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独立董事由智囊变身“掮客”

在一片质疑声中，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不再准备聘请3位前省部级官员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

事实上，人们对中国重汽密集引进“位高权重”的政府退休高官的疑虑，主要是担心在政府权力过大的大背景下，独立董事会由智囊变身“掮客”，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

从积极的层面看，政府退休官员的“政治生命”结束并不意味着其经验和能力的消失，通过到企业任职等方式，可以让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在政府退休高官中，不乏学识水平、管理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人才，并且其经验和精力都处于依然非常旺盛的时期，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高端人才资源。如果他们真的随着告别官位而不再发挥任何作用，不仅对于其本人是严重的浪费，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而言也是巨大的损失。

就是在人力资源相对充沛的发达国家，也有大量政府高官在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继续发挥“剩余价值”。美国前副财长法兰克·纽曼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他从美国财政部退休后先后担任美国信孚银行CEO、韩国第一银行董事、中国深发展银行CEO等众多企业职务。他在深发展银行任职期间，用铁腕推动内部改革，重点推进“人”和“流程”重建。5年间，使深发展的利润增长了13倍，并以1741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成为中国“最贵CEO”。

和发达国家主要利用退休官员的自身价值相比，中国企业更喜欢利用附着在退休官员身上的“官场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能力影响到审批环节。一些企业之所以热衷于聘请政府退休高官到企业任职，正是看中了高官们犹存的“余威”而不是“余热”，希望利用高官们在相应政府机构的影响力和沟通能力，在审批等方面获得各种便利。

显而易见，政府权力过大，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过于集中，是退休官员型独立董事由“管理智慧”异化为“权力掮客”的根源。如何克服高官型独立董事价值的中国式异化，让政府官员在退休后释放更大的价值和能量，使原本短缺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由“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是消除退休官员价值异化的治本之策。退休官员之所以还有着巨大的“官场价值”，是因为责任官员的权力过大。所以，约束责任官员的权力比阻止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对于防止企业的权力寻租具有更大的效用。客观上讲，许多退休高官比企业高管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在宏观经济趋势把握、经济政策理解、跨行业和区域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是企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优势资源。

建立并严格执行相应制度是约束和规范官员型独立董事“掮客”行为的基础“设施”。利用前政府高官进行权力寻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只是发达国家建立更严格规范的制度和处罚措施，防止这一问题的发生。比如，美国政府规定，前官员根据职位高低在1—2年的冷却期内，不得联系原就职部门;日本一度将官员离职后在企业任职情况上升为立法层面进行管制。中国在引进独董制度之后，证监会虽然也相应地建立了官员任职独董的制约性制度，却缺乏落实。

改变全社会权力迷信是退休官员注重自身的荣誉和价值生态约束力量。 在现今社会中，一些退休官员依然对权力有着格外的迷恋。把能够为企业打通官方渠道，谋求“官场利益”，看做是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所在。建立“以发挥智慧作用为荣，以帮助‘走后门’为耻”的退休价值观，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让退休高官自觉退出“权力磁场”。

因噎废食显然不应当是我们对待高官型独立董事的态度和做法。在制度框架内，更大程度利用退休高官的智慧能量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近期以来，中央在约束政府权力、取消行政审批方面做了大量努力，这为独立董事回归自身价值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高官型独立董事由受质疑到受尊重，不仅是其个人价值的回归，而且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潜力。（丁是钉 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