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科伯恩：我亲历的四场战争

过去十二年发生的四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具有相似性质：国家严重分裂，然后遭受外国势力或明或暗的干涉。莫不例外，西方每次卷入都是火上浇油，将冲突各方推向内战。上述四国的反对派，或部分或全部是顽固的穆斯林圣战者。西方干涉主要是以人道主义或支持人民反抗独裁者和警察国家的面目出现。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军事胜利，没有一个国家的反对派及其支持者最终实现稳定政权。

对比历史上其他武装斗争，上述四国的军事冲突更是舆论宣传战争。报纸、电视和电台记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军事新闻报道和真实情况之间难免存在差异，但是在这四场战争中，外界甚至对战胜者和战败者的身份都存在误解。2001年对阿富汗战争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塔利班已经被决定性地击败，尽管实际上双方还没开几炮；2003年，西方普遍相信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已经被打垮，而实际上伊拉克的军队，包括精锐的共和国卫队，不过是被遣散回家；2011年的利比亚，那些经常在电视上出现、在卡车上操纵重型机枪向敌人的大方向扫射的叛乱武装分子，其实在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过程中贡献有限，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北约空袭；而对于2011年和2012年的叙利亚，外国领导人和记者一次次预言巴沙尔·阿萨德即将倒台，但每一次预言都已破产。

正是有这么多误解，才会有各种惊奇和出人意料的剧情转折。2006年，塔利班再次崛起，因为它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被彻底击垮。2001年末，我成功地驾车从喀布尔到达坎大哈，尽管一路惴惴不安，但最终安全抵达。而到了2011年，我试图重走这条路线，可经过喀布尔郊区最后一个警察局之后，我就不敢沿着大路继续向南走了。两年前的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酒店里住满了前来报道卡扎菲倒台和叛乱武装胜利的记者们。利比亚政权到今天依然没有重新建立起来。今年夏天，利比亚石油出口几乎停止，因为哗变者占领了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利比亚总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发出威胁，将对武装分子用以向黑市贩卖石油的油船“从空中和海上”进行轰炸。

利比亚向无政府状态的堕落，国际媒体鲜有报道，他们早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叙利亚，而最近又在关注埃及。伊拉克几年前曾是无数外国新闻媒体集中地，如今早就从媒体地图上消失，尽管每个月都有上千名伊拉克人丧生（多数是由于对民用目标的炸弹袭击）。今年1月，巴格达下了几天雨，据说花了70亿美元重修的排水系统竟无法处理雨水：有些街道的污水竟有齐膝深。在叙利亚，很多之前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的反对派士兵，一旦掌握控制权就变成了职业的强盗土匪。

并不是说记者们在对自己所见的描述中犯了事实错误。只是，“战地记者”这个词本身（尽管记者们自己并不怎么用）可以解释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撇开其中的大男子主义的调调（macho overtones），这个词让人误以为光描述军事战斗就可以讲清楚战争。但是，非常规战争或游击战总是高度政治化的，而911之后那些奇怪的打打停停的各种武装冲突则更是如此。这并不是说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不重要，而是说，这一切都需要解释。2003年，人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因为美军空袭，成队的伊拉克坦克在巴格达北边的主路上起火爆炸。如果去掉背后的沙漠场景，观众仿佛看到1944年在诺曼底被打败的德军。但是，我爬进其中几个坦克探个究竟，可以看出它们在被炸之前很久就已遗弃。这很重要，因为这说明伊拉克军队根本没有准备为萨达姆战斗到底。这也预示了盟军占领伊拉克的未来。伊拉克的士兵并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因而预期自己能够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保住饭碗，而美国却解散了伊拉克军队，他们当然勃然大怒。受过良好训练的军官大批投向抵抗组织，这对占领军而言是致命的打击：一年以后，美国只能零星控制小部分伊拉克领土。

在某种意义上，战争报道比其他类型的报道更容易，因为事件本身的戏剧和恐怖就足以支撑叙事、吸引观众。有时也许会有些冒险，不过在摄像机镜头前侃侃而谈、身后不断有爆炸的炮弹和开火的军车经过的记者，他/她知道自己的报道在任何新闻播报中都会占据重要位置。美国媒体圈有句老话，“见血头条”（If it bleeds it leads）。战斗的戏剧性不可避免地主导了报道，可是这会让报道极度简化，因为它只传达出了事实的一部分。而这种简化在关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报道中尤其严重和具有欺骗性，因为它们与政治宣传密切配合，将塔利班和后来的萨达姆妖魔化为邪恶化身，从而将这些冲突描写成善与恶之间黑白分明的斗争，这在911之后美国歇斯底里的氛围中更是容易。这其中的重大缺陷则被无视了。

到了2011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的复杂性对于在巴格达和喀布尔的记者来说已经显而易见，对身在伦敦和纽约的编辑来说则不一定。不过那时对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的报道也正在显示出一种内容不同却同样惊人的幼稚。某种版本的1968年精神占据了上风：阿拉伯之春前的对抗突然过时了；一个美丽新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创造出来。评论家乐观地估计，在卫星电视和网络的时代，传统的镇压方式——书报审查，关押，酷刑和处决——已经无法维持警察国家的权力了；它们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博客、卫星电话甚至手机都打破了国家对信息和通讯的控制；YouTube提供了最直观快速地揭露国家的暴力和罪行的渠道。

在2011年3月，大规模逮捕和酷刑轻松地击垮了巴林的民主运动。**信息技术的革新或许会使天平稍稍向反对派倾斜，不过这并不足以防止“反革命”——**例如7月3日的埃及政变。最初上街游行的成功导致了过分自信和对自发行动的过度依赖；对领导、组织、协调和政策的需求都被无视了，而这些需求早已超过一个模糊的人道主义诉求。历史——包括这些国家自己的历史——都无法为这代激进分子和潜在的革命者提供经验。他们没有从1952年纳赛尔夺取埃及政权中获得教训，而当轻而易举的胜利被很快逆转之后，也没有人去问2011年阿拉伯的动荡是否和1848年欧洲革命有类似之处。很多利比亚和叙利亚的知识分子似乎在互联网的封闭系统中生活思考，而对未来的出路没什么建设性的构想。

大多数反对派都公开确信一个坏政府是万恶之源，不过相信自己的宣传话语是引火烧身的念头。伊拉克的反对派真诚地相信伊拉克的宗派和民族问题都是因为萨达姆，只要他倒台，一切都会变好。而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反对派则相信卡扎菲和阿萨德的政权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质疑他们倒台之后国家会不会变得更好都是反革命行为。外国记者大体上也认同这些观点。我向一个西方记者提到几个利比亚武装分子的失败之处，她满不高兴地答道：“只要记住谁是好人就行了！”他们或许是好人，但是，他们非常擅长选择适合媒体报道的地点，无论是埃及的解放广场或是利比亚的前线，这有点令人不安。班加西的抗议者标牌上写着他们自己都不认识的漂亮英文，这无疑是为了方便电视观众。在艾季达比耶（Ajdabiya），班加西往南沿海岸公路车程两小时的一个地方，外国记者经常比反对派士兵还多，摄影师往往需要巧妙地调度他们的记者才能掩藏这一点。那儿主要的危险是被装着重型机枪的皮卡撞倒，因为司机往往会被远处爆炸的炮弹吓到。利比亚武装分子在保卫自己的城市和村镇时起到过作用，不过如果没有空中的保护伞他们根本撑不了几个礼拜。媒体对层出不穷的小规模战斗的注意力让人彻底忽视了关键事实：卡扎菲是被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干涉所推翻的。

这一切都没什么奇怪之处。西方领导人自己也常常和欢笑的儿童以及欢呼的战士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让他们以和蔼可亲的面目呈现给电视观众。为什么阿拉伯的叛乱者不能用同样的公关技巧呢？问题是战争记者非常迅速地接受并宣扬由反对派提供的关于政府暴行的故事。利比亚的最具影响力的故事是，在叛乱区域，政府军队根据上级命令对妇女进行了大规模强奸。一个利比亚心理学家声称在叛乱武装控制区域发放了七万份问卷，回收了六万份。259名妇女自愿承认她们被强奸了；这名心理学家说她访谈了其中的140名。能够在混乱的利比亚东部收集到如此精准的数据，这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她的故事却被不加批判地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卡扎菲的形象，让他遭到世人唾弃。而几周以后来自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一个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称，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这份报告却被完全忽视了。这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宣传策略。另一个例子是叛乱分子炫耀八具政府军士兵的尸体，声称他们是因为向反对派投降而遭己方处决的。后来，大赦国际发现了一段录像，画面显示这八个人在被叛乱分子抓住以后还活着。很显然，他们在被逮捕以后很快被杀，而他们的死却被算在了卡扎菲支持者的头上。

一个讲述暴行的好故事具备两个要点，一要惊人，二要保证不被当场拆穿。1990年有很多报道说科威特有很多婴儿被入侵的伊拉克士兵从恒温箱里翻出来扔在地上等死。这个故事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直到人们发现号称目击这件事的人竟然是当时科威特驻华盛顿大使的女儿；她当时根本没在医院里。记者们也许会疑心，不过他们很少能够直接驳斥掉这样的故事。他们也知道新闻编辑不喜欢被告知一个亮点多多的新闻故事有可能是假的，特别是当其他竞争者也肯定会报道它时。将责任推给“战争迷雾”（fog of war）是容易的，而且战斗中发生的事件很多确实是暧昧模糊、瞬息万变的，因而对报道有时也无法核实。在一场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有比平时更强烈的动机去夸大功绩、掩饰失败，并且通常很难去反驳他们的话。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先生，你有没有想过，战场给了骗子们多美妙的机会啊？”美国内战时南方将领“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曾这样对一个助手说。

当人们在互相射击的时候，试图呆在那儿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当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六月份在叙利亚，当我在采访霍姆斯的地方长官时，他出人意料地声称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占领了叙利亚-黎巴嫩边界上的一个名叫泰勒凯莱赫（Tal Kalakh）的城市，而它之前是由反对派占领的。他建议我去那儿亲自证实一下。反对派则声称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半岛电视台则报道说仍然可以看到城市中有烟雾冒出。我在泰勒凯莱赫城内开车转了三个小时，发现它显然是在政府军控制之下，其间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也没有闻到和看到任何烟雾。城市的部分遭到了炮弹的严重损坏，街道空空如也——尽管一个政府支持者说这是因为“人们在午休”。

战地记者

在大马士革时我呆在名为巴布图玛（Bab Touma）的基督教地区，它不时受到来自反对派占领区的迫击炮弹的攻击。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几百英尺外的地方有四个人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而丧生。我立刻去了那儿，看见有一具尸体盖着白布；街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小弹坑，看上去是迫击炮弹爆炸弄出来的。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屡次声称这个死人是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目标是一座基督教堂；他们甚至说出了他的名字。总算有一次能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街上的闭路电视录像显示，有一个瞬间，从天而降的迫击炮弹映照出一个路人的白衣服。他当即被炸死，后来被错误地认成了袭击者。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后来为这一错误道了歉。

凡此种种，政治偏见和简单错误叠加产生了错误报道，不过这跟“战争迷雾”没什么关系。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是，第一手报道无可替代。记者们很少会承认他们依赖于二手资料或怀有偏见的新闻来源。更麻烦的是，很多出现在新闻事件里的受访者经常自以为是。在巴格达，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幸存者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袭击者引爆炸弹前几秒钟的面部表情——他们忘了如果真靠得这么近，早就死了。最好的目击者是卖香烟的小男孩，因为他们为招揽顾客，会时刻注意周围的人。

事实上，战争并不比和平更加扑朔迷离，有时反而透明度更高。隐藏重大进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它的影响——正规军士兵、游击队员和平民——而且一旦战斗开始，当局阻挠记者行动的能力会越来越小。谁控制了领土、谁占了上风或落了下风，这些很难成为秘密。知情人也越来越容易找到。危险时期，无论是在贝尔法斯特、巴士拉或大马士革，人们对附近的任何潜在威胁都变得异常敏感：小到一张新面孔，大到一支军队的到来。政府或军队可以靠禁止记者进入来守住机密，但是这样的代价就是让其敌人填补信息的真空。叙利亚政府基本拒绝发签证给外国记者，这就让它自己处在一个政治上的不利处境，而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才有所扭转。

2003年之后的伊拉克，随着危险的增加，有一个传言是外国记者根本没有亲眼目睹各种情况，因为他们早就成了“酒店记者”（hotel journalism），从来不离开那三四个固若金汤的酒店。这根本是谬论。恰恰相反，这些酒店经常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目标。那些害怕离开酒店的记者早就明智地选择了最佳的防护措施——根本就不去巴格达。我曾经以为，那些最容易死亡或被绑架的记者是那些没经验的生手，为了一举成名而甘冒惊人的风险。但是，我知道的那些牺牲的战争记者，例如1989年在萨尔瓦多去世的大卫•布兰迪（David Blundy），2012年在叙利亚去世的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都具有丰富的采访经验。他们唯一的错误是以如此高的频率去危险的地方，因此他们被子弹或炸弹击中的概率很高。混乱的游击战斗，零星的炮火爆炸，没有清晰的前线的战争是尤其危险的。2004年，在幼发拉底河旁的库法（Kufa）城外，我几乎死于什叶派武装分子之手，而那之前他们刚刚和美军陆战队交过手。我戴的当地头巾似乎露馅儿了，他们将信将疑，以为我是间谍。不过那个头巾只是一个简单的掩饰，为的是能够穿越从库费到巴格达一路上的逊尼派村庄。

有人以为外国记者仅仅是躲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喀布尔的酒店，这是荒谬的想法。**稍微切实些的指责是他们太过关注交火和战斗，这些仅仅是战争的烟花，而忽略了整个图景，正是后者对战争的后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个记者堂而皇之地说：“鄙报不做‘轰隆新闻’（“bang-bang journalism”）”，他没有一个同事在第一线报道叙利亚战事。不过，“轰隆”很重要：也许离开了政治就无法解释战争，但是同样，离开了战争也就无法理解政治。美军占领伊拉克初期，我去了在巴格达的al-Dohra发电厂，美国士兵遇袭，一死一伤。相较于后来的游击战，这次不是什么大事件，不过，血泊虽干，一旁的当地人却对此击节称赏。“我们很穷，不过我们也要杀鸡庆祝。”其中一个人说，“真主保佑，这类行动会更多。”

跟随美军、英军一起行动的坏处是，记者们最终和这些士兵有了相同的经历，从而想法也变得相似。士兵对随军记者的安全极其重要，并且和记者面临同样的危险，记者自然而然会把自己和这些人紧密联系起来。军队同样喜欢这种随军机制，部分因为他们可以挑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记者，排除那些更加具有批判性的。对于记者来说，与直觉相反，这其实会让他们错过战争的关键部分，因为有经验的游击战指挥者会自然地攻击敌方力量薄弱或真空部分。任何随军的人经常会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2004年，海军陆战队突袭费卢杰（Fallujah）并杀死众多反抗者，当时在巴格达的新闻媒体大部分都在场。这是一次著名且曝光度很高的胜利，但是同时，反抗者的反击却被基本忽略了：他们随后占领了一个比费卢杰大得多的城市摩苏尔（Mosul），而美军却从那儿撤退。

认识战争的方式所发生的最糟糕的变化，源于两年前一次被认为是完全正面的进展。卫星电视以及运用Youtube、博客和社交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被描写成具有解放作用的创新。警察国家对信息的垄断，从叙利亚到埃及，从巴林到突尼斯，都被打破了。不过叙利亚的动乱进程显示，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也会传播宣传和仇恨。虚假的暴行故事对战争是有影响的：如果一个利比亚武装分子相信他所打击的政府士兵被命令去强奸妻儿，他不可能对战俘手下留情。

利比亚战争后，情况更糟。在叙利亚，揭露叛军—政府军双方暴行的YouTube战争，在对两边的影响上甚至超过了实际战斗本身。卫星频道，例如半岛电视台，就依赖于这些宣传视频。很多这些暴行是真的。叛乱分子可以在影片里看到大批坟墓，埋葬着毒气战的受害者，以及被固体汽油烧死的儿童。生活在大马士革政府控制区域的居民夜不出户，而是坐在家里看政府军战俘被砍头、基督教牧师和阿拉维派士兵被割喉的视频。这些镜头很多是真的，但并不全是。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位记者最近探访了一处叙利亚难民营，他发现10岁孩子在看YouTube视频，画面中有两个男人被电锯斩首。视频的注释声称受害人是逊尼派叙利亚人，而杀人者是阿拉维派：实际上，这段影片来自于墨西哥，是贩毒头目为了威吓敌手而干的。

类似的虐杀电影在网上大量流传，这解释了叙利亚冲突为何如此惨烈，双方为何如此又恨又怕。这也解释了谈判为何如此困难。假设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北方）士兵反复观看邦联（南方）士兵剖开平民身体，然后吃掉心脏，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本文原载于《伦敦书评》2013年第35卷19期，第38-39页，原标题：Four Wars；作者帕特里克·科伯恩自1979年起成为中东记者，先后为《金融时报》、《独立报》工作；李维坦/译）