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上海自贸区创新的真正主体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34年后，驶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破题，成为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共同的关注。

这一次聚光灯照射在上海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日前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寄望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的集聚地。

制度创新在这次改革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上海市市长杨雄日前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时透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此前，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在浦东考察时亦表示，“我们将要建设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战略，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创新，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

在批准上海自贸区时，中央政府亦明确表示，设立自贸区主要任务是要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制度创新这次之所以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与我国之前30余年的改革经验不无关系。30余年前我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正是起步于区域优惠政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优惠政策对于撕开旧体制的堡垒，培养推动新体制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30余年后，这种给优惠政策的做法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从本质上说，将特殊政策给予某地区，就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公平竞争的机会。更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政策似乎正在成为一些地方谋发展的“秘制良药”，改革则被束之高阁，一旦没了优惠政策，就几乎寸步难行。这可能也是李克强总理三问上海市主要领导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的重要原因。

给优惠政策的另一负面效应在改革过程中也不断凸显。无论是区域优惠政策和产业优惠政策，本质上都是政府部门在主导。尽管想法可能很好，但由于政策本身对于市场具有的滞后性，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度贷款，过度投资，进而导致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

中央政府此次特意强调，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应该就有对此方面弊端的警醒意味。

严格地说，自由贸易区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根据1973年国际海关理事会签订的《京都公约》的定义，狭义上的自贸区即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设计方案来看，上海自由贸易区将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扩大服务业开放、税收更加优惠等政策，探索对国际人流、资金和货物的全面开放制度。这对现有的市场服务和政府监管水平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商务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以开放促改革，促什么？就是促政府尽可能少管，特别是管不好的事情不要管，让市场主体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自由竞争。比如像中美BIT谈判，涉及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禁止的说清楚，不禁止的可以随便干。”

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大市场，小政府”乃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从来都不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构。即使政府短时期内的政策规划能够胜过市场，长远来看，也会输给市场。在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有关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问题时亦表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并直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在笔者看来，上海自贸区建设，同样需要这种劲头。这块“试验田”能否形成与其它地方不同的“耕种”方法，真正像起始于35年前的那场改革一样“杀出一条血路来”，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能否给以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能否把制度创新的主导权真正还给企业。

相关政府部门能否管住自己过去“闲不住的手”，顺应市场的需求，为市场服好务，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按照自己设计的理想模式去指定创新主体，发展创新产业，设计制度创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贸区建设的成败，乃至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孟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