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中的ST天龙：国资委官员违规兼职
从2008年戴上ST的帽子之后，ST天龙就再也没能摘掉这个耻辱的象征，若非是2011年的那笔超过一亿元的债务重组收益，将公司从退市的悬崖上拉了回来，恐怕早已是万劫不复了。如今的ST天龙单季度营业收入仅在百万元计，依靠着房租苟延残喘，完全丧失了自身的持续经营能力。即便如此，却还拥有着375名在职员工，并负担了785名离退休职工的薪酬，由此在2012年付出了882.46万元人力成本。
如果说针对在职和离退休职工的薪酬支付，是体现了企业应有的责任感，那么ST天龙针对高管人员的薪酬支付，就实在让人有些看不懂了。就拿2011年7月份履任董事长的王英杰来说，在董事长的位子上只待了一年，2012年7月便离任了，在2011年和2012年中各履职了半年时间。有意思的是，在2011年履职的半年中，从ST天龙分文未取，而在即将卸任的2012年上半年中，却领取到多达16.19万元、折算月收入近3万元的高额薪酬。如此高的薪酬额度，对于一家几近退市的公司来说，恐怕有欠妥当吧？同时本刊还注意到，在2012年7月履任董事长的李同玉，在2012年下半年同样分文未取，且于今年4月递交了辞呈。但不知是否又会在今年的这4个月中“大捞一笔”？
其实，这恐怕还不是ST天龙最大的问题，本刊将继续深度剖析。
违规的官员兼职
我们注意到，担任ST天龙董事职位的刘军华，并非是ST天龙的专职董事，目前主要职务则是太原市国资委副主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国资委官员下到国有参股的ST天龙还推动公司重组、保壳，也足以说明地方政府对于上市公司的鼎力支持。但此举的合规性，恐怕就难言妥当了。
因为早在2004年，中纪委会同中组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中组发【2004】第2号)，其中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是实行政企分开、依法行政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现在企业制度，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各地、各部门要对此前制定的有关政策和文件进行清理，凡与国家法律法规、中央规定不一致的，要予以废止。”
更何况，《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现象也有明确规定。其中《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同时，《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7条也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由此来看，任职太原市国资委副主任的刘军华，在ST天龙“兼任职务”是确定无疑地涉嫌违规了。
离奇的费用数据
与此同时，ST天龙2012年的经营数据，也存在着颇多疑点。
首先从年报披露的信息来看，公司在2012年上半年中还拥有部分产品销售类业务，但是在2012年下半年中便被剥离，仅剩下房产出租类业务。这一点体现在财务数据上面，ST天龙2012年全年的工业类收入为1252.36万元，这与2012年上半年此类收入1189.96万元基本相当(见表1)，且工业类业务实现利润在2012年下半年还是负数。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管理费用中包含“经销商渠道费”项目，全年发生额为175.78万元，而在2012年半年报中还未曾涉及过此项费用，这意味着这部分费用的发生时点在2012年下半年。
令人不解之处在于，此类费用发生应当是与产品销售业务相匹配的，因为只有存在产品销售的业务需求，才可能存在所谓的经销商招募、维护，或者经销商渠道建设，进而发生“经销商渠道费”。
但ST天龙恰恰在产品销售类业务已经被剥离的2012年下半年，才列支了此项费用，这如何能不令人生疑？由此来看，很可能是这笔近两百万元费用的真实发生时间是在2012年的上半年中，但公司在半年报中并未及时确认为费用，采用了挂账的方式拖延到了下半年才予以确认，导致的结果便是延迟确认费用、提前确认利润。
要知道，彼时恰是ST天龙的上一轮重组冲关的关键阶段，能够拿出一份相对亏损额较小的财报业绩单，对于该公司的保壳重组自然大有裨益。
除此之外，如果对比ST天龙2012年年报和半年报中各项期间费用明细发生额，便不难发现存在矛盾的费用科目实在是很多，体现为全年费用发生额竟然小于上半年发生额(见表2)，这违背了基本的会计核算原则，是否意味着该公司在2012年年报中也存在“人为减亏”的利润操纵行为？
事实上，目前停牌、并计划重大资产重组的ST天龙，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按照相关退市规定，如果该公司在今年下半年仍然无法完成资产重组，便将惜别于A股市场了，留给上市公司的时间已然不多。但是，该公司的这场命运多舛的资产重组，却是一波三折、至今难见曙光，其背后又潜藏着多少隐秘和利益纠葛？本刊将持续予以关注。(《红周刊》作者 田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