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往事与展望

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深圳发展银行首席信息官，美国终身教授，北大、浙大、上海财大等校的兼职教授，《青铜法则》等多本经济管理书籍的作者……抛开这些头衔，孙涤教授仅用一个“涤”字为自己明志。这个“涤”源于《老子》“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讲的是清除杂念来观象察物——不拘于前人窠臼而崇尚独立决断，即使不能避免瑕疵，也务求接近本源的意思。

或许，这种通澈的信念为孙涤人生际遇中的许多“偶然”埋下了伏笔。

孙涤教授

文革时期求书读，一本意外得到的《资本论》竟让他跨过了经济学的门槛。改革开放伊始，因为管控，他的留学路几近中断，失落之余竟意外搭上一名“高干子弟”的“便车”得到特许放行。在美求学期间，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惶惑，孙涤结识了物理学博士陈平，并在他的引荐下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动荡的时局中，他与学会成员风雨兼程，成为该学会仅有的任期超过1年半的会长。

观察者网2013年11月的经济学科学标准大讨论意外地揭开了一段过去的岁月，原来参与者茅于轼、陈平、孙涤等学者早已有过一段不解之缘。他们都曾有过负笈美国的经历，又同在赫赫有名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共事。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The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简称CES）于1985年5月26日在美国纽约成立。当年的核心成员如今活跃在中国的各处角落。林毅夫、陈平、李稻葵、杨小凯、茅于轼、史正富、钱颖一、张欣、易纲、海闻、朱民、汤敏、徐滇庆、许小年等广为人知的经济学者均是学会的骨干成员。在那些岁月里，他们关系密切，和而不同，在学术中恣肆汪洋。

陈平教授与茅于轼教授

在孙涤担任会长的一年半时间里，恰逢89，群情激昂。当时美国在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待遇问题上争议极大。“美国官方和民间气势汹汹，从媒体从机构甚至从参众议员们那里，有不少要求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支持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应当如何表态？杨小凯曾旗帜鲜明地表示，经济制裁只会打击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孙涤身为会长也做出决断：“学会任何人不能以学会的名义参加此类活动；个人如要参与作证，也必须恪守学术严谨和做人的底线。”所幸的是，绝大多数会员恪守了作为中国人的底线。学会最终发表声明，反对经济制裁中国，这份声明立即被当时的老布什政府所引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孙涤说：“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的理事会的协同。六位理事，海闻、单伟建、徐滇庆、许小年、杨昌伯和左小蕾，他们和我一起挺过了一年半。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这段‘疾风骤雨的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

当一些昔日同僚指点江山之时，孙涤和其他一些同僚则稳扎幕后担纲切实的经济改革工作。孙涤最著名的手笔当属建行改制。2004年初，他由建行的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改任重组改制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直接参与建行重组上市的决策过程。对于这一“中国的棘手问题”，前任总理温家宝曾作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批示。与中央的决心相比，孙涤当时的信心相对不足，“总理说的只许胜利，我说实在，内心却无把握。”

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这场改革终究披荆斩棘、大获全胜。其中最大的建树，恐怕要算建行在香港的IPO。股改之后，建行的市净率与汇丰控股和渣打集团等国际金融机构处在了同一水平上，最高时为2.57倍，市盈率为18.9倍，甚至超过许多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建行通过在股市争得合理的定价，替国企上市的价格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标杆，对当时中国整个银行界和企业界带来的积极意义是不可限量的。

时光荏苒，在2010年留美经济学会25周年研讨会上，在市场领域积累了十数年实战经验的孙涤，又重新回到当年的“战友”中间。会后，年届60的他竟给自己揽下了一份粗活，主动承担起编辑的责任，亲自负责编撰一个文集，以纪念学会自创办以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努力。

谈到自己的初衷，孙涤依旧引用了老子的话，“‘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学会有很多会员，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点苦头，在中间的三十年做了点事，这点事表明了这点苦没有白吃，也为生命的后三十年能写出一点字添了素材。”他相信，这样的幸运对中国人来说，可说是千年难以一遇的。

孙涤想要记录的，不仅是学会和他自己的故事，更是一部当代中国在艰苦奋斗中逆袭世界经济的历史。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的练历和追求，呼应了他在二十四年前的一番致辞。1989年12月底，留美经济学会在安然避过危机后，在匹兹堡召开了一场“团结的大会”，与会者济济一堂。孙涤在他的会长致辞中对学会的职责做了期许：“我们的会员可能不擅长政治权术，却都在孜孜努力，专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以期响应中国的需求。”【观察者网注：文末附孙涤致辞】

九十年代起，孙涤教授曾先后在《上海证券报》和《南方周末》开设专栏，不愠不火，情理兼具，而且刻意避免陷入抽象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今年11月，他在茅于轼和陈平二老发起的真理标准以及经济学科学标准大讨论中贡献了一点看法，颇引起网友关注。

许多读者表示，几番讨论下来，着实“发现”不少以往没注意的实力派经济学家。之前几乎很少看到他们在媒体上有什么惊悚言论。很可能，话语层面的经济学乃至意识形态讨论，吸引了各方过多的注意力，让大家都忽视了暗流奔涌的经济世界真实景象。如今他们浮出水面，把久经历练所得的经验知识分享给更多读者，不能不说是应时而生。

如今，经济危机的雾霾在欧美上空徘徊，中国却凭借自身独有的发展模式蒸蒸日上，走出一条举世瞩目的“逆袭”之路。形势变化快过了思考变化，主流经济学家的发言就常有深陷西方经济学某一流派而不能自拔的尴尬。正是话语和事实的反差，以及两相龃龉带来的迷雾，让一批像孙涤这样富有责任感的实力经济学家重回公众视野，和我们分享一场更精彩而真实的中国经济学故事，以期探索中国思想观念的新一轮发展。

以下为访谈：中国经济学人的未来

观察者网：您1981年就去国留学。能否谈谈您个人的成长和求学经历？

**孙涤：**1969年学校彻底关闭，我顶着“知青”的名义前往农村接受再教育。后来得了急性肝炎，返回上海治疗时，GPT已高达1600以上。我进病房的次日，就有一位病友因GPT过高而去世。我能安然度此难关，回想起来，要感谢托翁的《战争与和平》，那时我正在读高植先生翻译的第三卷，书主大概怕感染病毒吧，断了索回的念头。那部经典在几个月的病榻生活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信念。

在“生计无着”的最困窘阶段，我读了不少于生计无补的书。从1971年开始，我先后阅读了《论语》、《老子》、《资治通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资本论》等著作。《老子》天下第一，我将终身推崇，我给自己改名为孙涤，就是取自于《道德经》里的“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读不相干的书而能有丰厚的回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诚非虚言。1973年，我整整花了一年来啃《资本论》。那年我自学英语，在觅一本辞书，有人愿意出让陈易里编纂的《英语大辞典》，索价5元。我很犹豫，因为当时打工每天的“薪酬”才两毛几分钱，5块钱已相当于我全月的收入。那人见状便附送了《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始料未及的，是1979年我跳级以第一名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五门课考了四百多分，超出第二名至少五十分，其中《资本论》一门的贡献竟然有二十分之多。

1981年我准备自费出国，所谓自费实际上是美国大学的助学金，可是申请护照出了问题。当时研究生的录取率在2%以下，我作为财大研究生，据说已属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之列，不可随便流失，出国护照因此被留难。拖了大约有半年，才被特许放行，是搭了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体制便车”：当时上海有一个在读研究生的高干子弟也要“自费”出国，一共有16个研究生因而获准拿到了出国护照，本人就是这15个搭便车者之一。拿到护照不久，来沪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和我面谈了，并答应录取我，但要等到次年秋季方可入学。我怕夜长梦多，不搭这次便车下次就再没有机会，便放弃了到普大深造的机会，也失去跟杨小凯、于大海成为同窗的机会。

观察者网：读者对您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经历非常有兴趣。尤其据说您担任了一年半的学会会长，而不是通常的一年，能说说怎么回事吗？

**孙涤：**留美学经济学几年，我依然惶惑于它的牵强假设，想到堡垒外张望新的途径，遂与想要攻入经济学堡垒的物理学博士陈平结为好友，并通过陈平的引介，逐步加入到学会的工作。陈平是当届（第三届）学会会长，为组办会议等事情累到病倒，我只能顶上去代打，勉为其难，为学会的项目和筹款等写信联络。

为什么做了一年半的会长？那是因为特殊时期，为了支撑学会不散架，推迟了学会例行的换届改选。1989年八月，中国留美政治学会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召开年会，我应邀出席。见识当时人们登台发言的愤激情绪后，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昂扬情绪弥漫时仓促做决定皆属不智。我决定挪后经济学会的年会和推迟改选，这项提议得到了理事会和广大会员的认同。

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的理事会的协同。六位理事，海闻、单伟建、徐滇庆、许小年、杨昌伯和左小蕾，和我一起挺过了一年半。按学会每年换届、会长不得连任的规矩，这可算是破天荒的。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这段“疾风骤雨的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

果然，冷却了几个月后，我们在匹兹堡年会得以平顺交接工作，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学会也略无波折地驶入坦途。

12月23日那天，匹兹堡漫天风雪，但与会者济济一堂。当时，留美经济学会顾问、经济学大师西蒙教授冒着风寒在圣诞前夕莅临致贺，令大家很感动。西蒙教授听了我的致辞居然大加赞赏，告诉我说中国人崛起的“气数”还很长，断不至因小挫而沮丧，致力建设终能有成果，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词句。

我们这一届还在陈平会长和张欣会长之间，承上启下，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努力。其中《中国经济评论》的创立，由单伟建理事主持，有着深远的意义，开启了学会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的历程。

观察者网：除了1989年的风波，担任会长期间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孙涤：**记得为了拓展和筹款，勉为其难拟写过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机构接洽，想方设法来推介学会，其中包括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重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

蒋先生是有数的前辈经济学家，望之弥高，与他书信往返，自是翼翼小心。1990年我第二次台湾之行，蒋硕杰约见。我们交谈了许久，并没有涉及经济学和经济形势的内容。蒋先生有兴趣的，是我们这一辈在大陆是怎样进学的。承他频频垂问，我有无家学渊源，又如何在闭锁的状况下汲取有价值的信息，之类。

待走出他的办公室，陪同的于宗先院长告知，蒋先生如此长时间细细询问对后进学子是殊为难得的，看来他对我的印象甚佳，我才省悟到，蒋硕杰准是看重了我撰写的信件，以及繁体字的书法。个人的修习，包括平时练的书法和读的经典古文，有时真还派点用场呢，而老人家关切的，恰好是在文化的传承方面。

如此的交往还有很多，譬如同台湾的沈君山、柏杨、马英九、张作锦、许倬云、王永庆、卢修一等的交谊，也是通过学会渠道建立的。拿卢修一来说，他是巴黎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因言论触及了台湾的戡乱戒严法条，被囚禁了数年。后来他高票获选“立法委员”，以电视镜头里在“立法院”的肢体冲突而闻名海峡两岸。1990年我曾与他同住一个酒店的房间好几个星期，我们常讨论甚至争辩，然而从来没发生过冲突。他的台独立场毫不含糊，而我“一个中国”的观念异常坚定，可我们却能结成好友。

观察者网：和我们谈谈西蒙老先生吧，您说他是“大师中的大师”。

**孙涤：**西蒙教授全名赫伯特•A•西蒙。已在2001年故去。他是留美经济学会的顾问。萨缪尔逊对他刮目相看，称西蒙教授是他所遇到过的人当中最为睿智者。他的许多创见极具前瞻性，同时是对人类文明历程的精粹解释。西蒙签送给了我他的两卷论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马贺，中国字竟也写得中规中矩。”

西蒙曾戏称他幸好没有沦为全职的经济学家。他兴趣广泛，兼有深厚的人文关切，不满足于停留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在多种领域均有开拓性贡献。比如他的经典之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值得人们反复研读。这本书总结了人类组织四千年来的选择机制和群体行为的基本架构，切中了人类何以能够合作的要旨，历久弥新，成为众多理念的前导和经济管理研究方法的源头。

学会第五届年会前一天，也就是12月22日，我为了感谢西蒙到年会来作主题演讲，同时也受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比尔·库柏教授之命，去他办公室去拜望。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有一座大楼要以库柏来命名，库柏曾是那里著名的工业管理学院的创始人和多年的院长。库柏老师和我的另外两位博士导师——A. Charnce和G. Kozmetsky并称 “三剑客”，都来自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后与梅隆大学合并成卡内基·梅隆大学），均是西蒙的好友。比尔·库柏教授是一位极富创造力和个人风采的大师级人物，同西蒙的交情尤其深挚。西蒙在自传里通篇谈到比尔，并辟有一章专门讲述。库柏不但是西蒙在芝加哥大学的同窗，把他延聘到Carnegie Tech来，还介绍西蒙和他太太结成连理。

西蒙教授

观察者网：除了西蒙教授，您接触过其他美国学者肯定不少，您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孙涤：**得从国家现实出发，合理地把握“度”。记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Columbus）读硕士时，因为拿了奖学金无需工作，就去听了E. Kane教授的货币银行学博士课程，他是该领域的权威，尤其对金融监管有深入研究。当时里根政府力主的“解禁”政策（deregulations）正在展开，学界和业界一片叫好。Kane教授并没有一面倒，他告诫学生，要关注规制和解禁在现实世界的博弈历程，成效如何还在于“度”的合理把握。

后来我在德州大学（Austin）念博士的时候，正值美国以反托拉斯的名义把AT&T给肢解成八个子公司，Charnce老师做案例分析时也提醒学生，要跟踪长程效应，评断利弊若只从理念或原则着眼，偏误会是很要命的。

1980年代留美的经济学生都会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Newsweek的专栏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多半是藉口或粉饰。国家孰大孰小，归根结蒂，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在各个人群之间分配来分配去。

观察者网：您赴美留学时，正值里根主义勃兴，弗里德曼的理论对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很大影响。近几年，您又目睹了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请谈谈您对这些事件的感触，您如何思考中国的发展？

**孙涤：**我抵美后的第一站是伯克莱校区，我在奥克莱的中国杂货店，即所谓“屋崙马脊”里看到，从大陆进口的桂圆、粉条、红枣、梅干菜，色色齐备，都是国内非年节凭票买不到的。十年之后，今非昔比。1990年我回国办事，夜晚看到路边摊的小贩在料峭寒风中守候，他们向行人兜售新鲜的葡萄、哈密瓜时的殷勤劲儿，让我不由得感到冲击：中国经济和物资供应从匮乏到丰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效还用争辩吗？

但是市场亦有度和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被意识形态观念所左右。2008年迸发的金融海啸，发轫于美国，祸及各国，惨烈如冰岛，竟至于整体破产。以前的经济周期波折，多半是实体经济部门挑的头，盲目扩张，供需失衡；而这次却全是金融系统作的孽。历次经济危机是狗摇尾巴，而那次却是尾巴摇狗。

市场和制度是博弈的结果，只能在演进中竞取，无法经由天赋随意得到。西方人如此，中国人如此，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制定和贯彻奏效的政策依靠的不是设计出怎样的“人”，无论是特蕾莎嬷嬷、或是雷锋叔叔、还是所谓“彻底理性的经济行为人”。

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人脑构造内部，或许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人类合作的条件。对此，我借用哈佛的知名学者，昆虫学和文明演化大师E. Wilson教授的一句断语来表达：“在群体内部，利己者占优利他者；在竞争群体之间，利他群体战胜利己群体。唯此为大。”

发展要“去意识形态化”，不能理念先行。孔老夫子说过的“毋臆、毋必、毋固、毋我”就是这意思。中国人要避免“一把榔头打天下”——手里只有一把榔头的人，解决任何问题都想用“锤”，更倾向于把一切事物都理解成“钉子”。“华盛顿共识”，或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就是这类“榔头主义者”？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学人需要做些什么？

孙涤：中国致力于将国家的合法权威提升为现代社会的税制，依旧路程漫漫。但经过开放三十年来的长足发展，我们已经进到全球舞台，在进行大规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已是无从回避的了。不过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规则的制定上，中国还只是一个follower，怎样争取成为rule setter，经济学人是责无旁贷的。

这令我回想起1986年留美经济学会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当时的年轻人感奋于开放改革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盼着经济学诺贝尔奖不久能落到中国人头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顶桂冠还难见踪影呢。诺贝尔的奖酬其实没那么重要。在竞逐文明的过程中，我甚至想，你要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 “我”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 (Me vs. We, and We vs. Them)，功业不尽在其中了？市场竞争不过是抱团竞争中的一种，虽然95%的人之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里面打拼……

（余亮 钟晓雯 朱康琪 整理）

下页附孙涤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5届年会上的致辞

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5届年会上的致辞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孙涤

1989年12月23日

匹兹堡大学

亲爱的会员们、朋友们：

能在本年度结束之前举行大会，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春夏之交的风波不曾发生，年会本应在7月举行。我们集于一堂，是为了宣示：尽管遇到了波折，但我们深信中国改革仍生机蓬勃。推进中国经济改革是本学会的两大任务之一。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改革，并将继续这样做。在年会上，我们的强烈渴望应当是非常显明的，从将要讨论的论文和议题上也能看出来。

去年春天之前的10年间，中国已经开始从僵硬的中央控制的经济体，朝“不管白猫黑猫”的方向转变。对于这种转变，一直有两种相异的看法：一方面，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寻求提高执政效率；另一方面，人民希望从19世纪的信条演化出一种自由发展的体系。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和期望，而不是实际的经济表现，导致许多人对尚未成熟的改革不满。

去年夏天，麻省理工斯隆（Sloan）学院院长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访问北京。他问赵紫阳总书记，1948年，艾哈德（Erhard，时任盟军占领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几乎在一夜间废除了西德的配给制度和价格管制，中国是否能效仿？赵耸耸肩说：“艾哈德是幸运的，美国将军保护着他。”讽刺的是，不到一年，赵紫阳就被撤下台，尽管他的改革措施远没有那样激进。

艾哈德解除管制的方法能在中国施行吗？或者，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话说，能一劳永逸地割掉狗尾巴吗？我们真的还无法确定。我们能肯定的是，大陆经济疾在心脑，不只是尾巴或皮肉小恙。

中国以其惊人大胆的试验闻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试验中，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在“文化大革命”试验中，整个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资源被猛犸象般庞大的官僚体系牢牢掌控，如果将其释放出来，会有怎样的结果？

幸运的是，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其他社会也有试验的愿景和勇气。东方集团国家正在进行大面积的基础性改革。他们发起了政治改革的新进程。他们正在终结对生产和消费的补贴；正在私有化国有企业；正在取消价格管制，改革银行、税收和激励机制，重建社会福利体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正试图买断官僚，使其退出政府。他们正为实现服从于市场力量的新经济而奋斗。正如波兰新内阁所言，“开启对何为适当生活的新认识”，认可“工作所需的技术、知识、天赋和意愿”。他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但未来的道路将极具挑战性。

让我们从吸取这些试验教训开始；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捷克人、俄国人、罗马尼亚人正在付学费。当若干年后，轮到我们在中国建设新体系时，将发现这些试验极有用处。

下面用个小段子来表明我的观点。三个人在争辩，各自从事的职业哪个最为老牌。医生称他的职业最老，自创世以来就有伤残病痛需要救治。工程师不以为然，辩称若没有工程师的制造，世界怎么能走出混沌？政治家马上奚落他们说：“得了吧！要是没有政治家在先，哪来的混沌！”现在中国人正在忍受政治带来的混沌。人们正等着被救治，等着开始生产。优秀政治家退出政界后有很高的边际效用，不过我推测，我们大部分会员可能并不擅长政治权术。中国需要专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专研从混沌中建立秩序的专家。让我们继续期望，继续学习，继续耕耘。

我想引用林肯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说：“眼前困难重重，我们必须顺应时势，挺身而出。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谢谢。

岑少宇 译

英语原文如下：

Address to the 5th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D. B. Sun, President

December 23, 1989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ear Members and Friends,

I am glad that we have this Meeti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Meeting would have been held in July, had there not been the massacre of Tiananmen Square. We are gathering here to demonstrate our enthusiastic conviction that the reform in China is still alive, despite that it is currently swinging into reverse. Promoting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is one of the two goals pursued by this Society. We have been making efforts to help advancing these reforms; and we are continuing to do so. Our aspiration should be evident in this gathering, as well as in the papers and topics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In the ten years prior to last spring, China had been shifting away from an economy of rigid central control in the direction of “whatever works”. Two differing views of the change have been persisting: on the one hand,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intend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power monopo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ople hoped a system of free development would emerge evolutionarily from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dogmas of last century. These disparate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rather than the actual economic performance, caused massive disaffection toward the half-baked reform.

When Lester Thurow, Dean of Sloan School at MIT, visited Beijing last summer, he asked Premier Zhao whether China could emulate West Germany in 1948, when Erhard abolished the rationing system and price controls almost overnight. Zhao answered with a shrug, “Erhard was luck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merican generals.” Ironically, Zhao turned out being toppled by communist generals less than one year lat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his reform measures were far less decisive.

Is Erhard’s approach to deregulation applicable in China? Or, in Milton Friedman’s words, can the tail of the dog be cut off once and for all? We are really not certain yet. What we are certain about is that the mainland’s economy is suffering with a disease of head and heart, not just of tail and skin.

China is well known for its astonishingly bold experiments. In experimenting wit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ommune System, thirty million lives were lost; in experimenting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ntire society was brought to the verge of collapse. What will result from releasing the country’s resources from the smothering grip of a mammoth bureaucracy?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fortunately, there are some other societies with vision and courage to experiment. East Bloc countries are now sweeping fundamental changes. They are initiating new courses to dismantle the communist monopoly. They are terminating subsidies to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y are privat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y are lifting price regulation, reforming systems of banking, taxation, and motivation, reestablishing social welfare system. Last but not least, they are trying to buy bureaucrats out of office. They are fighting to achieve new economy which is subject to market forces. As the new Poland cabinet puts it, “to open a new perspective of proper living”, and to give recognition to " skills, knowledge, talent, and willingness to work." Their cause is noble, but the future course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Let us start learning from their experiments; the tuition is being paid by Poles, Hungarians, Germans, Czeches, Russians, and Rumanians. In a couple of years we will find these experiences extremely useful when we have our turn to build a new system in China.

Let me use some humor to underscore my point. Three persons are arguing which profession is the oldest. The doctor says it must be medicine, for illness and disablement emerged along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y needed cure. The engineer disagrees. He contends that manufacturing should be older, since the world itself was produced from the chaos. “Come on,” the politician mocks, “without politics, how could we have the chaos?!” Now Chinese are enduring the chaos created by the politicians. The people are waiting for healing and producing. While conceding good politicians are of very high marginal utility, I speculate that the comparative strength of the bulk of our members is not in the political arena. 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 producing, 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To conclude, I’d like to quote Abraham Lincoln. “The occasion is piled with difficulty, and we must rise with the occasion,” Lincoln said ami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s our case is new, so we must act anew.”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