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新举措释放改革红利：回应百姓公平诉求
“我们要感谢上海自贸区的建立。”12月9日早晨5点50分，上海自贸区管委会门口，经营着辽宁一家矿业公司的张华开始排队给新公司核名，“自贸区的税点低、过关时间短，以前公司进口矿石过关要10个多月，在自贸区开公司，过关能省两个月”。
“我们不再需要东拼西凑3万元开公司了。”今年刚从北京某大学毕业的陈欣梦说，得益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理论上1元也可办公司，只要有想法、有创意，就能干出一番事业”。
张华、陈欣梦的经历，只是过去一年中国人追逐梦想的缩影。而助力这些梦想实现的关键词，无疑是改革。十八大一年来，中国改革步伐稳健，成果丰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继续破浪前行。
彰显改革勇气：厘清政府市场关系
李平，在钢铁业摸爬滚打了10多年。事业最辉煌时，他的公司旗下有6个铁矿石生产基地、若干个铁矿石选场以及一家钢铁厂、一家冶炼厂。今年上半年，钢铁业产能过剩加剧、亏损成为常态，李平公司旗下设备陈旧的钢铁厂“关门大吉”。
创新能力不强、企业间无序竞争，是包括钢铁在内的中国众多行业的现实情况——在规模和速度优势的另一面，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和核心竞争力缺失，正倒逼着发展的转型。
“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资源价格没有反映出它的稀缺程度。”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直言，一些地方招商引资的政策过于优惠了，土地便宜甚至白送，“说到底还是有单纯追逐GDP的导向”。
怎样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各自应扮演什么角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要还给市场。”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这就需要打破利益固化的樊篱，需要政府进行利益的割舍。今年以来，国务院数次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词。
改革的推进需要决策的科学，也需要评价的科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中组部日前印发通知，改进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要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这些都表明，对GDP的片面追求将从到根本上得到改变。
释放改革红利：回应百姓公平诉求
“有了居住证咱也能缴社保，孩子在城里上学不用交借读费了！”得知暂住证要改居住证的消息，家住江苏南京的农民工张绍军有些兴奋。初中毕业后，他就从苏北泗阳老家来到南京，一晃已过去20多年。张绍军的儿子今年15岁，在南京一所中学念初三。“我们持暂住证的农民工享受不到本地人的待遇，小孩小学借读交了3000元，初中借读3年交了5000元。”他盼着有一天，能和城市人享有相同的社会保障。
随着改革新举措的推出，张绍军的期盼将变成现实。今年，南京明确将推开居住证制度，2014年上半年，江苏省外来流动人口居住证的发放将基本到位。按照新规定，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相关待遇；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居住地县级教育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安排就读。流动人口如果符合居住地现行户口准入条件的，可以直接落户。
今年上半年，14个省区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在于剥离其附着的权益差距，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福利待遇的均等化。”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说。
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到“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从“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到“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三中全会一系列新的改革举措必将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创新改革思路：向新型城镇化迈进
“我们的试点方案修改不下100稿。”石狮市委政法委书记、全域城市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伯群说。今年，福建省石狮市启动新型城镇化试点，成为国内首个县级全域城市化试点。
石狮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产业、人口、土地高度非农业化后的再发展。为此，该市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达100万人，吸纳外来人口65万人”。吸纳65万人，意味着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额投入。钱从哪里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分析，以重庆为例，平均每个人的城镇化成本在10万元左右。
“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思路。”李伯群说，“大幅提升第三产业比重，一二三产业比重由目前的3.6∶59∶37.4调整为2∶48∶50，升级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带动财政收入较快增长。”
改革，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8%提高到52.7%。然而，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改革思路。
三中全会提出，要“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金三林指出，北京市的人口密度由1999年的每平方公里766人增加到2011年的1230人，已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
对于三中全会提出的“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市政债券的发行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本报记者 冯 蕾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