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枭龙曾因巴方坚持用西方武器耽误三年

“枭龙”研制的若干思考

一、市场开拓是军机外贸对外合作的先导

“枭龙”飞机(中方名FC-1，巴方名为JF-17)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属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为主体，多家单位参与研制的第三代轻型多用途低成本的战斗机。经过设计、试验、试制、试飞及外方空军领先使用，现已批量装备巴基斯坦空军。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开拓军贸国际业务，中航技与成飞合作出口歼7飞机，打开了巴基斯坦等国际市场，巴空军使用歼7飞机后，提出希望加大发动机推力、增大飞机航程、加装带有雷达的航空电子系统等改进要求，为此中方为歼7出口后继机做了许多改进方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航技再次找巴空军研究重新启动合作开发新的歼7后继机项目。双方高层多次接触中，巴方提出了新的飞机要能更替歼6、强5、歼7、“幻影”Ⅲ等二代飞机，同时要求帮助巴方逐步发展航空工业。中方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巴方的要求，从此“枭龙”飞机的研制拉开了新的序幕。

二、确定产品定位外贸飞机项目的关键

外贸机任务有了新的曙光，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案能满足用户新要求呢？中航技与成都主机厂所进行了反复论证。

当时有两种思路：一是把歼7改进，这样出产品见效可能快，但经分析歼7改进满足用户新要求的前途不大。另一种思路：基于当时国际上许多国家处于二代向三代更换，应该做一个向三代靠拢的新方案。在坚持轻型、多用途、低成本的基础上，应当突出以下三点：第一，安装一个耗油率低的中推涡扇发动机，使小飞机飞得远；第二，战机要装有带雷达的先进航空电子系统、制导中程导弹，提升作战效能；第三，战机设计要突出中低空机动能力，使飞机具有第三代战斗机的特征。在充分论证后，决定采用第二种思路的新方案进行对外工作的各项准备。随即组织有关人员，出访寻找国外合适的中推涡扇发动机。

在发动机有了希望的条件下，中方派团赴巴基斯坦与巴空军讨论飞机的战术技术要求，双方来回一年多时间的讨论，虽有眉目，但又不确定，后来我方主动编写了简要战术技术要求，含飞机的使命任务、飞机布局及基本参数、飞机的主要性能、结构寿命、系统配套、航电武器、使用维护等35条要求。于1993年初再去和巴空军讨论，在介绍飞机战术技术要求的情况后，当时巴空军计划助理参谋长、巴方枭龙项目办第一任主任穆沙夫准将(后为巴空军总参谋长 上将)，当即就说巴方要的就是这样的飞机。并作为战术、技术要求(第一版)，希望双方按这些要求，深入开展工作。

经过两年的工作，巴方又因美国制裁原因，要求“枭龙”飞机再增大航程、作战半径和外挂武器载弹能力。因此第一版的战术技术要求，经过双方反复商量，于1995年秋修改为第二版，即“巴空参谋部的要求”(ASR)，一直用到至今。

三、组织队伍和筹措经费是项目开展的基础

飞机的定位和方案有了眉目，接下来有两个问题要先解决。

一是组织研制队伍，将项目纳入研制轨道。中航总根据当时成都地区主机厂所的任务、设施条件、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决定“枭龙”飞机由成都所承担设计、试验，成飞承担制造、试飞，同时任命了总设计师和现场总指挥，从此“枭龙”飞机研制进入了中国军用飞机研制程序的轨道。

二是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筹措项目研制经费。“枭龙”是外贸机项目，国家没有经费预算，中航总不是银行，中航技和厂所也拿不出资金。怎么办？1994年春天，中航总组织机关、中航技、成飞、成都所等单位，在北京友好宾馆开了资金筹措会，会上大家都支持外贸后继机的开发工作，并献计献策，最后会上决定：第一，引进外资，争取让巴方投资10%。后来，经我们与巴方艰苦谈判和协调，巴方最后承诺50%的投资。第二，国内各家自筹，以“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即四共原则)的模式承担中方的投资：中航总先出资了3千万元人民币作起动费；中航技承担对外发动机采购合同、米高扬技术咨询合同及座椅等国外成件采购；成都所承担设计、试验任务；成飞承担原型机制造及试飞任务；同时再去组织其他参与的辅机厂、所自筹。中航总、中航技、成飞、成都所四家签署四方合作协议，后来扩大黎阳发动机公司，这为项目的组织落实和资金筹措创开一条路子。

四、谈判班子的稳定精干和充分授权是赢得项目的保证

外贸机项目的对外谈判过程中，组织一个相对稳定精干的技术、商务、财务、管理紧密结合谈判班子，对取得合同非常重要。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用户比较苛刻，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大大小小几百个问题。整个过程经过长达数年，20多稿的修改和艰苦的谈判，终于取得了中巴合作研制“枭龙”飞机的机体主合同。

举一个例子，在谈判合同条款的过程中，距草签合同一个月左右，巴方要求我们将整个项目分年度列出重要的技术工作节点，每个节点所需经费等，至少要50个节点，理由是巴空军要向政府申请经费，政府好按财政年度批复。巴方说，这是巴政府的要求，没有这个不能签署合同。我们分析，这个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但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积累，一时给出每个节点所需经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回国准备，唯恐来不及而失去草签合同的机会，所以只好在巴谈判现场完成。所幸我们小组里有设计、制造、管理的人员，大家商量尽最大努力，晚上加班去做。我们按项目研制程序和流程，采用顶层自上而下的方法分解系统和专业技术内容，列出重点技术工作子项，然后进行相应的工作量及经费估算，经过20多个晚上苦战，终于做出90个节点的项目研制全程重点技术工作内容、时间进度、需用经费的三坐标立体计划表。巴方经过讨论后表示满意，后来此投资强度表列入中巴合作研制“枭龙”飞机主合同的重要附件，并作为双方执行研制合同过程中每年4次技术任务评审和每年两次财务审计的依据。

经过近十年双方执行合同的技术任务评审和历次的财务审计结果，后来我们内部重新总结、整理、充实、细化了三坐标计划表，留作内部今后对外新签合同的指导和参考。

五、高层推动构建绿色通道是项目成功的重要条件

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注是项目推进的重要条件，“枭龙”项目虽然没有国家投资，但各级领导积极推进，使项目闯过一个个难关。当时中航总和国防科工委批准“枭龙”飞机立项研制，为项目开了对外合作研制的通行证，当时中巴两国总理出席了“枭龙”飞机中巴联合研制的原则协议和研制合同的签字仪式，使“枭龙”飞机合作项目由企业行为上升为中巴两个国家层面的合作。

在项目对外谈判和国内研制过程中，原航空部副部长王昂和原中航技总裁刘国民亲自部署，研究策略，解决难题。每次谈判小组出访的预案，在外谈判中遇到的难题请示，回来后听取汇报，都有明确的指示。记得在我们与巴空军草签合同的前一天，巴方提出，“枭龙”飞机成品附件的技术免费转让，要求列入合同条款，这个要求比较苛刻，这关系到我们机载设备厂所的利益问题，怎么样既要让合同条款通过，又要保护机载设备厂所的利益。我们谈判小组研究向国内请示，并附上我们的建议：“若巴方通过另签合同建立为‘枭龙’飞机研制的系统成品附件的生产线，而这些系统成品附件又在航空工业系统所属工厂生产的，巴方可得到其免费的生产许可证”。立刻往国内传真请示，当时王昂副部长正出差在南京，刘总电话找到王部长说明情况，王昂副部长立即批复同意，及时传真返回给了我们。前后不到两小时，我们就得到了领导的批示，为合同草签扫除了障碍，使第二天下午双方谈判顺利通过。

回国后，我们把这件事向机载设备的厂所领导交流，他们反映认为很好，既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又为我们对外合作打开了条路子，因为巴方如果为“枭龙”飞机成品附件建线，必须由中国去做。

六、咬定目标同心协力是项目最终成功的重要动力

回想起来，“枭龙”项目来之不易。当初有人担心，巴方能要吗？经费能解决吗？能干得出来吗？巴方曾一度坚持要用西方航电武器系统，西方供应商在巴积极活动，但西方政府控制严格，供应商迟迟得不到出口许可，为此，给项目研制进程耽误了三年多的时间。后来经中巴双方高层努力，于2001年2月决定“枭龙”飞机研制分步走：第一步先用简单飞行仪表，让飞机飞起来；第二步配装全航电武器系统作为飞机的最终状态。这个决定既推进了飞机研制，又给航电武器系统的选择留有余地。

这个决定后，在中航总组织下，中航技、成都主机厂、主机所及机载设备厂所紧密团结，加班加点，采用高度并行交叉作业加快了研制。同年9月，成都所“枭龙”飞机通过了转详细设计阶段技术评审，然后成飞开始试制，于2003年8月25日枭龙飞机01架成功首飞。

同时成都所、中航技紧锣密鼓与西安、洛阳、南京等兄弟单位联合推荐中方航电武器系统。巴方经反复考察讨论后，最后选择了中方推荐的航电武器系统配装枭龙飞机，并于2004年6月签署了合同，使项目顺利地走下去了。装有中国航电武器系统的“枭龙”04架全状态飞机于2006年4月28日成功首飞。

七、统筹规划系统管理是项目推进的科学方法

在“枭龙”飞机研制过程中，加强了项目管理，为确保技术质量、成本控制，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在“枭龙”项目研制中，统筹规划的原则是：第一，研制经费的筹措，吸引国外用户投资与国内集资并举的方式，遵循“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原则。第二，首先满足国外用户要求，同时考虑一定的发展潜力，兼顾国内空军装备及其他国际市场需求，目前发动机和部分机载设备系国外采购，下步尽快考虑国产化。第三，为降低技术风险，控制研制和单机成本，缩短研制周期，在满足战术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成熟技术，常规材料和货架产品。第四，尽量利用厂、所现用设计、试验、生产手段和设施，尽快从试制转入批生产，形成数量较大的批生产交付，产生经济效益。

在项目管理上，中巴双方项目管理办公室(PMO)在执行研制合同时，对三座标的计划表(即中巴机体合同中称投资强度表)，按技术任务节点，采用了每季度技术任务评审和每半年财务审计的项目管理评审会(PMR)制度。由于管理严格，合同执行十多年来经过40多次评审会，使原型机研制总经费控制达到非常理想的程度。

八、长远谋划掌握主动权是领导者组织者的主要责任

在“枭龙”飞机研制过程中，成功地引入大量先进的设计技术和设计理念，采用带大边条的气动布局，加上电传飞控系统，解决了纵向力矩非线性的难题，使飞机有非常好的升力特性和全包线范围的优良的飞行品质。国内首个采用“蚌式”进气道技术，有效提高了进气道效率，节省飞机结构重量。配装了大推力、低油耗、带数字电调的涡扇发动机，大大提升了飞机航程、作战半径及续航时间。采用全电子样机总体协调、长寿命结构设计方法、计算机三级数模设计和数字量向制造传递技术的直接运用，提高了产品设计、制造质量和寿命，大幅度地缩短了新机研制周期。“枭龙”飞机虽小，却有7～9个外挂点，可携带广泛的武器类型并能精确空对地攻击，提升了飞机作战效能。飞机有对空、对地多任务能力，使用有灵活广阔的用途。国内首次采用国际通用的技术指令(TO)系统的使用维护资料和维护方法，综合化的地面测试设备，提高了飞机的维护性、降低了全寿命的费用。轻型低成本的设计特点，使飞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我退休后，桑建华、杨伟先后担任“枭龙”飞机总设计师，他们做得更加出色，在完善原型机的同时，带领研制团队和中航技、成飞一起进一步赢得了航电合同、武器合同、中巴合作生产合同以及拓展空中加油、双座机，提升飞机信息感知能力、武器打击能力等改进改型，打造“枭龙”升级版，积极做好前瞻预先准备。

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国家表达了对“枭龙”飞机的浓厚兴趣，不断来成都访问，考察、洽谈，其中包括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枭龙”飞机的市场前景更为广阔。

九、遵守合同注意内外有别是管理的内在要求

中巴合作研制“枭龙”飞机合同中，规定了巴方专家参与项目的设计、试验、试制、试飞条款，这是双方共同达成的契约，我们必须遵守。在执行初期，巴方提出要进入中方技术人员办公室，与中方技术人员一同工作的要求，这看起来是个普通的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内部保密资料、工作环境、应用工具、工作方法、语言交流以及与“枭龙”无关的其他任务等等。

怎么办？经内部认真研究，我们提出中方成立由总设计师领导、外事部门和技术管理部门配合的、聘用一些有专业经验的老专家组成对巴现场工作组，负责巴参与研制活动事宜的方案。

由于我们准备较好，方案具体，可操作性强。与巴方讨论后，巴方不但接受，而且在双方执行过程中感到很满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直沿用至今。

十、和衷共济交朋友是项目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巴基斯坦非常看重“枭龙”飞机合作，他们不仅得到一种满足使用要求的好飞机，同时学到了一些现代飞机研制技术和经验，通过合作生产等途径，逐步发展巴航空工业。所以“枭龙”飞机合作，使巴空军的“一号工程”上升到巴国家工程，为传统的中巴友谊增添了新的内容。

对我们国内几家“四共”的合作总体来说，通过“枭龙”飞机项目的合作，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合作领域，达到或者超出了预期的目的。成都所，由过去技术引进走向整机技术输出，为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谐研究所丰富了内容。成飞，又产了新的外贸后继机，效益迅速提升，还为开创出口名牌产品创造了条件。中航技，积极开拓外贸市场，由过去卖现成飞机发展到共同投资开发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开辟了对外合作的新路子。

结束语

“枭龙”项目具有三方面重大意义：

由于军机平台整机输出的牵引，对我国军工行业多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和输出，包括航电系统综合技术输出、机载成品技术输出、武器出口、试飞设备技术和产品输出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设计理念，管理模式及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自主创新，较好地协调好了用户与市场，新技术与成本，进度与质量以及机遇与风险间的关系，在有限的时间和经费内研制出了让用户满意的产品，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轻型多用途战斗机，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研制军机的新路。

“枭龙”飞机研制中创造的“枭龙模式”和“枭龙速度”，开辟了自主研发并可按需要改型的军机研制新路，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宝贵财富，对其他军用航空装备和民用飞机的发展起到重要借鉴作用，将为新时期国防建设做出有益的探索和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