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谈蒋介石抗战 从周旋到全面抗战

书中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方的势力一直都很薄弱，日本深明此中情势，故步步进逼，从未稍缓。国民政府面临日军进逼及江西苏区中共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保有华北行政主权，一方面力图与日方妥协，争取缓冲时间，其方式为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以蒋介石挚友黄郛(同为张群留日挚友)为主任委员，与日本交涉缓冲。

因效果不彰，撤销华北政务委员会，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何应钦主持，亦不能为日本接受，完成何梅(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协定后，何应钦被迫离开北平，再组华北政务委员会，由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主持其事，与日本周旋。

当时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天津市长张自忠，均为宋哲元第29军所属师长，北平市长秦德纯亦为西北军系统，此等原非嫡系将领，为日本所接受，而进行其所谓“华北特殊化”。

迄1935年，江西第五次对中共围剿成功，“共军”由赣南突围，历经湘、黔、滇、川、甘、陕，至延安。此际华北特殊化情势亦日趋明显，军校12期在北平已不能公开招生，故本期华北同学，均秘密而来。

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而实际倒蒋的六一事变失败，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本上有形内战已告终，蒋一心以3至5年时间充实国力，准备抗日。

日本军阀明白，以此际情势，若予蒋如此时间，则全面侵略中国，势益困难，故乘国际绥靖主义高涨，日军侵略行动自由的时机，策动了卢沟桥事件。

七七事变起，西安事变善后仅初告段落。蒋原意仍由宋哲元以地方偶发事件，与日本交涉，避免事态扩大，但此际国内民情激愤，西安事变既和平落幕，抗日呼声高涨。

其实蒋深知安内基础并不坚实，抗战准备仍极不充分，能多争取一日之缓和则争取。

直至7月17日，亦即10日后，一为安抚国内抗日情绪，一为对日军阀提最后警告，期其适可而止，乃毅然宣布“最后关头已到”，亦即在国策上，由“安内攘外”，转为“攘外安内”。日本于7月28日攻占北平，显然以此回应蒋的宣示，则全面抗战已无回旋余地。

北平沦陷，舆论对宋哲元多有责难，蒋特于8月1日在南京军校举行扩大纪念周时(郝柏村当时亦参加)，不但未责宋哲元，更赞其数年来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对国家非仅无过，而且有功。

日阀攻占北平重镇，乃显示全面侵华的决心，但其如意算盘，以3个月速战速决，击灭蒋的嫡系黄埔系统为目标。

全面抗战既无法避免，军事战略的首要考虑，是主战场与主作战线的决定。

淞沪战役战略意义

书中说，若任敌由平汉、津浦两线南下，“国军”均居不利态势，故于8月13日，对上海日租界主动采取攻势，将主战场移至长江南岸，将主作战线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这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其理由：

一、上海为中国当时首要的精华地区，亦为国民政府兵力最易集中的地区。

二、上海为国际都市，每日战讯引起关注，且上海租界地区可做为“国军”的依托，日军不能将战争波及租界，“国军”炮兵阵地均放列于邻近租界，一路之隔，使日军炮兵无法还击，如日炮弹落在租界，则引起国际纠纷，为日阀当时所忌。

三、淞沪战役，均为嫡系部队主力，战斗意志及战斗力坚强，先后参加战役者，超过70个师，伤亡达30万人，坚守3个月，打破了日军3月速决的战略，更鼓舞了全民抗战意志，赢得了国际同情与尊敬，亦使犹图观望、保存兵力的割据军头，有所警惕。

淞沪战役牺牲虽惨重，实为奠定胜利的基础。淞沪会战后，徐州会战继之，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擅自放弃阵地，予以处决，使所有非嫡系部队，再不敢自保实力，乃能集中意志，服从军令，而获得台儿庄的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