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中国急需经济转型的改革示范者

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中国经济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他再次强调经济的转型升级，誓言“壮士断腕”的改革，呼吁创新。

转型、调结构、创新这些词汇反复出现在中国最高层的讲话中，出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报告中，充分显示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坚定不移。然而各地贯彻中央这一十分清晰的经济路线并不顺利，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政府已被旧发展模式的“既得利益”所绑架，而创新却需要“冒险”。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实情。“土地财政”成了大部分地方财政的“不二法门”，它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了惰性。此外各市县的主官任职时间短，走老路的仕途风险小，而深度改革却要触动周围的利益，为自己平添曲折。

然而同样是这个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又会有新的发现。

通过政府主导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国整个执政团队终于学会、并且驾轻就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事求是说，在大范围内熟练掌握这个本领并非容易的事，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没学会它，有些衰落的发达社会也没在这个领域做好。

问题是中国发展得太快，基建投资刚刚成熟，就迅速呈现过度和过热，几乎走向极端。它挤占了社会过多资源，破坏了环境，积累了房地产泡沫，预示了投资危机等。全社会现在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地方官员也想改变做法。但除了“既得利益”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他们不知道具体怎么改。

整个国家目前缺少增长方式转型的成功范例。粗放式发展相对简单得多，只要有投资就能干，政府可以通过权力实现大体市场平衡或债务平衡。老百姓嘴上反对，实际在经济上同粗放发展成为“利益共同体”。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需要艰苦的“二次创新”。

一些二三线城市出现了“鬼城”，但它们毕竟曾经带来了就业，拉动了消费，创造了税收。现在需要不造新城就能有就业，有税收，它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产业呢？怎样通过它们的彼此刺激和协调来实现地域经济的总体增长呢？目前只有一些理论，缺少现实的呈现和经验。

中国急需改革的突破者，就像三十年前曾经涌现出过一批改革的精英一样，时代在呼唤他们的出现。需要有几个城市的领导者有能力打破目前的僵局，用新创造的利益消化所谓的“既得利益”，证明转换增长方式不仅是应当的，而且完全可行。这样的改革者将不仅是地方上，也是全中国的大功臣。

必须指出这样的探索是难度极高的工作。西方国家重大产业调整往往是在经济危机的废墟上实现的，而中国的调整则是在危机尚未发生时主动进行的。有太多诱惑让人们的改革决心发生动摇，改着改着又往相对轻松的老路上走。

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或许是改革成功的总法宝。由于政府一直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中国企业亦养成依赖政府政策的惰性。要把企业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今天让我们一筹莫展的诸多问题有可能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得到化解。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发挥了巨大示范效应。实现经济转型，特区的模式未必好用，但当时创造条件、让几个地方放手去干的“特区思想”和实践模式却依然是宝贵的。建立经济转型的有效模式是全国的大事，值得用全国的智慧和鼓励去突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