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开雾霾罚单引热议 专家呼吁建综合决策机制

宏观机制方面，建立综合决策，将发改、经贸、环保等决策协调起来，对战略发展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利于环保的发展规划坚决不能实施，不利于环保的项目坚决不能批准，强化地方政府的考核，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甚至在一些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一票否决；微观方面，在完善现有环境保护立法的同时，强化执法监督，坚决将环境保护法执行下去

在上海呆了7年的王耀三，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2月5日17时45分，家住上海市金山区的王耀三下班回家。

“下班时在金石湾里居然连续错过两个路口，后来是凭印象蒙回家的。”王耀三对《法制日报》记者这样形容当天开车回家的情形，“能见度不到三米，你尽可想象游走在云雾里的感觉，两边白茫茫一片，不下车根本找不到路口。”

王耀三留意了一下时间，平常回家只需要七八分钟的路，那天用了27分钟。

进入2013年12月以来，雾霾天气已经波及25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

就在上海的雾霾刚刚散去之时，辽宁省开始对省内的8个城市“下手”：

根据《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去年5月以来到今年10月末，辽宁省对空气质量超标的8个城市进行了处罚，罚缴总计5420万元。

全国上下经历的这场“环境危机”，让雾霾天气需要铁腕治理的呼声渐强。

大雾锁城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

发端于12月初的这场雾霾天气，在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灰色的大罩，像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气象专家称，这是中国今年入冬以来范围最大的中度到重度霾天气过程。

“十多年前在甘肃兰州，冬季污染严重，气得我跑来浙江杭州。但没想到杭州连遭雾霾，兰州居然持续优良，我们‘点子’太准了！”居住在杭州的张小鹏话语戏谑却充满了无奈。

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杭州雾霾的那几天里，开车根本看不清红绿灯，连闯了两次红灯。“后来一想，雾太大，探头可能也照不清车牌，也就释然了。”

自2011年年底，PM2.5污染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热点。

2013年1月，这一讨论被推向极致。这个月，北京的雾霾天气达到26天，也就是说，只有5天人们可以放心地呼吸。在这个月的7天内，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每天接待了3000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

根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数据显示，自1月12日以来，北京市西直门北、南三环、奥体中心等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突破900微克/立方米，西直门北交通污染监测点最高达993微克/立方米。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跃思称，PM2.5每立方米超过了900微克/立方米，这是中国有PM2.5监测数据以来最高的一次。

1月13日，北京发布了有气象预警制度以来的首个霾橙色预警信号。

此后，空气净化器和PM2.5口罩开始热销，淘宝网一些商家坐地涨价，并且，PM2.5口罩一度脱销。某品牌PM2.5口罩每日的销售额从平常的10万元增长到40万元，在其总共售出的300万个口罩中，每10个中就有3个发往北京。

1月的北京，这场雾霾天气除了让商家受益外，无人获益。

走还是留

刘元一家三口在今年的国庆长假里，从北京逃到了海南。

“在北京我们一家三口都咳嗽，到了三亚我们都不咳了。我这两天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北京。”刘元告诉记者。

2013年10月4日起，华北、黄淮等地出现雾霾天气，京津冀持续出现重度雾霾，空气污染严重。在北京，上一轮的雾霾天气始于9月28日，结束于10月1日的降雨。

相对于刘元，逃不掉的人开始购买各种大小型空气净化器，放置在家中、车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利红长期研究雾霾天气，她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形成雾霾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能源结构问题，燃煤释放的粉尘、二氧化硫等。当然，不同地区能源结构略有不同；

二是重工业、化工业排放，如石化、炼油、冶金、采矿等企业；

三是交通污染，即机动车尾气污染；

四是生活污染，即油烟。此外还有工地扬尘等。

“这四方面对雾霾贡献的比例有多大，至今没有一项研究能够讲清楚，这需要依赖环境科学做更进一步研究。同时，不同季节排放的比例也都有所不同。”高利红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则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问题，包括北京的雾霾，都是产业结构区域性的问题导致的，所以区域经济政策的确立是源头。但是现在我们的环评受制于建设项目的审批，先要看项目做不做，才决定要不要做环评。

如何治理

找到了雾霾形成的原因，之后就是法律如何应对的问题。

高利红认为，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可谓困难重重。而且，能源是整个国家经济的血液，渗透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生产需要，平时的用电、取暖等都离不开能源。这意味着，新增的能源消耗依靠发展清洁能源补充往往不够。因为清洁能源的增长不仅缓慢而且是有局限性的。

产业结构调整的话题，在中国已经讨论20多年了。“产业排放是污染的一大源头，这个源头的制造者是大企业、支柱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加之个别地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很强，所以这么多年来该控制的产业一直控制不下来。”高利红说。

交通污染，它的治理涉及到油品升级、车辆性能升级、交通状况改良等。高利红以油品举例说，姑且不论企业自愿承担的环保责任，确保油品品质本身就是企业基本的法律责任。

“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时间跨度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才有可能实现空气基本好转。因为经济体都有惯性，仅刹住惯性就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能控制住不要新增污染就已经很难了。”高利红说。

有鉴于此，法律机制必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宏观机制方面，建立综合决策，将发改、经贸、环保等决策协调起来，对战略发展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利于环保的发展规划坚决不能实施，不利于环保的项目坚决不能批准，强化地方政府的考核，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甚至在一些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一票否决，彻底扭转政府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微观方面，在完善现有环境保护立法的同时，强化执法监督，坚决将环境保护法执行下去。

高利红表示，总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运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手段。(记者廉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