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莫陷“年年审计年年加重”循环

一些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导致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偿债风险逐渐加大。政府性债务审计应跳出“审而不计”的窠臼，既要摸脉更要开方子，否则将陷入“年年审计年年加重”的恶性循环

日前，国务院要求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据悉，全国性审计工作将于8月1日起全面展开，这也是审计署对地方债务的第二次全面摸底。此次审计署将对中央、省、市、县、乡5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脉”和测评。

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进行举债，早已不是新鲜事。诚然，政府性债务对于弥补地方财力不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制度的规范和约束，部分地区政府性债务规模大，偿债能力弱，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

早在2011年，审计署就曾对全国省市县3级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摸底审计。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当时就表示，需要“摸清规模和结构，反映问题和成因，分析风险和责任，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不过，与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10.7万亿元的审计数据被广泛报道相比，针对“一些地区、行业的债务规模较大、债务负担较重，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逾期债务”等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制度补漏。

审计署今年6月公布的一项审计结果愈发令人担忧。被审计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接近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16个地区债务率超100%，债务率最高达219.6%；17个省会城市土地出让收入资不抵债。显然，一些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大肆借钱融资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直接导致了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

政府性债务审计，摸脉更要开方子，否则势必陷入“年年审计年年加重”的恶性循环。追根溯源，地方政府大肆借钱债台高筑的原因有3个。其一，财权事权不匹配。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后，大量的财权上收中央，较多的事权下放地方，教育、医疗、民生工程、社会福利处处都要地方政府增加投入，许多配套资金只能通过举债筹措。其二，干部考核不完善。传统政绩评价指标中，以GDP、城市建设、形象工程为导向的问题普遍存在，加之考核问责不涉及政府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地方干部举债发展，铺大摊子，上大项目。等到债务压力和风险凸显，借债的前任官员早已升迁提拔，还债包袱则像“击鼓传花”一样甩给后任。其三，债务监管不规范。一方面，举债决策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论证，导致举债规模不受限制，更多地体现为长官意志。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对债务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数据统计不准确、不全面，加大了防范和控制债务风险的难度。

“汽车之城”美国底特律市日前正式申请破产保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敲响警钟。正如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言，“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研究什么样的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就此而言，此次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能否跳出“审而不计”的窠臼，推动相关规范约束措施的落实，给盲目举债发展带上“紧箍咒”，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