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新兴经济体面临重新洗牌
2013年11月1日-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举办了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智库经济政策对话暨第7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德国、俄罗斯 、印度 、巴西 、墨西哥 、南非 、越南 、尼日利亚 、阿塞拜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土耳其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出席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转型、改革进行了深入研讨。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1。新兴经济体正在遭受着经济下行和通胀的双重压力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随着美国 、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不约而同开始走出困境，许多新兴经济体增速却开始逐步放缓，不仅虚拟经济飞流直下，实体经济增速也一路回落，有的国家更是“增长失速、通胀失控、资本失助、波动失序、结构失衡”。比如，俄罗斯经济增速连续6个季度下滑；印度经济一季度增长4.8%，二季度增长4.4%，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巴西经济“滞胀”特征明显。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呈现“一升一降”的新趋势，发达经济体经济总体回升，美国、欧盟、日本的经济都实现了增长，同时新兴经济体正在遭受着经济下行和通胀的双重压力。比如，美国、欧盟通胀率控制在2%左右，而俄罗斯的通胀率达到了7%，巴西达到6.5%，印度连续8个月在两位数以上。另外，国际资本出现了“一出一进”的情况，国际资本开始大量的从新兴经济体流出，出现了资本市场失血的现象，资本流进发达经济体。
巴西经济学研究所经济研究主任库托指出，巴西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13年约为1.5%，2014年也快不了多少。俄罗斯西北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柯尼亚金宁指出，俄罗斯在2010年走出困境，但是在2012年GDP增速又下滑，未来经济增速可能会低于4%。
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经济管理杂志主编阮图安指出，2009年至今，越南经济增长率大概在5%左右，宏观经济出现了不稳定。
2。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之所以放缓，一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所决定，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也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二是由外部发展环境所决定，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振、市场不振，消费不振，造成依靠发达国家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三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自身出现问题，如印度长期的高逆差、俄罗斯货币贬值等；四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如中国就是这样的。
3。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走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今年出现自2008年以来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发达国家整体走出了困境，经济全面复苏。有研究机构预测，今年美、日和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可能会达到60%。去年是一个拐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今年发生了逆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未来10年新兴经济发展趋势有三种可能：一是包容共赢性发展。即发达经济体国家恢复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略高于发达经济体国家。二是经济格局调整性发展。即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依然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总体保持相对较高增长速度。三是国际经济发展格局逆转性重构。即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恢复较高增速，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文敬认为，新兴经济体未来依然是世界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引擎。第一，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尽管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但增长和复苏仍是主流。这就意味着市场在不断扩大，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果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无疑会获得新的市场。第二，增长是新兴经济体的主流。在新兴经济体中，有的增长快一点，有的增长慢一点，但是增长依然是新兴经济体的主流。第三，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的趋势并没有没有逆转。尽管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但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没有止步，近三年半，区域贸易协定增加了113个，增长了24.5%。
印度尼西亚总统办公室经济事务特别副助理尤南托指出，2012年印度尼西亚在G20中增长得比较快，增长率为2%，有预计2030年，印度尼西亚将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转型的挑战与机遇
1。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全球伙伴关系—新兴经济体”项目主任司嘉丽认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增长缓慢带来的挑战；二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中国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指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共同的两大挑战：一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经济再平衡”举措取得一定成效，新兴国家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难度加大，经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国际资本流动很不稳定，加剧了金融风险。二是发达国家加快制定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如美欧加快制定TPP、TTIP等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新兴国家将可能处于新的不利地位。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朗哈默尔指出，过去几年，全世界都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引发西方资本大规模的注入新兴市场 ，而这些新兴经济体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使得这种资本流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资本价格的上涨，货币的大幅升值，这对于很多依靠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家是场灾难，导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减速。2013年5月，随着美国结束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的外逃，导致了资本市场振荡。
陈文玲认为，新兴经济体自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发达国家集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货币注水，导致了全球性货币泛滥，引发一系列的资本市场动荡、股市动荡。二是发达经济体整体上的高负债，没有限度的负债。美国的负债率早已超过了16.4万亿美元，占GDP的总量早已超过了100%。日本的已经达到了GDP的243%。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区域主义的趋势在加剧。
2。新兴经济体转型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彭森认为，新兴经济体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外部需求萎缩或变化，内部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正在积聚，通货膨胀更是长期面对的压力。各国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做法已走到极限，本身不可持续。
尹中卿指出，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面临三大挑战，一是股市暴跌。最典型的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8月16日之后，在6个交易日内，泰国股市下跌8.81%，菲律宾下跌7.1%，越南下跌4.75%，马来西亚下跌4.58%，创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长连续下跌记录。二是本币贬值。5月至8月，亚洲最主要的12种货币除日元、人民币和港元外全线贬值，其中印度卢比下跌11%、马来西亚林吉特下跌8.8%、菲律宾比索下跌6.5%、泰铢下跌6%、印尼盾下跌5.7%。三是资本逃离。今年二季度以来，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仅7月份通过交易所基金流入美国的资金量就高达320亿美元。
柯尼亚金宁指出，未来5年俄罗斯要处理三方面的挑战：一是货币需求量减少；二是国际竞争环境恶化，贸易伙伴经济状况不好；三是适龄工作人口减少。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国治理与体系研究部负责人梅洛认为，巴西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已行不通了：一是借债越来越高，债务的违约率在上升；二是政府用于刺激消费的措施变得效率低下；三是就业率比较高，失业人口比较少；四是生产率上升速度很慢，国内一些生产需求无法得到扩张，主要通过进口来满足；五是通货膨胀加剧，货币出现贬值；六是贸易收支平衡的恶化。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富德指出，印度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四大限制：一是需要充足的基础设施；二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2007-2008年的4%上升到2008-2009年的8.5%和2009-2010年的9.7%；三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农业技术、制造业技术相对落后；四是需要土地改革。
阮图安指出，越南经济增长面临诸多矛盾。一是通胀率过高。2008年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了20%，2010年为18%。二是利率大幅波动，公共债务不断上升。三是政府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效率不高，投资效率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四是银行业很脆弱，经济增长主要靠银行支持。
3。未来10年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发展机遇
陈文敬指出，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面临三大机遇：第一，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力量的崛起，将会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格局。很多人预测中印两个大国未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力量，世界十强中有六个国家在亚洲；第二，金砖国家内部合作发展的潜力巨大。包括金融合作、货币、能源、经济技术和双边贸易，金砖国家成员人口也占世界人口总额的4%以上；第三，要搭建对话的平台以推动合作，要尽快达成一些共识；第四，新兴经济体互补性很强。有的有资源、有的有技术、有的有市场，互补性很强。
新兴经济体增长转型重在推进结构性改革
1。关键在于经济结构调整
彭森认为，新兴经济体唯一的出路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重点从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从加工型转向创新型。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的一极，必须加快转型发展与改革创新，着力推动世界治理结构重塑和国际分工调整。
梅洛指出，巴西有必要改变增长模式，过去依靠家庭消费，现在有必要转向投资驱动的模式，这跟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巴西投资占GDP的比重非常低，政府应提高比重，但并不意味着要减少家庭消费。同时，巴西需要结构性的改革，一是解决社会保障欠账；二是改革税收体制。
阮图安指出，越南要分三步重组经济，首先是控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缩紧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银行信贷扩张的上限，减少非生产性的投资。其次是改变机制，引入新的增长模式。加强外向型经济，包括吸引外资，把国内产业与国际产业更加深入的融合。最后是进行制度变革。高层政治领导需要有制度变革的意愿，比如资源分配、控制权力滥用、向地方政府放权、改善国有企业治理，加强金融系统监管，改进法治等。
2。加快金融改革，构筑金融安全网
尹中卿指出，应当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着力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共同应对金融动荡与经济下行的挑战。新兴经济体要合作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推动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增加贷款能力，尽快落实《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不断增强应对金融动荡的能力，促进和保持国际金融稳定。
倪红日认为，一方面要保持本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提高国内经济实体吸引国际资本的实力，生产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场方面要建立既能“通风换气”又能“防尘隔音”的先进的窗户，不能让国际货币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直接流入或流出国内的金融市场。
朗哈默尔指出，新兴经济体唯一的选择是确定内部或者是外部市场，而非两者的结合。在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应对过早开放短期的资本市场“三思而后行”，因为这种短期的资本流动波动性非常强。为此，新兴市场应该在货币政策领域加大协调的力度。
尤南托指出，为了取得高质量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需要协调政策，加强政府的作用，促进金融体制改革，降低税收，促进研发，促进金融发展。
更深刻的在于发展理念的转变
1。重新思考增长理念，应该成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各个经济体的广泛共识
司嘉丽指出，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并不能够带来一个好的社会，因为这种增长没有考虑环境和社会。应该重新思考传统的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比较理念目标。比如中国已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德国提出了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的理念，20国集团也认识到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改变主要按照GDP标准划分经济体。龙永图认为，过去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分类主要是按照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来划分的，现在必须改变观念，重新考虑分类问题。如果长期抱着一种僵化的思维，按照过去几十年GDP挂帅的观念来对国家分类，不可能解决发展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在面临增长、转型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考虑绿色发达国家，绿色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GDP很低，但是社会很公平，一切都是绿色的状态。
深圳大学副校长陶一桃认为，GDP不是一个坏东西，尽管单凭GDP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人民普遍享有福祉，或者获得公平的幸福。但是没有GDP国家就没有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东西，关键就是GDP是怎样获得的，以及国家给GDP赋予的价值判断标准。所谓GDP是怎样获得的，过去的三十多年来，在“为发展而发展”的情况下，以更多的消耗来创造财富，带来环境问题，给GDP加上了其他的价值判断和标准。在相当长时期内，包括现在GDP依然成为政绩的评判标准，当GDP不是与城市居民人民生活福祉联在一起，而成为官员的政绩评判标准的时候，很多实质的意义就会失去。
3。新兴经济体的复苏之路漫长，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处长边学平指出，今年4月IMF预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前景会变好，但10月份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面却称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新兴经济体的问题比较多，世界经济增长点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在不到半年时间内，IMF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作出很大差别的判断值得关注。虽然新兴经济体现在出现了一些困难，包括前段时间出现的金融波动问题，但新兴经济体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只有新兴经济体对自己保持信心，才能增强国际社会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