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宣言》是奠定今日东亚及亚太和平秩序基石

新华网北京12月1日电(记者徐剑梅)70年前的今天，在重庆、华盛顿和伦敦，在二战的连绵烽火中，中美英发表了此前三国领导人在埃及胡夫金字塔下共同拟定的《开罗宣言》。

这份重要的国际法基础性文件，协调了三国对日作战的宗旨，为战后东亚及亚太领土重建进行了安排，是奠定今日东亚及亚太和平秩序的基石。

正是《开罗宣言》，第一次提出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日本归还窃取于中国之领土，特别注明包括台湾。钓鱼岛恰为台湾属岛。

也正是经由《开罗宣言》，为人类反法西斯正义战争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现代中国，第一次真正参与战后国际秩序建设，并由此走向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席位。

一年零八个月后，《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其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显然，其他小岛具体何指，身为侵略者和战败国的日本没有发言权。

从九一八事变到东京湾受降，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终点。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见证了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

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也是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框架下实现的。1972年，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中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6年后，两国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确认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历史逻辑、国际法理和两国条约的链条环环相扣，而《开罗宣言》则是上承历史逻辑、下续国际法理和两国条约，构造东亚和平的关键一环，开启了战后东亚及亚太秩序。

战后东亚秩序，虽在时代风云中历经演进，有两个直接源于《开罗宣言》的根本立足点始终未变：第一，在领土重建问题上，声张了历史和国际正义，迫使侵略者尽数吐出侵略果实。第二，恢复了受侵略国家的国际地位。这是东亚各国实现和平共处的基础。

由此，东亚从战争浩劫中艰难走向和解，得以保持总体和平的大局。其间，日本在战败废墟上重建，亚洲四小龙腾飞，中国改革开放，东盟欣欣向荣，地区的蓬勃活力举世瞩目。这一切，都离不开战后东亚秩序的屏障，而《开罗宣言》及其后一系列国际法文件，一直是沉默而可靠的“守护者”。

试想，如果无视这些“守护者”，任由昔年侵略者继续霸占窃取于他国的领土，战胜国何以言胜？侵略者何以自省？东亚及亚太秩序如何维续？如何阻止军国主义举着新的招魂幡重返？如何能让地区各国超越历史恩怨，携手面向未来？

中国珍爱和平、需要和平，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毫不动摇。挑起此轮钓鱼岛之争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不愿平息事端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想要改变现状进而改变东亚秩序的，不是中国，还是日本。

不妨首先回头看看岛争的导火线由谁点燃。钓鱼岛危机爆发于去年9月10日。这一天，日本政府不顾中国连月来再三交涉和坚决反对，决定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国有化”。倘若日方遵守《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岛争还有可能发生吗？

再看岛争为何难以平息。一年来，不论中方拿出多少证据，也不管日方当事人屡次出面证实，安倍政府始终否认老一代领导人达成过搁置争议的默契。试问，连争议本身的存在都不肯承认，对话如何开展，纷争又如何平息呢？

那么，安倍政府又为何不愿遵守国际法呢？这其实正是中日岛争愈演愈烈的根由——安倍政府不仅严重误判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而且想以岛争为借口改变现状。这个现状就是：二战结束迄今，日本因受和平宪法束缚，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利。但安倍政权无视这些事实，一味利用岛争营造“被威胁”氛围，推动修宪强军。

照说战争结束已近70年，当年的侵略国家政府早已应该能知其非，悔其非，改其非，承认历史上犯下的侵略罪行，与把民众变成炮灰、把国家带向深渊的军国主义思潮彻底决裂。

可惜，今年以来，从“侵略无定义”到“效仿纳粹静悄悄修宪”，从慰安妇到扬言修改村山谈话，从战败日无反省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政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认知，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漠然无感”。

因此，中日钓鱼岛之争，与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知和修宪强军目标相关，关系到《开罗宣言》所开启的战后东亚秩序，亟需引起珍爱和平的人们高度重视。

决不能忘记战争的凶险苦难!

《开罗宣言》是受侵略国家民众用血泪书写出的正义，它开启的战后东亚及亚太秩序不仅是对战争灾难的警示，对侵略罪恶的惩戒，也是构建地区和平未来的通道。今日拂去历史的烟尘，重温《开罗宣言》，现实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