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将钱传给孩子就是制造“家庭叫花子”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会不会有一些区别于西方的地方？例如中国有儒商的传统。
陈启宗：个人意见而已，不在对或错，也不一定有对错。谈论儒商这个问题有点难处，谈论的好处是希望引导更多人变成儒商，但是我担心越讨论他们越不敢。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划一个界线，这就叫儒商，别人进不进得去呢？愿不愿意进去呢？你不画这条界线，他们可能不知不觉地就进去了;画了条界线，谈得太多，反而给人一个固定印象，就把儒商这个词太定义化了。当然，我不反对学者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对一般商人来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定义了什么是儒商，别人更难成为儒商。商人的素养提升，兴趣加广，慢慢也就成为儒商了。但最重要的还不是文化素养，而在于他们的社会承担是什么，也就是士大夫精神。这个是中国的一大课题。
《中国慈善家》：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慈善会有哪些不同？
陈启宗：包括很多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有慈善的历史，欧洲很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的钱大部分是新钱，新的钱、新的财富比较会捐钱，原因就是在不太远的过去，企业家曾经是穷人，比较容易感受穷人的情况和穷人的需要。老家族的钱都不大会捐，老家族现在的掌门人或者是其他的家族成员，再没有赚钱的能力，他就靠分，拿钱，要钱。说不好听的话，好多都是讨饭的，不过是向家里讨，不是向外面讨。我非常非常瞧不起。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得到这个钱？你自己赚回来的我佩服，不管你是干什么，只要是干干净净的，或多或少我都尊重你。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家族，几十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是有很优良的传统的，一部分分给后人，另外一部分做慈善。做慈善的这部分，我就很佩服他们，确实做得好，包括洛克菲勒、福特等等，做得真是很优秀。我也认识里面的一些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家族后人拿钱的，那是家庭叫花子，拿着钱可能就不肯去捐。当然他们当中也不乏好人，这个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他们父母亲的错。为什么他们现在是富人叫花子？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脑子。将钱给他们就是制造叫花子、讨饭的，真的是讨饭的。
美国的慈善事业比较发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税制，捐钱可以抵税。美国人捐钱，没有我们中国人捐得那么干干净净，中国人赚了钱抵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他们还是捐，所以他们真是用心来做。当然捐钱抵税也不是不好的事，我认为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好事，至少他愿意捐嘛，而且也帮助有钱人在社会里建立了比较正面的形象，减少了社会上的贫富矛盾。
《中国慈善家》：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来中国劝捐，中国富豪的声音不同。
陈启宗：他们来的时候就说要帮助中国的企业家裸捐。他们两个都裸捐了，巴菲特还留了一点钱给孩子，基本上对社会的成长还是好事。他们跑到中国来，真是羞耻，讲明是帮助中国人裸捐，谁想到社会那样的回响，大家都不大欢迎。记不记得？他们退一步自圆其说，我们不是要你们裸捐，是交流交流。那是撒谎，睁着眼睛撒谎，因为他们起初不是这样说的，起初是要帮别人裸捐的。他们没有做市场调研，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是二十多年来的事而已，已经有那么多人裸捐了，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余彭年先生，裸捐了。
《中国慈善家》：牛根生也裸捐了，建立了公益信托。
陈启宗：对。所以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相当优良的民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没有做好社会调研，就跑到中国来要教导我们中国人，岂有此理。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有一次我在讲演里面提到，我说我花了十八年把故宫的两个项目修复了，没有什么中国人愿意捐钱—我说的是那两个项目，不是就一般来说。我有一个朋友柳传志听了，写了一封信，很长，他是这么讲的，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很愿意捐钱的。我也知道，同意他说的，他说的是对的，或者我说的不精准，他的理解跟我说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说的是这个项目。但是他这么说，我也很高兴，这证明我们中国人已经有慈善了，不需要回应。所以我说在这一方面中国人还是很优秀的。
你们要把这个词好好点出来，就是家庭叫花子，凡是把钱给孩子的就是把孩子变成家庭叫花子。你说有例外，当然了，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例外。但是我观察了，不只是客观地观察，我认识这些海外的富人，我相信不比现在内地的企业家少，我几十年跟他们打交道，有一个好的你就得谢天谢地，凡是有一个好的榜样，我就会给你说出九个不好的。你说你傻不傻？为什么要给钱呢？叫他们做叫花子。
《中国慈善家》：不给钱，应该传承哪些东西？
陈启宗：你给他好的学术教育，好的道德教育，给他温暖的家，够了吧？当然也不能保证他们成材，没人能保证。你给了他这三样东西，他成为社会栋梁的机会会大很多，那你为什么不给儿女这样好的机会？
凡是把钱交给后代的，都是恨自己的下一代，把他们变成叫花子。为什么要恨你的儿子？要让他变成这样？将来是你家族的羞耻，你姓张就是你张家的羞耻，你姓何就是你何家的羞耻。
《中国慈善家》：在香港是不是有很多富家叫花子？像你的家族在香港应该算是另类的，不多见的。
陈启宗：富家叫花子在任何有钱的地方都有，香港也有不少。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也是历史的必然，老外也有这个说法。第二代从小看着第一代长大，还会勤奋一点，因为在家里看到爸爸几十年来勤奋地工作，不亏本还要赚钱。所以第二代有不少孩子是可以的，只要第一代不蠢，有些第一代比较蠢，用钱贿赂下一代的良心，没时间照顾他们就给钱。到了第三代，基本上不行了，一百个家族里有两个第三代还可以，已经是不错的。没有准确的数字支持，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多代还是做得蛮不错？
陈启宗：你们要搞清楚。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赚钱，第三代基本上就不赚钱了，第三代就是做好事了，保住老爸的声誉。但是不能否认，他们做了很多慈善的事，而且做得漂亮。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赚钱的能力基本上没有了。第三代比较好的是戴维·洛克菲勒，现在98岁了。他做银行做得相当不错，也受人尊敬。他哥哥约翰·洛克菲勒，就是我们亚洲协会的创办人，他为挽救父亲的声誉而做了好多善事，结果他真的做得很成功。第三代有当副总统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到了第四代还有人赚钱吗？一般的生活都是比较糜烂的。所以你说洛克菲勒家族，是有他们很成功的一面，但是也有不为人道的一面。
《中国慈善家》：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完美的财富传承方式？
陈启宗：没有，我说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把它捐掉。
《中国慈善家》：富不过三代是中国富豪的魔咒，逃不掉吗？
陈启宗：老外也这样说，我们中国也这样说，原因何在？人性所致，人性你是敌不过的。你以为你能敌过人性，你才真是不懂人性，是傻瓜、笨蛋。
富家叫花子，有没有更好的词？富家叫花子太长了。叫花子的另外一个名词是什么？乞丐，“富乞丐”三个字比较容易一些。
《中国慈善家》：财富一代代传承，或许正反面作用都有。
陈启宗：要是钱都不给第二代，就得重新洗牌，每一代人重新洗牌，就不给你累积财富的机会。当然我也要强调一件事，我绝对地尊重私人财产。我们看那些富乞丐，真的看不顺眼，但是也不用担心，早晚社会会淘汰他们，市场会淘汰他们。香港有一些家族是不错的，四代、五代都还比较好，每一代都是正正派派做人的，没有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我举一个利家，利希慎家族，第一代不是那么光彩，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我认识那么多人都相当正派。
从对社会的发展来说，富人有另外一个作用，不能抹杀。譬如说历史是从皇帝、贵族、富人的角度来写的。而且科技的发展、思想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艺术的发展，都是跟皇帝、贵族、富人相关。社会上有很多好事都是有钱人才能做的，没钱人是做不出来的。我有一些朋友搞“无止桥”，就是没有停止的桥，好多穷地方的学生不能上学，因为过不了河，他们在全国各地帮助建桥。我还有一个朋友去替中国治黄河，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生意做得很成功，现在退休了，去帮助国家治黄河。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是绝对不愿意看到我儿子变成富乞丐的，那是我不爱我儿子的表现。
《中国慈善家》：你一直关注并参与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交流，而且对世界大势有相当研究。中国的崛起很受关注，在你看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拿什么给全世界？
陈启宗：美国是把法治拿给全世界，就是制度。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自身既有的文化底蕴—士大夫精神;第二个就是法治。我们经常讲法治精神、法治意识、制度建设，这个需要学，不学是不行的。现在国家领导人要做什么事？好多很紧迫的事，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两件事不做好是不行的。
《中国慈善家》：回归原来传统的士大夫精神？
陈启宗：很简单，要不然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几千年来的历史，大家基本上都有点认识，历史都不要了，你一定失败，注定失败。全盘推翻一定是失败的，你就重新变成了野人。
《中国慈善家》：“文化大革命”已经证实了。
陈启宗：对，重新变成了野人。西方的民主不改进的话也是一个问题，他们的对抗性很厉害。一百年来，中国留学的人，技术、知识学得不少，这是好事。但是西方的精髓是不是也要学？西方最主要的那些素质没有学到。
《中国慈善家》：你所说的西方的精髓是什么？
陈启宗：两个方面，一个是法治的精神，一个是对制度的尊重，不仅仅是建设制度，建设了，你不尊重它也没用。
《中国慈善家》：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重建士大夫精神，建设法治精神。按现在的现实来看，你认为需要怎样来建设？
陈启宗：这个要看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我就不方便说了。把自己算作有识之士有点那个吧。第二个也要看政府，当然也不能完全靠政府。
《中国慈善家》：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怎么走？
陈启宗：日本是个例子。我对日本也有意见，但是日本人有些好东西我们也要学，日本能够学到西方好的东西，也保留了自己固有的东西。当然从某个程度上来说，他们学的主要是技术型的东西，没有学西方的精髓。譬如说，日本有法治，但日本靠的不是法治，他们的法庭根本不是西方那一类的法庭，他们靠的是禅宗里面的一些东西，他们靠的是羞耻，所以他们会自杀。所以我认为西方该学的还是学得不够好，有了形，没有学到神。他们固有的东西是很有问题的，没良知。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还在讨论，军国主义不过是外面的形而已，里面的东西很可怕。
《中国慈善家》：“二战”时期的慰安妇就是从日本内部发展出来的。
陈启宗：但是最少他们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中国人是可以把别人的好东西学来的。中国的文化是很包容的。那我们能不能够包容地把西方好的东西学过来？就是他们的法治精神，这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合乎人性的东西。什么是伦理？伦理就是明明德，发扬你的明德，但是基本的假设是人的善多于恶。
《中国慈善家》：西方假设人性恶。
陈启宗：对，法律就调过来了，假设你是恶，用法来治你。两者应该并存，固有的就是明明德，没有的就是要学法治，双管齐下，你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西方有法治没有明明德。我们中国人是德育教育，德育教育是中国人教育的一部分，士大夫精神就是和读书人连在一块的，不是两件事。道德跟学问是合二为一的，西方不是，西方是知识归知识，德育归德育。
《中国慈善家》：西方的德育是在宗教当中。
陈启宗：对，他们的德育是在宗教，你说的很对。所以他们是有点精神分裂的。
《中国慈善家》：不信教就麻烦了。
陈启宗：哎，不信教就麻烦了，信教不见得有用，但还是比较好一点点，信教是有点好，坏人的成分少一点点，不信的话就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中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去发扬呢？你去西方读书绝对读不到德育教育。我们中国不一样，从小的读书就是要德育教育。光是靠德育也不行，对人性的解读就有基本的错误，人性有恶，所以要用法来治。中国说合情合理合法，老外的法有点过头了，不合情合理，只合法，那也是太过了。所以说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中国慈善家》：你很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但是上世纪自“五四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儒家被打倒，儒家的历史是中断的。
陈启宗：文化大革命才十年。三千年的文明，十年能够把它改掉吗？儒家是两千三百年的事，反孔，反不掉。
《中国慈善家》：现在许多有识之士在推动儒学复兴、传统文化复兴，你对复兴持有的是乐观的心态？
陈启宗：绝对是。
《中国慈善家》：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下的礼崩乐坏，各类造假层出不穷，大家不讲仁义礼智信了。
陈启宗：这个我都明白，我都看在眼里了，这个是时代的产物，你看十年二十年，当然有这些东西，要看长远。当然你说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问题，我也不说什么，绝对是大问题，弄不好社会会动荡。但是以中华文明做本位，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三千年都走过来了。（《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_宋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