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光大·世纪中国论坛演讲：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
本月19日至20日，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中国光大集团联合举办的“光大·世纪中国论坛”在香港举行。观察者网受邀参加。此论坛共分4场，分别为：世界格局与中国未来、内地全面深化改革与香港、内地学者与香港媒体、内地学者与香港媒体见面会。
第一场“世界格局与中国未来”由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致辞，陈昕表示，中国在过去35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其他国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提出要在未来35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那么多的目标，直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次论坛演讲者林毅夫教授、陈平教授、张军教授、张维为教授及陈文鸿博士等就中国经济回顾与前瞻、中西方文明模式等重要议题发表演讲。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正富也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中国经济可以维持另一个35年高达8%的增长，中国在过去30余年的投资效率并不低下，另外，中国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观察者网特此整理首发（文字稿未经作者审核）。以下为史正富讲演全文：
我比林毅夫还要乐观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名单上印着我的头衔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实际上我是不上课的教授，也不带学生，我的本职是做投资。我是上一届上海股权投资协会的理事长，主要任务是发展企业，这次有机会到香港与各位交流，非常高兴。
我从美国回来在中国做企业有20年了，自己创办这个投资公司有15年，投资过几十个企业，大量时间接触中国基层的企业、地方官员、老百姓，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我的看法与学术界并不完全一样。根据我的观察，我历来都是乐观的。这次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世界上发生了“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甚至是“中国会不会经济崩溃”这样的讨论。我听起来很可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怎么会全世界有不少人讨论。
在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邀请下，我把我的想法写了一个小册子，叫《超常增长——1979到2009年的中国经济》，这是我从事企业工作看到的中国经济的现象。我是比较乐观的，比林毅夫教授还要乐观一点。我的测算是，到2049年前，中国可以维持另一个35年高达8%的增长。到2049年中国GDP可达到550万亿人民币。不管用什么汇率来算，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几倍。
《超常增长——1979到2009年的中国经济》 史正富著
如果这个可以实现，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个几代人的梦想，完全可以实现。刚巧林毅夫教授刚才把我们讲的“传奇经济增长”的主要理由已经清楚地阐述了，我就不再讲。林毅夫讲的主要思想，通过进一步、有效的市场改革，释放我们还存在的后发优势，实现新一轮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所带动的劳动市场里的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主要补充一下中国特殊的一部分优势。就是韩国、日本、我国台湾这样的国家与地区所不具有的特殊条件，我认为这些特殊条件可以为中国GDP贡献额外每年1-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我把这个定义为“超常增长”，是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出现的情况。
中国的投资效率低吗？
我想修正前面林教授讲过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到今天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效率低，消费太少。其实这个有误判。中国三大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总规模与投资总规模，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同步增长，中间有扩大主要是外贸的扩大，就是在2000年以后，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差距不大，消费增长几比GDP增长低一个百分点，消费也只低一个百分点左右，谈不上“牺牲消费发展经济”。
原因也看的很清楚，为什么在高投资的同时，消费也跟着高增长，是因为我们的投资效率并不低，衡量投资效益的资本与产出比，中国大概4块投资可以产出1块的GDP，这是过去34年的数字。
我们过去认为投资效率低，是因为没有比较过国际上的经验。**美国在1965年至2007年，是投资5块钱才带来1块钱GDP。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反而比美国的效率要好。这其实是反常的。**美国在19世纪至本世纪初期就完成了国家的国有化、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在这之后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应该是资本产出比下降，就是GDP需要的投资额在减少。而相反，中国恰恰处在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重发展为主导的时代，这个阶段按理说我们资本产出比是上升的，也就是说我们GDP的增长需要比美国更多的投资。但实际情况没有比美国多，反而更少。什么道理呢？微观看，美国的企业比中国的企业做的好，效率比中国高，为什么上宏观上投资效率高呢？
这是几年前我没想过的事。09年提到此事时我还在批评中国投资效率低，但去年做研究时查了资料发现，实际上这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美国在1980年以来经济波动程度比较大，发生三次金融危机，大规模地毁灭固定资产，每次都以千亿、万亿美元来计。存活下来的企业效率高了，但前提是大规模的、宏观的资本被毁灭。**因为统计发现，宏观上我们投资效率并不低，只是他们存活下来的单个企业比我们效率高。这是我现在一个初步的一个解释。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本来不应该讨论的。但这两年讨论的很多问题，比如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责任都归到经济增长上面去，认为经济增长太快，导致这么多毛病：污染、收入分配、投资效率，都怪罪到经济增长上。**其实世界上想把经济增长提高两个点的国家多的是，但非常困难。我们这几年增长很快，有点外面的企业困难了。我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我们过去34年是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超高速的增长，会是什么情况？就是底下红的部分。我们如果消费占比像美国，高达70%以上，我们的投资肯定不会超过30%。增长率就要掉到7%，最多7.5%，而我们实际增长是9.9%，差了2.5%。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者史正富）
我测算了一下，如果我们平衡增长，7.5%的增长，到2011年我们只有22.8万亿的GDP，而我们实际情况2011年近50万亿人民币，差了一半还多。每年差2个点，几十年就会有非常巨大的差别。如果7点几，我们今天20几万亿，即便80%都拿去消费，也只有17万亿左右的消费额。现在虽然只有50%的消费，我们只有25万亿左右的消费总额。不算帐是看不出增长的重要性。要维持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才是我们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基本保障。离开了传奇的经济增长，环保、收入分配、治理官场腐败也好，都没有条件。
但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受到很多挑战，从媒体、学术界、政策研究部门，从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后发优势的减退，技术优势的产业号称与国际水平在缩小，国际上超强购买力的消失，这是我的定义，**过去34年来我们的出口主要依赖了美联储发行货币的能力。它维持了美国长时间的赤字经济。没有这个中国做不到现在的样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几十年长期的消费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只有美国做的到。**因为美国可以发行世界通用的货币，这是美国的力量。美国不用励精图治，她没有及早地纠正自己错误的经济战略，这碰巧地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这是实现高增长的外贸条件，但今天就不存在了，已经随着世界金融危机而过去，以后不可能再靠这个。
再有我们生态条件，土地与水资源严重短缺，污染严重，收入分配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还有国际方面，过去几十年其它国家都欢迎我们的改革开放，今天不这样了。我们现在已经GDP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现在在美国电视上批评中国了，而二十年三十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没有人关心中国的，当时关心日本、拉丁美洲、欧洲。所以国际形势也比以前错综复杂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表明，过去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很多条件都变了，我们没有继续按老的办法走下去，所以要研究新阶段下经济增长的战略调整与相应的安排。现在综合内部的研究，简称叫“新四化”，新工业化——进一步产业升级，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农业现代化，还有信息化——带动中国产业升级。“新四化”是这样的大的主题。
体制上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市场改革，到2020年大概打造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这是目前的战略。我刚才讲过，这个战略会实现多少的增长率呢？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一个联合估算，到2030年，年均增长率6.6%，我自己把这个时间段分成两半，前十年7.6%，后十年5.6%，这是比较中间的估计。最高的估计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预测到2024年，中国增长8.6%；最低的就我看到的，是《大预测》的作者，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是5.7%。不管哪一个，到那时，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新增长阶段的超常增长（作者史正富）
这个“新四化”以市场化和转型升级两个大问题来推动，实际上是常规增长。中国还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可以利用。
发展实体经济是唯一途径
如果未来30年我们年均增长率7.5%，我们需要多大投资呢？刚才我说过我们4块钱可以带来1块的GDP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要投资30%（7.5%*4）左右，只要GDP的30%用于投资，我们可以实现。但是中国现在储蓄率高达48%左右，差了17个点。中国人储蓄太多，如果没有比较高的增长，中国人消化不掉。**储蓄率过高不是好事，会导致经济的肠梗阻。**靠什么来释放多余的储蓄呢？无非是提高消费，但这不是一天的事。刚才林教授算过，如果做到7.3%的年均消费增长，我们就能实现到2020年人均消费翻一番。7.3%还低于7.5%，如果提高消费到8.3%，储蓄率还是在40%以上。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展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发展什么？光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行不行？我的判断是不行。在过去34年高增长中，除了常规经济体系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个是中国特别的经济体制，叫“三围市场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既相同又不相同。核心部分是右边这个小三角形，地方政府是一个竞争性的体系，作用是提高企业的长期投资均衡水平，这是经济学里一个概念，核心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补贴体系，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工作，让中国企业在对抗地方保护主义中占有先天优势。而且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粹补贴，而是一种投资行为。一块钱的补贴可以带来几块钱的收益。这张图是我自己做企业体会的一个东西。用一个循环体系，通过增值税、所得税、房地产、商贸的带动，最终使用地方政府补贴企业的钱回笼。
过去34年，除了地方政府提高投资水平外，还有我们的过剩产能在国际市场得到了消解。那么未来30年还有什么超常规的投资机会呢？除了技术进步、产业转型？看中国的地域就知道了。**中国虽然地大物博，实际上是一个偏瘫的巨人。**我们有一大半的国土是不能用的，是沙漠、荒山野岭、戈壁荒滩，我国水资源实际上很丰富，但每年有7000亿立方米白白地流到印度洋，而黄河很少，只有500亿立方米的水。因为黄河缺水、西部缺水，中国大片土地不能使用，只要有水，西部就可以有变化。所以淡水的短缺是第一要素。
第二是能源。中国有世界上极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每年可以发10万度的电，而光伏技术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只要有投资，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能源问题。举两个例子，水好土好能源也好，统统都能解决，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与投资。
我列出的几条，我统称为国家战略资产，一是生态资产，二是10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从中国的大西部调到中国的西北部，西水东调，而不是南水北调。造地，造两亿亩三亿亩都不费事。最后是清洁能源，中国要把农民工变成日本、韩国那样的技术工人。
五大资产积累实现超常增长（作者史正富）
最后像保障性住房、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我没时间解释了。
国家战略性资产投资基金体系
这些战略性资产的投资会耗费上百万亿的储蓄，而这些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消化今天的过剩产能，所有的钢铁、水泥的过剩产量问题迎刃而解，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中国长期发展所至关重要的资产，关系中国民族的百年大计。
最后我们融入了市场体系，这并不是单个国家的行为，这个行为我想用“资产负债”的概念，而不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概念。用国家去投这个钱是不行的，市场投也是不行的，一个项目几千几万亿，没有企业投得起，只能创新投资机制。我根据我做股权投资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动议，叫做“国家战略性资产投资基金体系”，由几十个投资基金组成，它的核心是一个准市场型的基金体系，它依赖国家的信用，国家财政的引导性投入，但是向全球的投资人进行募集。
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投资基金：筹资结构（模拟）（作者史正富）
**这样把国民多余的储蓄引导到国家战略性投资上去，三十年后，这个基金是交给全国人民的一盘菜，这个菜是更好的空气，更多的水，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清洁能源，更好的劳动力素质，更好的收入分配，为中国民族的复兴打造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资产基础，可以说这是一个改造中国、提升中国长期竞争力的一个伟大事业。**什么时候能做不知道，我讲的不是技术方案，因为我不是技术专家，我的这些都是引中科院、农科院专家的研究，具体怎么做需要技术专家进行论证，但是，这些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工程。
谁做了，就是功在当前，立在千秋。
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各位。
史正富简历
史正富（Jeffery Shi），1954年生，安徽来安人。现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私募股权投资（PE）。
史正富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至1995年赴美留学，获美国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1993年至1994年曾任美国劳工部国际经济研究局研究助理。1995年起进入企业界，先后任美国联合太平洋投资公司、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滁州市信托投资公司等企业的总经理。
被誉为“富豪学者”的史正富此前不仅曝光率很低，在复旦也相当低调，甚至连复旦经济学院很多的学生都不认识他。殊不知，他10多年来由于投资成功，2007年以15亿元（排名第516位）身家入围胡润内地百富榜，2008年又以23亿元的资产排名升至第351位。史正富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人，他表示，自己要边做边学，很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还是要留到将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