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改革突破口需要主动付出成本

“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付出改革必要成本的准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闭幕式主旨发言中的这番表示，为中国即将开展的深层次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这对于打破目前的改革僵持局面，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动力。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才是最大的风险和成本，为了推动改革顺畅、高效地进行，付出必要的成本是最经济最务实的策略。改革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这是共识。

但是，目前改革的进程却是举步维艰。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者在现行体制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要触动甚至是剥夺他们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势必会遭遇到巨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用“赎买”的方法来推动改革更容易减少遇到的抵触和对抗，实现“用利益换体制”、“用成本换时间”的目的。

比如，公务员社保制度的并轨问题、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中政企不分的问题，都不能用简单粗暴的“革命式”改革去解决，也不能因为难度或阻力过大而继续“保持现状”，而是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补偿措施，让“既得利益者”完全接受并纳入“新体制”。

其次，伤害政府公信力是一种长期的风险和成本，为了保持和提升政府的形象和运行效力，保持和增加人民群众安全感，付出相应的成本是尊重现有法律和制度的必需选择。毋庸讳言，中国改革初始阶段为减少改革成本，“大胆”地打破了当时的法律和制度，以“无代价”或“极少代价”的方式剥夺了一些群体在当时体制下的合法利益。以政府的失信为起点，逐步扩展成全社会的信用风险。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和互信程度正在面临着种种考验，由此导致了交易成本的畸高，与现代商业文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和谐，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

比如，不久前出现工行和建行前员工“散步”事件，就是因为两个单位在此前改革中为“买断工龄”所付出的成本不够以及未能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动态发展情况所致。当前，民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较上一轮改革时，已经大幅度提高，如果不能为改革支付其所能接受的最低成本，将有引发实质性冲突的风险。

再次，改革必然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如果不肯为这种“试错”付出成本，而是期待有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改革就完全无法推进。在上一轮改革中，许多“闯红灯”式的改革都突破了当时的法律底线，导致一些并无私心、私利的改革者产生了所谓“原罪”。而这些“原罪”也成为改革者脚下随时可能被触发的“地雷”。特别是一些同时期的改革者被“秋后算账”的案例不断增加，更是让他们时刻都担心会有入狱或获刑的风险。

这样一种情绪的漫延，导致全社会对于改革有着过分期待所谓“顶层设计”的倾向，而事实是，大量的实践性问题是发生在基层，基层对于改革应当有着更多、更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为了发动基层的智慧和力量，必须给出试错的范围和空间，在尊重现在法律和制度的同时，又要体现出对改革和改革者的宽容，让改革有更大的腾挪余地，为改革者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吃下定心丸。

没有成本，就没有收益。期望无条件、无代价地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事实上，主动付出成本远比被动承担风险代价要小得多。既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我们就应当有更积极意愿去付出必要的成本。(丁是钉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