房屋多数分为上下两层，中间用粗糙的木板隔开，每层不到1.5米。在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可以住上一家五口甚至更多。贫民窟内布局杂乱无章，没有任何绿化。巷子里堆放着回收来的废品和生活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贫民窟内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供水3小时，每1440人共用一个厕所。放眼整个印度，达拉维式的贫民窟还算是条件好的。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印度最大、最贫穷的贫民窟分布在印度各大城市的铁路沿线。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更糟。
在印度社会，呼吁清除或改造贫民窟的声音一直不断，但人们对贫民窟并不是一味排斥。《今日印度》就曾刊文称，“印度城市离不开贫民窟”，贫民窟是广大农民进入城市的入口，是通往脱贫之路上一张能够负担得起的门票。
在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摩天大楼间的贫民窟也是令初到者惊讶的所在。《环球时报》记者驻地所在区域被称作“雅加达的三里屯”，寸土寸金，但无论是在五星级酒店周围还是在高架桥下，总能看到破旧的贫民窝棚。在雅加达中区的一座高架桥下，从一个50厘米宽的小洞爬进去，可以看到数十间破旧窝棚，这是一群无家可归者搭建的“窝棚村”。窝棚间悬着电线，狭窄肮脏的走道上随处可见煤气炉与烹饪器具，走道尽头甚至有一间三合板做成的祷告室。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90多个家庭而言，他们并非不知道危险性——空气不流通，遍布灰尘垃圾，每年雨季决堤的河水会淹没窝棚，一旦发生火灾，多数人会被宣判死刑——但他们无处可去。据统计，印尼近2.5亿人口中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下，在物价飞涨的雅加达，这些人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住房。雅加达政府多次想扩大廉租房计划，但均因效率低下、资金募集不到位而失败。另一方面，许多人抵制廉租房计划——贫民窟的消失意味着这些人将不得不搬去偏远之地，生计更得不到保障。
与有着拥挤而脏乱的贫民窟的印度和印尼相比，北欧国家瑞典的情况可谓天壤之别。但瑞典福利虽好，也未能杜绝无家可归者。《环球时报》记者在住处附近的瓦萨公园曾见到一个老年男人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到了冬天，他就去各种各样的短期救济所。据瑞典当地媒体报道，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经常住在公园里或者桥底下。一名来自法国的失业者说，在冬天，他主要是在最冷的时候快速走步，然后在天亮的时候睡觉。
瑞典国家健康福利部2011年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结果是有3万多人没有房子住。“很不幸，这是城市病”，一名城市景观设计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瑞典出现无家可归者的原因各种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或突然生意亏本。另一个原因是外来贫困人口在增加，这两年从东欧来的乞丐大军在大城市到处可见。最糟糕的是没有工作又有吸毒、酗酒毛病的人，很容易沦为无家可归的境地。有很多组织救助他们，但治标不治本。
【环球时报驻外记者 黄培昭 巴斯 庄雪雅 吴成良 陈雪霏 张笑竹 葛元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